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济万（1903—1963）
当丁甘仁将福州路的诊务交给丁仲英让其自立门户时，他觉得自己已经尽了作为父亲的责任，因此他全心教育长孙丁济万（图10.4），并立丁济万为继承人。丁济万从小就帮助祖父打点事务。在学徒时期，每天当丁甘仁行医时，丁济万就在一旁观察学习，受益良多。此外，他还经常有机会接触上海的其他名医和他叔叔的朋友，包括夏应堂、黄体仁、余景和、曹颖甫等（这些人在前一章都介绍过）。丁济万身材修长，不管是外貌还是行为举止，都颇似他的祖父。病人们也开始习惯看到这祖孙俩并排坐诊，因此丁济万到了18岁，由青少年成长为成人的时候，病人也欣然接受了他的医治。
就这样一起行医几年后，丁甘仁又开始了第三次搬迁，这一次是搬到不远处的登贤里，房子坐落在白克路和帕克路的拐角处。他认为对孙子的教育已经完成。开设登贤里诊所目的是为了帮助他的三儿子丁涵人（1901—？）也能在医界站稳脚。然而，这一次丁甘仁的计划没有实现。家庭的富裕和父亲的大方使得丁涵人染上了赌博和抽大烟的毛病，成了家里的害群之马。而另一方面，他的侄子丁济万却充分利用了一切条件。丁济万聪明、勤奋，在医学和人际关系方面都颇有天赋，因此很快成为上海人争相聘请的医生，他的人生和职业生涯如一面镜子，折射了上海在20世纪20、30年代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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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丁济万（丁家）
丁济万每天九点到十点之间开始给病人看病，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大概要接诊一二百号病人，这些病人都会在两间候诊室里耐心地排队等待。在第一间候诊室排队的是挂两角普通号的病人，第二间是专门留给付一块二的“拔号”病人。当初设立“拔号”是为了让重病患者能够先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拔号”就成了有钱有势病人优先的一项制度。更为显赫的病人把丁济万好友的介绍信放在汽车挡风玻璃的雨刮器下面，人就在私家车里等。看病要按照病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高低排序，而且看病的速度也不一样：有钱的病人可以与医生多聊一会，说说笑笑，而普通病人则一次看三个人。丁济万坐在诊室中央的一张大桌子后面，第一个病人问问情况，第二个病人则搭搭脉，然后向旁边的学徒口授再前一个病人的处方与后一个病人的脉案。丁济万口授的脉案大多数不过百字，每句话四至六个字，先列举病人的主诉和病机，然后是处方。丁济万有一绝，他在口授脉案时的音调很像佛教的吟诵，让等待的病人听后心静不少。这种独有的习惯是多年唱戏吊嗓训练和呼吸吐纳的结果。丁济万很喜欢京剧，年轻时跟随不少名师学过。有人还说他有着超常的记忆力，而且很专心。当然，中医强调的是能够参透问题的诸多表象抓住本质，因此当有人问起丁济万如何能够同时给这么多人看病时，他坦然地回答“简明扼要”。
上午的接诊结束后就是午餐，然后他小睡一会儿。大概在四点左右，丁济万就开始每天的出诊。他乘坐的不再是祖父那时坐的马车，而是一辆时髦的小轿车，跟随出行的有一二个学生，还有一个保镖，带保镖是当时社会流行的做法。六个小时的巡诊结束后，大概在晚上十点左右，丁济万回到自己的住所，与弟子、家人和朋友一起吃饭。晚饭后，他开始处理生意上的一些事情，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丁济万喜欢拳击比赛和戏剧表演，但他更喜欢的是京剧。他跟周信芳（1895—1975）、言菊朋（1890—1942）、谭富英（1906—1977）等当时著名的戏曲家都是直呼其名，交情颇深，也经常邀请他们来家唱堂会。
当时在中国的各个阶层中，抽鸦片都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人们逃避一周辛苦工作压力的一种方式。当然鸦片也分好几个等级，丁济万的鸦片是最上等的，他还通过黑社会的关系为其圈子里上层社会的熟人和朋友搞到那些上等货。这些人包括国民党的精英人物如大上海市市长吴铁城（1899—1953）将军、国民党总秘书长吴绍澍（1906—1979）、国民党上海党魁吴开先（1898—？）、上海教育主管潘公展（1895—1975）。丁济万与军队高层也有交往，还给他们看病，这些人包括宣铁吾、余叔平、张师、卢英等。在上海被日本占领期间，他还给通日的陈群（1890—1945）和李士群（1905—1943）治过病。但据笔者考证，他没有给日本军官看过病。其他的一些病人包括：人见人怕的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1897—1946），还有很多演员、艺术家和作家，以及国民党时期横行上海的黑社会秘密社团人员。
