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两京与京都赋

都城作为国家的首善之区，地位举足轻重。纵观东汉历史，不仅由始至终伴随着两京之争，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催生了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京都赋。《昭明文选》将赋置于诸文体之首，又将京都赋列于赋的首位，应有文学、政治的双重考量。

发挥奏议论事功能

西汉初年，就定都长安还是洛阳的问题，君臣进行了多次讨论。东汉初年，围绕两京问题再次出现不同声音。光武帝刘秀虽定都洛阳，但西土耆老与山东权贵在定都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建武六年（公元30年）和十年，光武帝先后两次亲幸长安，拜祭祖庙。建武十八年，光武帝又重回长安，并于次年敕令整修长安宫。

关于光武帝第三次西幸长安，《后汉书》记载：“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将史歆叛，遣大司马吴汉率二将军讨之，围成都。甲寅，西巡狩，幸长安。三月壬午，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针对此事，东汉学者杜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他在赋中写道：“其三月丁酉，行至长安。经营宫室，伤愍旧京，即诏京兆，乃命扶风，斋肃致敬，告觐园陵。凄然有怀祖之思，喟乎以思诸夏之隆。”尽管史书与赋之间存在文体差异，表现方式与行文风格也不尽相同，但通过比较可发现，《后汉书》先言蜀郡守将叛逆事，继而写光武帝幸长安，故光武帝的巡狩祠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有震慑西南、彰显国威的性质。再看《论都赋》中的表述，杜笃着重强调光武帝“伤愍旧京”“凄然有怀祖之思”等主观情感要素，将光武帝第三次西幸长安描述成经营宫室、告觐园陵的伤旧怀祖之行。

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与杜笃写作《论都赋》的目的有关。杜笃以《论都赋》向光武帝进言，此作虽名为赋，但实同奏议，只不过语言比较委婉纡徐而已。这也为文人积极参与政治提供了一种不论官阶等级、可进可退的进言方式。相比奏议，《论都赋》虽然提议迁都长安，但在谋篇布局上，杜笃却在赋中借“客”的口吻申述西土耆老的真实想法——“利器不可久虚”，反而将自身设定为支持定都洛阳的角色。

赋主文而谲谏，可在君臣想法不明朗或不一致时，为彼此留下试探与缓和的弹性空间。早在西汉时，扬雄即作《蜀都赋》，但尚未在其中探讨定都问题，而杜笃则开启以赋为奏议、以论为体式探讨两京问题的先河，将赋视为探讨国事的一种特殊的政治话语。随后，傅毅的《洛都赋》《反都赋》、崔骃的《反都赋》、班固的《两都赋》等皆以赋的形式对两京之争进行讨论，呈现出新的价值理念与创作特点。

呈现儒学价值理念

东汉定都洛阳，导致“西土耆老，咸怀怨思”，面对诸多“陋雒邑之议”，班固“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本着这样的写作初衷，班固将此赋结构安排为“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班固“不在规模和繁华的程度上贬西都而褒东都，而从礼法的角度，从制度上衡量此前赞美西都者所述西都的壮丽繁华实为奢淫过度，无益于天下”（赵逵夫《〈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这样一来，班固就避开了杜笃《论都赋》所盛赞的关中地理形胜、物产富饶，重点称颂洛阳“顺时节而蒐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两都赋》），以儒学理念为内核，将洛阳塑造成礼制之都。

班固的儒学理念，既有家学渊源，也受当时政治风尚影响。光武帝即位冀州，班固之父班彪作《王命论》，阐释“汉德承尧”，凸显帝王受命祥瑞、皇权天授的合法性与正统性。班固作《汉书》，其宗旨是“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汉书》卷一百下）。

班固对赋的理解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以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两都赋》）。《两都赋》不重抒发情感，而要表现思想观念。并且，“同该赋中强调礼制、强调崇儒思想相一致，赋的语言典雅和丽，节奏步武从容，和銮相鸣，可谓金声玉振，有庙堂朝仪的风度”（赵逵夫《〈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班固自评《两都赋》“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由此可看出他注重赋作的思想倾向与现实效果。故与其说《两都赋》是称颂东都洛阳，不若说是称颂东汉崇儒尚礼的治国策略。

论述赋家治国之道

张衡的《二京赋》虽以“二京”命题，仍写长安和洛阳，但其主旨已不在两都之争。东汉晚期，两都之争已不再是问题焦点，张衡看似是在模仿《两都赋》，实际上是依托旧题材，揭示当时政治上的新问题。

《后汉书·张衡传》记载：“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张衡讽刺的是东京的奢靡，但不便直言现实，因此，大力写西京的豪奢，借讽喻西京间接指斥东京“莫不逾侈”。此外，张衡在叙写西都长安富丽豪奢的同时，还根据现实生活描写长安的风俗民情，如他写融歌舞、杂技、幻术于一体的表演：“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在极写乐舞百戏后，紧接着言道“取乐今日，遑恤我后”，对心奢体忲进行批判和讥讽。可以说，《二京赋》突破了汉大赋寓讽于劝、劝百讽一的藩篱，也不同于班固的颂美主题，奢侈张目的《西京赋》与节俭为宗的《东京赋》形成鲜明对比，批评规勉之意远高于以往的京都大赋。

张衡青少年时即有志于学而无心虚名。张衡作《二京赋》，有意将其批判的现象集中在西京，治世之理想置于东京。赋末还有七百余字的总结，意在警戒穷奢极欲之害，申述治国为君之道，与其入仕后的奏疏在观点上有密切关联。

《二京赋》没有像《论都赋》那样陈述长安与洛阳的优劣，考量两京之争的得失；也与《两都赋》称颂洛邑制度之美，宣扬汉家的儒学治国理念不同。张衡在《二京赋》中致力于将个人的情感与历史的情感、国家的情感融为一体，使京都赋成为一种可以言志抒情的新赋体。

综上，在汉代不同时期，对两京问题的争议潜移默化影响了京都赋文体风格的发展与演变。同时，京都赋的发展演变与时代推移、君主对赋的认同和提倡、赋家身份地位变化等息息相关。京都赋不仅是汉代文人心系朝廷、积极仕进的一种表达途径，同时也成为他们向帝王建言献策、申述自身主张的特殊话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18ZDA23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