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文章】王同兴|驳《为什么诗词的所谓“新声韵”是一条歧路》

倡行今韵,正路一条

——驳《为什么诗词的所谓“新声韵”是一条歧路》

彤星


  最近,友人传来一篇讲座文稿《为什么诗词的“新声韵”是一条歧路》,作者是曾少立先生。他说:“我还没有看到哪位平水韵的主张者,能够痛快淋漓地驳倒新韵的主张者。以前网上有个《关于传承历史文化、反对诗词“声韵改革”的联合声明(笔者按:不是声明,而是宣言)》……实际上也没把问题说透。”他颇为自负地认为他说的理由就能“痛快淋漓地驳倒新声韵”。但在笔者看来,曾先生所说的理由并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是《宣言》里一些说辞的重复或旧有老调的重弹。

  先看维护平水韵的理由。《宣言》说:“《平水韵》始终不是一种活在口头或曾经活在口头的现实语音,而是一种拟合的、长期保持恒定的'书面语音’。”曾先生则说:平水韵“是一个凝固化的音声体系。实质上它是一种书面的拟音体系”;“它从来不是一种现实的语音,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存在过可以具体发音的'平水音’这么个东西。”请看,这两种说法何其相似!

  笔者在《声韵改革不容否定——驳一篇所谓的<宣言>》(见《中华诗词》2009年第6期)一文中就指出:“平水韵并不是一部韵书的名称,而是一种分韵体系。它的源头是隋人陆法言编撰的《切韵》。《切韵》是适应隋王朝统一后文化上需要全国统一的正音标准而出现的。”它实际是陆法言对二十年前由他父亲陆爽召集、有学者型官员刘臻、颜之推、卢思道、萧该等八人参加的关于编写新韵书的讨论所作记录的整理,时在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很难想象,《切韵》的编者和那些参与讨论的官员不是根据现实的口语语音来审音立韵,而是凭空“拟音”。《切韵》被唐朝采用,并略加修订而定为官韵,即《唐韵》。所以,王力先生说:“这种韵书,在唐代,和口语还是基本一致的;依照韵书押韵,也是比较合理的。”(《诗词格律》,中华书局,1977年12月第2版)《切韵》是韵书,实际也是字典,它对每个韵字都有注音,用的是“反切”,如东字的反切是“都笼”,和今天的读音一样。所谓平水韵“从来不是一种现实的语音”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主观臆断。

  再看否定普通话的理由。《宣言》说:“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民族融合、大迁移、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其他各种不可预测的因素,都可能造成现实语音的重大变化,现代科技则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使语音的传播更加迅疾,同时也可以使语音的改变更加迅疾。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我们今天的普通话,会是我们民族从此一成不变的终极语音或不再发生变化的语音。我国任何一种大的方言,都存在成为普通话的潜在可能性。”曾先生则说:“现在普通话的普及,是借助了现代传播技术这个利器……但是,现代传播技术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它能迅速地将一种语音普及到全国,也能将一种语言颠覆,而以另一种语言取而代之。粤语对很多人来说够难的了吧。可是,如果因某种原因首都迁到广州,政府宣布以粤语为新的普通话。一夜之间,广播、电视开始以粤语播音,全国粤语培训班雨后春笋般涌现,狂轰乱炸。我想不出十年,顶多二十年一代人,粤语这种新的普通话,全国人民都会说了。这个改变的成本,从巩固统治的角度来说,应该是不大的。”你看,二者对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的认同,对普通话必变的预见,何其一致。

  众所周知,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约六千年前就有了文字。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汉语既有变化性,又有继承性(延续性),而普通话就是汉语发展的现代结果。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也是联合国的通用语之一;它已上了国家《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使用普通话已成为我国公民的权利。目前,普通话的普及率已达百分之七十,到2020年将基本普及。有法可依、规范齐备的普通话是建设现代化强国不可或缺的软实力。在这样自觉使用普通话的时代,语言仍要发展,如新词汇的出现,新的语法功能的形成,某些字音的变更等等。但就语言三要素的基本词汇、基本语法和语音系统来说,将是长远稳定的,不可能发生“颠覆”性变化。因为普通话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命脉所在,我们会更加自觉地加以维护和保卫。它只能越发展越丰富、越精彩,伴随中国人民走向美好的未来。应当看到并重视新技术(如网络)对语言生活的影响。国家已从维护汉语的健康发展出发,依法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实践证明,新技术(如网络)起到了丰富汉语词汇的作用,其负面影响也存在,但是可以管控的,根本起不到“颠覆”作用。对普通话能起到“颠覆”作用的,只有推翻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曾先生所说的出现“首都迁到广州”的改朝换代,也就是《宣言》所说的“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笔者认为,这只能是痴人说梦。当代中国,从语言生活的主流现实来看,就是普通话的世界。曾先生所谓“诗词的声律不能与现实语音挂钩”的论断,是完全不顾事实的虚假命题,用老百姓的话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宣言》说“'声韵改革’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极不负责任”。曾先生则说:“前人的诗词遗产决定了不能采用取消入声的新声韵。”请看,二者在一唱一和,以继承文学传统,具体来说就是继承诗词遗产为由,反对新声韵。其实,这是反对新声韵的老生常谈。

