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千与千寻》做伦理学研究
那么，什么是“拯救现象”呢？
为了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要搞清楚“现象”这个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真正含义。否则，我们也许就会误解亚里士多德“拯救现象”方法的实质，将这一方法轻率地等同于近代以来才兴起的经验/实证方从弗兰西斯%uB7培根以来，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哲学领域，面向事实和经验的实证研究都强调要从搜集数据（collecting data）、观察事实（observing facts）开始。
这种研究方法当然是以“现象”为出发点的。但是，这种培根式的“现象”概念，其含义指的是外在于研究者、作为客观世界一部分的“硬事实”（hard facts）。这些“硬事实”既有可能是自然世界的事实（比如物理学研究的对象），也有可能是社会世界的事实（比如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但不管怎么样，作为“事实”，都中立于观察者和观察手段。它们“就在那里”。
它们的本质特征不取决于研究者的看法和想法。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现象”在含义上与此完全不同。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作为研究对象的“现象”从来不是什么“硬事实”，而是人们围绕所关心的特定问题（包括那些“硬事实”）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见解，也就是古代哲学家称之为“意见”（opinions）的那些东西。
所以，“现象”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指的是“事情显现出来的样子”（things that appear）或“事情看起来的样子”（as it appears to）。可见，亚里士多德的“拯救现象”方法的真正要点，在于提倡研究者严肃对待围绕所涉问题而形成的各种见解、看法或意见。
明白了这一点，再去理解上面引用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话，也就懂得了“拯救现象”方法的操作性程序。
“拯救现象”方法包含了三个操作步骤：
首先，尽可能充分地搜集人们围绕一个特定问题所产生的看法和见解；
其次，考察这些看法和见解中复杂难懂和相互矛盾之处，经过充分的权衡和比较，最终消除不同看法和见解之间的冲突和差异，达到某种更为平衡一致的理解；
最后，带着这种新的、更为平衡一致的理解，回到“现象”之中，看看能不能更好地对之加以解释。
那么，“拯救现象”的方法对于伦理探寻的事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只有一次生命的人类存在者来说，搞清楚什么样的生活对人来说才堪称“美好生活”，怎样才能过“美好生活”，这是伦理探寻活动的最根本、最本质的目标。思庐edit
伦理探寻，就是要在各种各样的人类生活样式之中，鉴别和发现“美好生活”之道。“拯救现象”方法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赠予了我们一件威力巨大的探寻工具。
我们知道，围绕“美好生活”之道，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体，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空背景中，形成了不同的见解和看法。
亚里士多德的“拯救现象”方法所提倡的，是鼓励我们将这些见解和看法放在伦理探寻的中心位置，希望我们去建立一种广义的“比较伦理学”，将围绕“何谓美好生活”这个问题而形成的各种见解和看法加以审慎整理，对其开展权衡比较，以此为基础，借助内在于人类知性活动的反思和明辨能力，来达到对属人生活理想的发现和认识。这一方法为扩充伦理学研究的素材库提供了重要依据。
见解和看法的常见呈现形式，是诉诸语词、见诸文字，成为文本或文献。这些文本或文献经过充分的讨论、历经时间的磨砺，最终成为典籍和经典。传统的伦理学研究就是择取这其中的经典哲学化文本，通过概念辨析、逻辑论证和文本重构的方法开展研究，从而形成了我们所熟悉的伦理学知识形态——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
可是，就像许多学者所发现的那样，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样式和可能性的思考，并不拘泥于哲学化文本这一种体裁形式，相反，比方说，文学作品作为表达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见解和看法的手段，其思想重要性就不仅不低于哲学化文本，而且具有不可替代性。纳斯鲍姆甚至指出，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小说得益于其独特的风格和形式，恰恰能够表达哲学化文本所无法表达的复杂伦理思想。
