【“郁达夫与鲁迅”专栏】之十二《郁达夫忆鲁迅之八》

【“郁达夫与鲁迅”专栏小编提示】

曹丕《典论·论文》中有一句流传至今的话:“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这一极具普遍性的现象并不适合于鲁迅和郁达夫。鲁迅一生"骂"过不少人，且以尖刻闻名，但对郁达夫却从没有过微词。他虽反感创造社同仁一副"创造"脸，但觉得郁达夫脸上"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鲁迅、郁达夫这一对文坛密友,在现代中国文坛被传为佳话, 他们之所以会成为至交,因为他们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又都是追慕“真”的人,待人真诚,做人很真实,让人体会到一层实在,都是追求真挚之人,彼此之间更是真诚以待。两人也都是颇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文学创作的路途上,互相理解,携手并进,共进退,甚至同时遭难,并尽全力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编辑刊物,不遗余力;发掘新人,给以帮助,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发展的平台,较为适合的环境,中国现代文学事业蓬勃发展当中应该说他们的功劳是不可估量的。今后十四天特辟“郁达夫与鲁迅”专栏，以飨读者。

郁达夫忆鲁迅之八

自从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我上上海去的中间，无论如何忙，我总抽出一点时间来去和他谈谈，或和他吃一次饭。

而上海的各书店，杂志编辑者，报馆之类，要想拉鲁迅的稿子的时候，也总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鲁迅交涉的回数多，譬如，黎烈文初编《自由谈》的时候，我就和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它，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所以，鲁迅当时也很起劲，《伪自由书》、《花边文学》集里许多短稿，就是这时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转交的。

此外，像良友书店，天马书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学》杂志之类，对鲁迅的稿件，开头大抵都是由我为他们拉拢的。尤其是当鲁迅对编辑者们发脾气的时候。做好做歹，仍复替他们调停和解这一角色，总是由我来担当。所以，在杭州住下的两三年中，光是为了鲁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后总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但记得就在他作故的前两个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诉了我以他的病状，说医生说他的肺不对，他想于秋天到日本去疗养，问我也能够同去不能。我在那时候，也正在想去久别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们最近的社会状态，所以也轻轻谈到了同去岚山看红叶的事。可是从此一别，就再没有和他作长谈的幸运了。

附：鲁迅与郁达夫在上海的主要革命活动

1928年春，与鲁迅一起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

1928年6月，与鲁迅编进步文艺月刊《奔流》;

1929年1月，与陶晶孙合编进步刊物《大众文艺》;

1930年2月，与鲁迅等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1930年3月，与鲁迅等一起发起在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左联作家联盟;

1931年12月19日，与夏丐尊、胡愈之、周建人、丁玲、傅东华等一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

1932年1月28日，与鲁迅等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

1932年2月5日，发表与鲁迅、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四十三人签名的《上海文艺界人士告世界书》；

1932年2月，与戈公振、陈望道等三十五人组织了“中国著作家抗日协会”，并被协会公推为编辑委员和国际宣传委员；

1932年7月，与鲁迅、茅盾、柳亚子等三十二人联名致电国民党南京当局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以重人道”；

1933年1月，与鲁迅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5月，与鲁迅领衔签署发表《为横死的小林遗族募捐启》;

1933年5月，为营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丁玲、潘梓年四处奔波，并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致电南京当局，要求释放丁玲和杨杏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