  新声韵的倡行者从来没有否认古典诗词是宝贵的文学遗产,并主张继承发扬其中饱含的优良传统。根本分歧在于如何对待诗词的格律上。

  诗词一讲押韵(韵律),二讲协调平仄(声律),这是诗词最主要的两个格律要求。韵和平仄(声调)属于语音,是要通过具体的语音(音节)表现出来的。平仄协调可以增强诗句的节奏感,押韵可以“构成声音回环的美”(王力语)。由此可见,声韵律构成了诗词的音乐美,成为诗词的一大艺术特征。这是一份优秀遗产,是诗词的精华之一,也可称为一种国粹。毫无疑问,对这份遗产是要继承和光大的。声韵律实际上是对汉语语音的合理运用。唐初定型的近体诗采用《切韵》为押韵取声的标准,这是唯一合理的选择。因为它基本符合现实的口语语音。《切韵》经过唐、宋、金的几次修订,最后形成一百零六韵的平水韵。这些修订只是韵目的增减分合,并没有改变《切韵》的语音系统,可以说平水韵是《切韵》的归宿。所以唐人的近体诗是符合平水韵的。问题是“宋代以后,语音变化较大,诗人们仍然依照韵书来押韵,那就变为不合理的了。今天我们如果写旧诗自然不一定要依照韵书来押韵的”(王力《诗词格律》)。当今,谁能否认平水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普通话语音这样一个事实?既然如此,声韵改革的提出,新声韵的实行,就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用新声韵(今韵,普通话声韵)取代旧声韵(古韵,反映中古语音系统的平水韵)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诗词格律的要求。

  近体诗的声韵律,即押韵和协调平仄的规则,是一回事,用哪种语音作为押韵取声的标准又是一回事,前者可以恒定不变,而后者是要与时俱进的,完全可以变更的。宋人作词,同样遵行声韵律,却对平水韵有所突破,如东与冬,江与阳,真与文、元(半),寒与元(半)、删、先,萧与肴、豪,庚与青、蒸实行通用(通押)。这是因为词起于民间,文人写词也多采用口语的结果。这就证明平水韵已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当时的语音实际。当然,从总体上看,所谓词韵仍属平水韵。曲是词之余,好多曲牌与词牌不但名字相同,谱也一样。元人作曲,也遵行声韵律,却抛开了平水韵,而采用《中原音韵》。因为元代汉语语音出现了更大变化,即“平分阴阳,入派三声”。这里的“入派三声”不是周德清硬把入声分派到平、上、去三声中,而是现实的中原音已经没有了入声,旧有的入声字已变读为阴平、阳平和上、去声,他不过是按现实的读音把入声字做了新的排位。元曲的平声是阴平和阳平,仄声是上声和去声,没有了入声,丝毫没有影响元曲的音乐美。当代诗词继续采用平水韵,用普通话读来往往出现音韵不谐、平仄失调的问题,这就有损诗词的音乐美。例证俯拾即是,不举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使用新声韵,别无办法。这是对传统格律的继承和光大。

  平水韵确实属于历史文化,它对诗歌的繁荣发展起过积极作用。我们今天学习古典诗词时也要了解它,特别是要弄通诗词格律,更要通晓它。但这种了解和通晓仅仅是为了欣赏古代诗词、学习诗词格律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使用。这就是倡今知古。现在谁能完整地读出《切韵》的读音?我们读古典诗词,只能读成普通话语音,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古典诗词的领悟,正如我们读《诗经》,也只能用普通话读,而不能用上古语音读一样。平水韵并不是诗词格律的本质。把“隔断和消解历史文化”的罪名和拒绝对“前人文化遗产的继承”的指责加于新声韵是毫无根据的。

  《宣言》说新声韵“割断了与海外的文化纽带”。曾先生则说新声韵“阻碍了大陆与其他华人地区的交流”。你看,两者又在一唱一随。不可否认,汉语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很大。但这文化影响的根是在中国。现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只能使用普通话,孔子学院只能推介普通话;至于汉学家研究平水韵那又是一回事。新加坡是华人较多的国家,已推广普通话,使用《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汉字。诗词使用新声韵,海外华人也是可以理解和支持的。即使不赞成也没关系,他们可以仍用旧韵。因为新声韵的倡行者并不反对有人继续使用旧声韵,可以双轨并行,让人民大众做出评判和选择。至于同海外诗人的唱和,既可以步原韵,也可不步韵,要在真情实感,不在声韵。现在,我国与海外的文化联系,包括与华人地区的交流,空前紧密频繁,并没有因声韵改革而是受到“阻碍”。