所以，依循“拯救现象”方法，“动画何以成为伦理学研究的对象素材”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我们也因此找到了在伦理学研究中处理动画素材的根本方法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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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概括的操作程序，在这一部分，我们来实际开展一次示例性操作。我们择取的动画作品《千与千寻》，来自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Miyazaki Hayao）。宫崎骏早已是经典佳作的代名词。他的作品向来长盛不衰，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千与千寻》这部作品出手不凡，在宫崎骏的作品中，甚至带有某种集大成的性质。这部作品的一个特点是充满奇幻性。可能有人会说，既然是奇幻故事，那么它就是“假”的。我们怎么能从“假”的故事里，得到客观、普遍的伦理知识呢？对此，我们要略加解释。
作为一种世界观（view of the world），奇幻故事本身确实不真实（unreal）。在一部奇幻故事中，天空可能漂浮着国土（《天空之城》），扫帚可能会飞（《魔女宅急便》），爱情王子的城堡大门可能会通向多维世界（《霍尔的移动城堡》）。如果我们以奇幻故事为对象，开展物理学探寻（physical inquiry），那么可能从一开始就找错了对象素材。
但是，作为一种伦理观（view of the ethical），奇幻故事却拥有一个突出的优点，那就是它能消除现实世界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的各种偶然性（contingency），将一切偶然的因素都必然化，使角色的行动和选择变得无可避免，使角色性格和所关涉的人类问题变得更加极化（polarization）、更加典型。这种极性或典型性，映射着某种现实世界的普遍性，使得蕴含于其中的伦理知识更容易被探寻者敏锐地感知到（perception）。因此，对于伦理探寻活动来说，故事的奇幻性不仅不是缺点，反而具有自身的优势。
按照前述操作程序，当我们的探寻伴随着这部故事一起开始时，就先要发现到“问题”。
首先，一部像宫崎骏作品这样的大师级动画，在制作之初就会有明确的创作意图。不同的是，某些作品的制作者在作品发表后，会以某种方式明确地谈到自己的某些创作意图。如《千与千寻》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这些文字材料显然是发现“问题”的重要资源。其次，对于那些制作者没有明确谈论过，或只是语焉不详、非常简略地谈到过创作意图的作品来说，“问题”发现就只能依靠对作品本身的探寻了。
比如说，宫崎骏确实对创作《千与千寻》的意图有过阐述，尽管那些阐述极为重要，但同时也是非常概要的。仅凭那些阐述，探寻者完全无法理解作品本身所试图捕捉的“问题”全貌。这时候，作品所揭示的能够被制作者和探寻者所共同理解的某种生活形式，将是揭示“问题”的唯一有效根据。
举例而言，《千与千寻》整部作品虽然充满奇幻，但是，人物、场景和情节的设计却并不令人陌生。作品中涉及的角色，包括主要角色千寻、千寻父母、白龙、汤婆婆、钱婆婆、无脸人；主要场景包括奇幻世界之外的“奥迪车”“郊区别墅”，以及奇幻世界之中的“油屋”“列车”和叫作“沼底”的乡村。沿着故事线索的演进，主要角色不断在行动和选择中展露自己的品格特征和变化方式。作为探寻者，我们从中能够捕捉到许多帮助我们揭示“问题”所在的信息。
一方面，在这部动画中，属于奇幻世界之外，只有荻野千寻一家。这一家人，开奥迪、刷信用卡、住郊区别墅；拥有核心家庭结构，对人对事冷漠，漠视感情，无法让人感受到彼此间存在亲密关系。甚至在故事一开始，从千寻本人的身上我们都能看到现代社会日本青春少女的普遍气质——瘦小懦弱、百无聊赖、无精打采。
同时，千寻父母的消费主义气质也十分强劲，讽刺的是，正是对现代信用制度的迷信和滥用，才导致千寻一家与奇幻世界联系在一起。由此，在千寻一家的行动和选择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再熟悉不过的生活形式。
奇幻世界中，“油屋”充满商业之都气息，对外奉行“来的都是客”原则，以服务换取货币；对内采取科层化公司组织管理，具有高度的劳动纪律。“油屋”老板汤婆婆视财如命、精于算计、冷酷无情，不仅以契约化方式收购千寻的劳动力，而且试图夺取千寻的名字，将千寻无名化为一个与世界脱离联系的原子式存在，从而达到稳固雇佣关系的目的。
“油屋”中的劳动者则疲于劳作，辛勤愁苦，以薪酬度日，但也有某种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精神需求。在他们的行动和选择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再熟悉不过的生活形式。将千寻父母、钱婆婆、“油屋”劳工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那种我们熟悉的生活形式。
从历史时间角度看，这种生活形式属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从地缘空间角度看，它是一种全球现象。在动画制作者宫崎骏的刻画下，这种生活形式晦暗、阴郁。正是通过对这种刻画的感知，探寻者就发现了《千与千寻》这个奇幻故事呈现出的一个极点（pole）——对现代资本主义或全球化趋势下人类生活之道的呈现。
另一方面，在这部动画中，我们也看到一些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类生活之道之间构成“异质性”的东西。尽管获得成长之前的千寻有无精打采的一面，但是她的身上也依然具有某种未被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污染的方面。
这使得千寻珍视友谊、忠诚于朋友（与以前同学、“小玲”“白龙”的关系）；没有心机，对陌生者友善（与“无脸人”关系）；勇于奉献，有不计利益的集体精神（在“河神造访”事件中的表现）；等等。也正因为这些未受污染的品格特质，千寻才得以历经艰险，最终从那个奇幻世界的魔法中逃脱，从一个体现了社会症候的青春少女，最终成长为少女英雄。
