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为何能在数年之内结束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分裂状态
秦皇汉武文治武功：一统华夏、开疆拓土，彪炳千古。遗憾的是当大汉王朝的落日西沉后中华民族随即陷入了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时期：公元184年爆发的黄巾起义直接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各路地方割据势力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群雄并起，而东汉朝廷实际上已沦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公元220年曹丕代汉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三国时期。三国时代之后西晋王朝只维持了三十余年的短暂统一就在五胡乱华的冲击下走向了崩溃。
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两脚羊”的人间惨剧：在长年累月的战乱中各路势力掳掠百姓充当军粮。这种被当作食物吃掉的人就称之为“两脚羊”。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经历一次空前的大灭绝：公元311年前刘曜攻入长安时关中地区的人口就一度锐减到只剩以前的1-2%。同一时期位于亚欧大陆西部的罗马帝国也在蛮族入侵的浪潮中走向分裂瓦解。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从而终结了持续三百余年的大分裂大动荡。如果说秦汉时期是中华大一统帝国的起源诞生，那么隋唐时期就是中华大一统帝国的重建。
在经历持续三百余年的大分裂大动荡后江山重归一统。这时亚欧大陆西部的罗马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尽管拜占庭东罗马帝国仍延续着罗马的名号，但西欧已进入混乱不堪的中世纪。由匈奴西迁所开启的亚欧民族大迁徙颠覆了贵霜、笈多、波斯、罗马等古典帝国，事实上与此同时在东方的中华大地上也经历了五胡乱华的惨象，不过当隋王朝统一之后中华大地终于率先从一片混乱中走出。从此中国就开始了自己一枝独秀的发展历程，而欧洲则直到今天仍延续着小邦林立的状态。
巧的是重建中华大一统帝国的隋朝和缔造中华大一统帝国的秦朝一样都是二世而亡，然而这两个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都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秦朝为后世留下了统一的货币、文字、度量衡以及郡县制、驰道、长城等等；隋朝为后世留下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留下了大运河......直到我们现代的南水北调工程还利用了大运河的河道，而隋朝的科举制则成为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最早的雏形。由此可见隋朝对后世历史的影响是何其深远。
隋文帝杨坚从出兵灭陈到取胜只用了短短四个月时间。在出兵灭陈之前杨坚事先做了足够的准备工作，然而即使从杨坚登基称帝算起到灭陈时也只有8年时间。陈后主被隋军活捉后各地陈军或受陈后主号令投降、或抵抗隋军而被消灭，只有岭南地区受冼夫人保境据守。一年后杨坚派使臣韦洸等人安抚岭南，冼夫人率众迎接隋使，岭南诸州悉为隋地。严格意义上直到此时天下才重归一统。从杨坚登基称帝到岭南归附满打满算才9年时间，然而杨坚就是用这九年时间结束了三百余年的分裂动荡。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书侧重于描写王朝政治的变迁，然而对民生经济社会这方面的变迁则记载得相对较少。这就容易使人形成一种错觉：国家的发展、历史的变迁是由王侯将相这样的上层人物所推动的，然而实际上人民群众出于生计的自发活动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而政策性的东西所起到的其实更多只是宏观调控的作用。当我们看到万里长城时我们总是不由自主歌颂秦始皇的丰功伟绩。秦始皇是长城的规划设计者，可长城是他亲自去修的吗？
事实上长城作为世界建筑史的伟大工程凝聚的是无数没能在史册中留下姓名的华夏先民的智慧与汗水。隋文帝杨坚能用九年时间结束持续三百余年的分裂动荡看起来是一个奇迹，然而这一奇迹的背后其实有着历史发展的深刻内在逻辑。《三国演义》在开篇提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然而中国历史自秦汉大一统以来就一直存在一个特点：当王朝强大时对边疆领土的控制力就强，当王朝走下坡路时对边疆领土的控制力就弱，但中国并不像有些国家一样在强大的中央王朝崩溃后就彻底解体了。
中华文明是一种高度早熟且发达的文明：波斯、罗马等帝国主要是靠强大的国家军事机器维系统一，而中国则成为世界上最早实现文字、货币等经济文化各方面全方位统一的国家。用国家军事机器维系的统一要求统治者必须始终掌握强有力的军事机器，所以波斯、罗马等帝国一旦衰弱之后就走向了分裂瓦解。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国家军事机器衰弱的情况，所以才会有魏晋南北朝这样的分裂状态。然而中国的统一并非单纯依赖国家军事机器来维系。