秘密社团是这些复杂社会关系最直接的体现。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黑社会的青帮和红帮变换成了共济式的兄弟会，渗透进入了正式的社会团体，从而进一步逐渐渗透进入了联合政府体制。这些帮派从事鸦片走私、赌场、卖淫业，同时承担了很多国民党见不得人的肮脏活动。但他们也资助同乡会等组织，还组织生意往来、为人牵线搭桥、仲裁纠纷，起着半官方的商会功能。丁济万为各个帮派的人看病，并且圆滑地与所有帮派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在这些年里，他的诊所变成了一个“中立场所”，在这里，人们不仅仅来看病，还来解决冲突，交换信息。
虽然他是青帮成员，丁济万与其他帮会的头目们都有着不错的关系，这包括上海抗战前权势最大的杜月笙（1888—1951）和徐郎西。通过与这些人结交，丁济万给自己买了一份人身保险。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富有之人常有被绑架、家人被索要赎金的风险，好几个名医就遭遇过这样的命运，如丁济万的叔叔丁仲英和他的好友、新中国医学院院长朱鹤皋（1903—1995）。丁济万还受益于那些一直不断给他提供上等鸦片和生意内幕消息的各种关系。
此时，丁济万行医的年收入超过了祖父，但他仍然与其他的名医竞争。他开设了一家工厂，生产中药，还投资股票和其他的一些实业，但都以失败告终。丁济万依赖广泛的社会关系获得人们对其医学领域内事业的支持。例如，他的杂志《健康周刊》的刊名就是著名的书法家袁克文所题，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而袁世凯本人在1913年也接受过丁甘仁的治疗。丁济万在刊物创办之初，还成功地委托国民党创始人之一的蔡元培（1868—1940）为这刊物写过一篇文章。获得像袁氏和蔡氏这样的文化界领军人物的支持，极大地提升了《健康周刊》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声誉，保证了后来刊物的成功。
丁济万在祖父创办的学校曾担任管家一职，这同样受益于他广泛的社会关系。1931年，当他接管学校成为学校的校长时，首要任务就是让学校恢复成为上海最好的中医学校。为了呈现一个更加现代化、更有活力的形象，他把校名改为上海中医学院，由理事会监管。而理事会的构成则表明，这个理事会只不过是借现代和社会监管之名行家庭管理之实。理事会董事长是丁仲英。这表明，不管他和侄子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竞争，丁仲英仍然觉得必须支持父亲的事业，理事则从上海的医学界、商界、政界的名人中召集。有医学背景的成员包括谢观、马寿民、夏应堂等，都是丁家的好友、同僚。非医学领域的成员则提供了政治影响和保护，这些人包括最高法官和刚成立不久的国医馆主任焦易堂、上海商会主席林康候（1875—1965）、青帮的杜月笙和顾竹轩（1885—1956）。
丁济万还加强了学院内部组织管理，在关键岗位上任命了一些新职员。其中最成功的是任命丁甘仁的弟子、德高望重的临床学家黄文东为教务主任。在上海被日本占领期间，黄文东尽全力维持学校的完整，他的忍耐力和努力精神也鼓舞着学校的学生。在1931年到1948年间，学校多次遭到炸弹破坏，并且被迫不断搬迁，教学也经常只能因地制宜地开展，在此期间学校仍然培养了654名毕业生，比当时其他任何一所中医院校都多。
学校能够生存下来的另外一个原因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学术因素。学校拥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人物。这里特别要提一下丁济万的弟子，其毕业生能够获得进入社会关系网的渠道，这对他们的职业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何时希，1929年至1934年在上海中医学院学习，曾经坦诚而公开地讲述了这些关系对他们来说是何等重要。在学习期间，何时希师从当时主管临床的上海名医程门雪。何时希来自上海本地最古老的医学世家之一的何家（第六章讲过）。他和程门雪的关系非常亲密，可以说师徒之间肝胆相照。然而，程门雪却建议他再拜一次老师，师从丁济万，这样就能够受益于丁济万广泛的社会影响。
丁济万不仅仅给上海有钱有势的人看病，还是丁家1930年成立的私立华隆中医医院（图10.5）的院长，同时还是至少5家慈善医院董事会的董事、上海国医学会秘书、上海市卫生局顾问、中央卫生中医委员会委员，在1946年至1948年间，他还被选为国民党政府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不难想象，丁济万可以给学生带来的种种好处：给其中一些人推荐病人或提供教学职位，或者帮助他们在医院或者慈善诊所谋得一份工作，或者帮助他们开设医药公司、药房、中药店，或者助有政治抱负的人一臂之力等。从某些方面看，有人批评他任人唯亲，而从另一方面看，这样的帮助也表达了激励中国几个世纪的学者的道德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