  曾先生说:“入声是一个特殊的声韵,对表达激越的情绪有特殊的效果。词中诸如《忆秦娥》《满江红》《声声慢》《念奴娇》等十多个常用词牌》例押入声”,新声韵把“押入声韵的词牌一例改为押去声韵(笔者按:这是曲解,应是押上声韵、去声韵或上去声通押)”,这样会“影响对激越情绪的表达”。这不过是寓真先生“有些词牌,如《满江红》《念奴娇》用入声韵已成定式”,“只有用入声韵才能写出那种铜琶铁板式的豪放、雄亢的气势来”(见《中华诗词》2006年第8期)这种老调的重弹。批驳这种不实之词的文章已有不少,发在《中华诗词》上的有笔者的《也谈所谓定式》(2007年第3期)、尹贤的《<满江红>完全可以不用入声韵》(2014年第7期)。这里不得不再说几句。诗韵也好,词韵也好,只是一种语音,是音乐美的载体,只起美听的作用。至于作品的思想情绪如何(包括昂扬激越、平静安详、欢快乐观、愁苦低沉等等),是通过作品的整体语言表达出来的,与押什么样的韵(即平声韵、上去声韵、入声韵)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基本的文学常识。例如,同样是《满江红》词牌,同样用入声韵,岳飞写出了“怒发冲冠”的激烈,周邦彦写出了“昼日移阴”的柔婉。李清照那首《声声慢》(寻寻觅觅)用的也是入声韵,表达了“激越的情绪吗”?戴复古的《满江红·赤壁怀古》用的是上、去声韵,却表现了豪放劲健的情绪。今天,我们已读不出入声来,所谓入声的“特殊的效果”、“特殊的韵味”谁能体会到呢?请读这首诗:“顷刻八千里,长空展银翼。为觅江南春,却望天山雪。”(载《中华诗词》2005年第11期)谁能读出“翼”和“雪”的入声来?只能读作yì和xuě,已毫无韵味。请再读孔祥元的《满江红·观油画<狼牙山五壮士>》(载尹贤编著《新韵诗词曲选评》,作家出版社,2006年12月):

立地擎天,好一组英雄雕像。矗立在狼牙山顶,亿民心上。昔日烽烟虽已灭,当年豪气依然壮。问缘何,岁月渐遥深,眸犹亮。

看华夏,清波漾;观世界,风雷荡。见东洋魑魅,又掀浊浪。罪史重修翻铁案,妖神屡拜摇幡幛。告儿孙,旧耻要常温,休都忘!

  这里用的是新声韵,押的是去声韵,不是照样写出了“激越的情绪”吗?

  曾先生“痛快淋漓”的一大篇讲话,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呢?笔者觉得,那一大段关于“诗词的音声表达是吟诵”的说教大概是吧。不过几乎全是言不及义的废话。吟诵当然是“诗词的音声表达”,但不是“诗词的音声表达”的唯一,念读、朗诵、歌唱都是“诗词的音声表达”。这些表达方式与诗词采用新声韵还是旧声韵根本没什么关系。曾先生所说的“平长仄短入更短”的处理,不过是吟诵的一种方法,但把这种方法说成是不会误用入声字的“奥妙”所在,就玄虚得离谱了。古人是如何记住入声字的,笔者不敢妄说,但知道今人主要是靠死记硬背,其次是寻规律、找窍门。外语都能学好,记住千八百个古入声字,完全办得到。须知只有记住古入声字,说得全面点,只有熟悉平水韵,才能按“平长仄短入更短”的方法吟诵的。舍此,说得天花乱坠,也是没用的。

  新韵之行不过三十来年,却不断受到习惯力量的围追堵截。但每次围剿都以失败告终。新韵诗词不可阻遏地登上了当代诗坛。第二届华夏诗词奖评奖以来不断有作品获奖(包括一等奖)就是明证。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倡行新韵是诗词自身的艺术要求,是时代的需要,是诗词创作的一条正路,一条光明之路。

【作者简介】

王同兴,笔名彤星。男,1940年生于黑龙江宁安。曾任鹤岗市文联主席。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协会会员,黑龙江省诗词协会常务理事,鹤岗市诗词楹联协会主席。著有《彤星诗稿》《晚得斋吟稿》《诗词声韵谈》等。获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第四届华夏诗词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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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7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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