中国的统一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全方位的统一。即使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其实也在孕育下次大一统的种子。波斯、罗马等帝国一旦解体就成为了无法复原的碎片化状态，然而中国历史呈现的是一种分分合合的状态，而且每次分开之后再合一定比前一阶段的合在程度上更高、在力度上更强、持续更为稳固。杨坚能用九年时间结束持续三百余年的分裂动荡在一定意义上需要感谢秦始皇，因为正是秦始皇使中国实现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全方位的统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是一段分裂动荡的时期，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南方地区得到了第一次大规模开发建设，也是在这一时期汉民族与匈奴、鲜卑以及西域、南方等地的民族加深了融合。在我们的传统史书中这些经济民生发展、民族融合等方面的内容往往被埋没在对王朝政治变迁的叙述中，然而恰恰正是这些因素使华夏大地得以形成更为稳固的统一。事实上中华文明的进程存在一条从北方黄河流域不断向南方长江流域发展的历史脉络。
夏、商、周三个早期王朝的统治中心均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直到秦始皇混一华夏之时如今的长江以南的地区还是山越民族聚居之地。整个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是极为缓慢的，直到三国时期东吴政权才对江南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开发，也就是从这时起奠定了日后江南地区的发展基础。五胡乱华时期黄河流域的士族百姓纷纷南迁。经过东晋、南朝的开发建设之后到隋朝统一南北之时中国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已基本接近于北方。
隋末唐初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只是基本接近于北方，如果真要比起来还是北方略占优势。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夕南北方之间的人口比例已发展到一个关键点：一比一。安史之乱的爆发进一步导致中原人口的南迁，也就是在这时中国经济的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安史之乱以后江南的扬州、四川的成都发展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工商业大都会，到了宋代南方经济就表现得更为强势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已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朝廷的赋税收入主要来自江南，历次科举考试中榜者也以江南士人最多。
历史上第一个振兴江南经济的正是三国时期的东吴政权。江南地区后来经济文化的大发展正是在三国时期奠定了最早的基础。汉代长江以南的大城市只有吴、山阴等少数几个，到了三国时期江南增加了建业和武昌两座大城（南京和武汉作为大都会的历史由此开始），同一时期吴、会稽、山阴、江陵和夏口等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大约在汉建安七年至建安八年间孙权开始推行屯田。东吴的屯田分为军屯、民屯两种：设置典农校尉、典民都尉、屯田都尉等官职管理屯田事务。
当时在如今的浙江境内开辟有海昌、上虞、新安等屯田区；通过在湖滩大规模开垦土地建立了毗陵、湖熟、溧阳、江乘、于湖、赭圻等屯田区；用南迁人口建造了金宝圩；在长江中游建立了浔阳、阳新、武昌、陆口、江陵、长沙沤口等10余处屯田区。这些措施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而毗陵的屯田民则有男女数万口。三国时期东吴一方面大力招抚北方南来的人民，一方面加强与山越民族的交流融合。
东吴灭亡时的户籍人口数量为2562000人，加上未纳入户口统计的屯户、军户、吏户、隐户以及被世家门阀荫庇的部曲、佃客等人群大约有550万人左右。东吴灭亡后又历经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变造成的三次人口南迁使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由北方的黄河流域转移到了江南地区。古代的江南、岭南地区是山越民族聚居之地：他们分布在今天的江苏、上海、浙江、广东、海南、广西及越南北部这一长达七八千里的半月圈内。越族内部又分为于越、扬越、瓯越、闽越、南越、骆越等不同支系。
如今越族分支大多已融合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而且绝大多数就是融合在了中华主体民族汉族的血脉基因之中。事实上广东省的简称粤在古汉语中和越就是通用的，而今天的广东显然是以汉族人口居多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则因为中原人口的南迁；二则因为当地越族的汉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南迁的汉族百姓与长江及珠江流域的蛮、俚、僚等南方民族日渐融合，由此促成了江南、岭南等地的汉化，如今这些地区的人口已基本以汉族为主。