而在奇幻世界中，在“油屋”的生活形式之外，有一个叫“沼底”的乡村作为选项，供奇幻世界中的生灵择取。汤婆婆的孪生姐妹钱婆婆就住在那里，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宫崎骏的刻画下，无论是千寻那种未受污染的精神气质，还是钱婆婆及“沼底”的生活方式，都生机勃勃、充满希望。至此，探寻者们就很容易发现故事所呈现的另一个极点——对某种前资本主义人类生活之道的呈现。这种前资本主义人类生活之道，既属于“传统”，也属于“乡村”。
这样，探寻者就看到了“问题”的主轴。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是作为乡村的“沼底”所代表的人类生活之道与“奥迪”“郊区别墅”和“油屋”所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类生活之道之间的对立。围绕这个“问题”主轴，接下来，探寻者就要去尽可能充分地罗列制作者、背景思想家以及其见解、看法和意见了。
一旦明确了“问题”，探寻者的见解当然就很容易表达，而他所试图召唤的背景思想家的意见，其实也不难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乡村与城市的对立，自“现代性”（modernity）诞生以来，就一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从英国乡村派、卢梭、马克思、韦伯、赫希曼、阿伦特到舍勒，都提供了大量的见解、看法和意见。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从“乡村与保全人类美德的关系”“传统家政观念下的财产与现代资本主义观念下的财产之间的区别”“作为一种真正的联合的传统社会（concord）和作为一种虚假的联合的现代社会（union）的区别”到“在传统和现代条件下的主观意义建构方式”，如此等等，背景思想家所思考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所给出的许许多多见解和看法，都将根据与动画作品本身的相关性，而作为有待磋商的见解、看法和意见的一部分，罗列在侧，供探寻者去比较权衡。
真正的难度还在于如何征召制作者的见解。如前所述，如果制作者在阐述创作意图时，事无巨细，将自己的看法娓娓道来，那么作品的思想当然就会清澈透明，制作者的见解将举手可得，毫无难度可言。
但实际上，这样的动画作品几乎不存在。特别是对于像宫崎骏这样的动画大师来说，许多创作意图存在于自己的潜意识层次中。所涉及的问题之根本、运思水平之深，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曾有过明确的觉察。
这些潜意识层次的见解，只能通过理解动画作品本身来获得。这时候，如何避免主观读解，以免误将探寻者自己的理解等同于制作者的见解，就非常重要了。
还是以《千与千寻》为例。对上述“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宫崎骏有过很多思考，或通过表明创作意图，或通过作品本身，都有过刻画和阐释。但是，在这些较为明晰的见解之外，作品中也存在许多彼此矛盾、非常令人困惑的角色和情节。比方说，在《千与千寻》这部作品中，“无脸人”这个角色最为复杂难懂。这个角色的身上，藏着许多属于制作者潜意识的东西。
要揭示出这些潜意识层次的见解，“三位一体”的探索机制就必须再一次发挥作用。一般来讲，探寻者如果理解一个制作者比较明晰地加以阐释过的见解，那么探寻者的理解和制作者的阐释之间是存在“映射”关系的。
如果理解能够找到对应的阐释，那么理解就避开了脱靶的危险，并成为对制作者见解的有效揭示。但当探寻者试图去挖掘制作者潜意识中的东西时，这种“映射”关系是很难建立的，因为不管探寻者给出的理解是怎样的，在制作者那里，见解因为是沉潜在潜意识层面的，因而比较含混模糊。
这时候，要确证探寻者的理解是否契合制作者的见解，就必须遵循某种“内在确证原则”，将探寻者所提出的各种可能理解逐一带回到整个作品中去，看看它们是否与对作品整体的理解相一致，能不能在全素材的背景中“讲得通”。那些“讲不通”的理解，因为不能吻合制作者的宏观意图，所以不可能是制作者潜意识中的东西。
为了使得由探寻者提出但可能属于制作者潜意识中的那种理解被凸显出来，探寻者应当再一次征召“大书”和“正典”。在“大书”和“正典”的对勘下，探寻者所提出的理解将有机会被进一步收窄、得到筛选，从而更加接近制作者的潜意识内容。
最终，当“问题”、围绕问题而形成的见解和看法都得到充分揭示的时候，通过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比较和权衡，作为探寻结果，一种能够加深我们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并推进我们对“美好生活”之道的理解的伦理知识最终就将展露出来。
通过本文，我们试图表明这样一个观点：作为素材的动画，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告诉我们，伦理探寻越是面向具体、面向特殊、面向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就越需要丰富的对象和操作工具。
好的伦理学研究，无论是问题意识的建立和概念装备的开发，还是理解资源的获取，都必须真正地面向生活世界的具体性本身。这个看法，不仅适用于对动画的伦理学研究，而且也适用于所有致力于从特殊性中提取普遍伦理知识的学术努力，因而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来源：《学术研究》（文章有删节）
原标题：《做伦理学：作为素材和方法的动画》
作者：张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