秦的统一综合运用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手段，隋的再统一也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加以巩固。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大乱看似是由武力引发，然而本质上是由当初西晋政治、文化、民族政策的全方位失败导致的。在此之后的的数百年时光里没任何人能以制度的力量来彻底解决权臣篡位、世家擅权、军人反叛、民族对立等种种难题。北魏孝文帝试图以推行全面的汉化改革解决鲜卑人与汉人之间的矛盾问题。这样做在客观上加深了鲜卑民族和汉民族之间的融合。
孝文帝因此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作出了贡献，然而这样的改革也同样激起了那些主张保持鲜卑旧俗之人的反对。汉化与胡化的矛盾冲突最终导致了北魏的覆灭，取而代之的北齐、北周等政权的统治者则反其道推行鲜卑化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原来在北魏时期已汉化的鲜卑人被要求恢复原有姓氏，甚至一部分汉人也被赐予了鲜卑姓氏：隋朝杨家曾被赐姓“普六茹”、唐朝李家曾被赐姓“大野”。事实上自孝文帝改革以来鲜卑汉化的趋势在总体上是不断增强的。
当然文化的融合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一个彼此相互影响的过程，所以在鲜卑汉化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汉族鲜卑化现象并不奇怪。然而最终鲜卑民族还是在隋唐时期几乎被完全同化到汉民族之中。杨坚掌权之后顺应了这种汉化趋势：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壬子当时的普六茹坚下令各大家族将原来的鲜卑赐姓恢复为汉姓。杨坚在五胡乱华和南北朝的乱世之后继承并复兴了汉文化。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为隋朝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比较能说明这点的是：隋、唐两朝实际上是以汉族为主体融合鲜卑等各民族开创的王朝。隋唐之后鲜卑民族几乎是完全融入到了汉民族之中。如今的汉人中仍有一部分沿用着慕容、宇文、独孤等源自鲜卑民族的姓氏。事实上隋、唐两代的皇室均有鲜卑血统：唐高祖李渊和隋炀帝杨广的母亲就是出自鲜卑独孤氏的亲姐妹，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出自鲜卑纥豆陵氏（后改汉姓窦氏），唐高宗李治的母亲出自鲜卑长孙氏。隋唐一统正是建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这一基础之上。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统治核心只在北方黄河流域，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只有几座屈指可数的大城市，绝大部分地区都是有待开发的蛮荒之地。经过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治理以后江南地区已成为较为繁荣的地区，从北方地区南迁而来的汉人与当地民族的融合使南方地区获得了经济文化上空前的大发展。与此同时从北方草原而来的鲜卑、匈奴等民族也在与汉民族的融合中拓宽了中华文明的范围。最终历史选择由兼具汉人和少数民族血统的关陇贵族集团来实现华夏大地的统一。
关陇贵族集团是在公元533年由贺拔岳草创，但真正使关陇集团发展成形的是贺拔岳的得力干将宇文泰。公元534年关陇贵族集团的草创者贺拔岳遇刺身亡，宇文泰成为关陇贵族集团的新领袖，正是在他手中这一贵族集团得以巩固完善：当时北魏孝武帝元修不甘忍受权臣高欢的控制，于是在斛斯椿、元宝炬等人的鼓动下入关投靠宇文泰，任命其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
永熙三年十月十七日（534年11月9日）高欢另立元善见称帝，徙都于邺（今河北邯郸临漳西南邺镇）。永熙三年闰十二月十五日（535年2月3日）宇文泰杀北魏孝武帝元修，立元宝炬为帝（魏文帝）。至此昔日的北魏王朝正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名义上东魏和西魏的皇室仍是北魏元氏家族，然而实际权力分别掌握在高欢和宇文泰两个权臣手中。宇文泰为实现同东魏抗衡的目的而对西魏的政治军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首创了府兵制——这是一种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兵农合一制度。
这一制度彻底革出了北魏残留的部落兵制的遗风，将兵权从世袭的部族酋长手中收归中央。与此同时以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为核心的关陇贵族集团日益成形：所谓八柱国分别是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赵贵、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这其中李虎是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弼是隋末瓦岗寨李密的祖父，独孤信的三个女儿分别是北周、隋、唐三朝的皇后。八柱国之下设十二大将军，他们分别是元育、元赞、元廓、宇文导、宇文贵、李远、达奚武、侯莫陈顺、杨忠、豆卢宁、贺兰祥、王雄。
这其中杨忠就是隋文帝杨坚之父。除此之外宇文宪、尉迟迥、长孙晟、贺若弼、韩擒虎、李靖、侯君集等人均出自这一贵族集团。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文武兼备、胡汉结合的贵族集团，正是这个集团之中大量人才的涌现为北周统一北方乃至之后的隋唐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公元577年正月北周武帝宇文邕一举攻灭北齐，从而统一了中国北方半壁江山。一年后宇文邕亲率五路大军进攻突厥，从而消除了来自北方草原的威胁。就在宇文邕出征凯旋之际却因病意外辞世。
这实际上是为杨坚提供了上位的天赐良机。汉末三国时期曹氏打下的江山被司马氏篡夺，而在杨坚之后周世宗柴荣的一番文治武功最终却是为赵匡胤上位做了铺垫。与之类似的是宇文邕的所作所为其实在客观上也为杨坚的上位做好了铺垫：宇文邕死后继承皇位的是昏庸好色的宇文赟，而宇文赟恰恰正是杨坚的女婿。酒色过度的宇文赟在位不满3年就暴毙了。宇文邕、宇文赟父子相继英年早逝，皇位由年幼的周静帝宇文阐继承。这时年幼的宇文阐根本无法实际履行治国理政的职责。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国家军政大权实际上落入了国丈、隋国公杨坚的手中。这时北周宇文皇族中已没任何人足以与杨坚对抗，所以改朝换代已成为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杨坚登基称帝后所面临的形势是相当有利的：杨坚的隋朝继承的是北周的政治资源。北周在灭掉北齐后实际上就已具备了统一天下的实力，至于南方的陈朝在昏君陈叔宝的统治下早已腐朽不堪。就在北周“将统而未统”之时杨坚以隋代周，从而得以攫取统一天下的胜利果实。
由此可见杨坚得以在较短时间内结束三百余年的分裂动荡并不完全之时因为个人的雄才伟略，中国在隋唐时期的天下一统、开拓进取、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也不是上天的恩赐。在魏晋南北朝漫长的分裂时期南方地区的开拓、民族之间的融合为隋唐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唐一统的关键性根本性的力量还是在之前三百余年分裂动荡时期人民群众为生存而自发展开的一系列开拓与融合。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上层统治者的行为也推动了江山一统的进程。
自汉末黄巾起义到杨坚统一南陈之间的三百余年间曹操、司马炎、苻坚、拓跋宏、宇文泰、宇文邕等人相继为构建大一统帝国做出过尝试与铺垫。可以说隋唐一统是之前三百余年分裂动荡的历史代价换来的。隋唐时期的盛世荣誉不属于某个特定的人，甚至也不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在数百年分裂动荡时期艰难的大探索、大融合的历史性回报。杨坚能一统天下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他这儿时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
如果要评选历代皇帝中的幸运儿，那么杨坚的运气无疑是好到爆炸了。就连李世民和他手下一帮文臣武将也对杨坚得天下之容易颇多感慨。李世民时期的宰相房玄龄在早年就曾评价杨坚说：“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这番语气里透露着浓浓的醋味。杨坚运气好的确是客观事实，然而如果说杨坚一统天下完全是靠运气也不尽然。杨坚能一统天下的确有赖于前人打下的基础，可如果换成别人坐在杨坚的位置上也未必就能用9年时间一统天下。
杨坚在前人的基础之上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而绝不是被动地等着坐享其成。杨坚在担任大丞相时就因为施政宽和、躬行节俭而得以收揽人心。杨坚在作为丞相辅政时就通过周密的观察弄清了谁是自己可以拉拢的盟友、谁是自己必须打击的敌人。杨坚在上位的过程中一方面大力清除反对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拉拢元谐、元胄、宇文忻等部分鲜卑贵族。杨坚通过对朝臣的分化瓦解为自己改朝换代的计划消除了阻碍。即使当杨坚坐在皇位上之后也仍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外部威胁。
杨坚登基称帝时最大的外部威胁不是南方的陈朝，而是北方强大的突厥汗国。鼎盛时期的突厥拥兵数十万，控制着从中国的东北到遥远中亚地区这一广袤的范围。南北朝时期北周、北齐都曾变相向突厥进贡以换取突厥不来进攻自己。北周武帝宇文邕在灭掉北齐之后曾发兵进攻突厥。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使后来的隋朝所面临的来自突厥的威胁得以减少，不过突厥的威胁并没完全彻底从根本上消失。宇文邕出征突厥的当年就死了，而突厥在此之后则渐渐开始复苏。
杨坚在公元581年登基之后并没急着南征，而是先着手处理隋朝与突厥的关系。杨坚一方面派出杨弘、豆卢绩、窦荣定、高颎、虞庆则等将领坚决反击突厥对边境地区的进攻，另一方面利用突厥内部沙钵略可汗、达头可汗、阿波可汗等首领之间的矛盾使用反间计。最终达头可汗在隋朝方面设计诱使下从突厥大可汗沙钵略的统属之下分裂出去成为一方独立势力。突厥的分裂消除了隋朝北方的隐患，从而使得隋军在南下灭陈时不必担心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