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武昌（鄂州）监邑铁山达噜噜在鄂州的另外一件功绩 ...

清光绪版《武昌县志》，在“龙川书院”时，有这样一段话：

龙川书院在县西南一百二十里金牛镇。元至元末，士之集于镇者，筑精舍肄业，设山长，祀陈公天祥。至正五年，达噜噜齐铁山重建（邵志：元阙名记：龙川书院，至元甲戌，世祖皇帝初定鄂，改郡为府，以武昌县隶焉，遂为府学。至元癸巳，去府存县，仍以为县学。士集於镇者，三十有四人，因旧基筑精舍如初，缑山陈文忠公天祥，尝过而劳来之，於是相与议曰：文忠处兴国来摄府事，善其政以生我，实其赋以毓我，明其道、修其词以诲我，译反侧、释诖误以活我，其功不可忘者，若稽文翁祀之于我龙川，何不可乎哉?会议其事，有司以闻，中书命下，行省遣官来主教，始以其地建书院。堂构初立，鼓箧方升，因仍五十年，栋挠不可支矣。至正乙酉，高昌铁山德刚使来监兹邑，祇谒先圣，环顾四壁，大惧颠越，谓山长国忠曰：学校政之本也，何以示观瞻?予将鼎新是谋，子其竭力以助我。既定盟，以是年七月望，众欢呼踊跃，不鼓而成。因立石以纪岁月）。

文中“达噜噜铁山”及“高昌铁山德刚”，大约是某位元蒙官员的名讳。至正乙酉年重建龙川书院之事，清故武昌知县邵遐龄曾为之记，写得更明白：

“金牛旧有学馆基地，元至元间，士之集于镇者三十又四人，就其基筑精舍，肄业其中，时洛阳陈文忠公缑山天祥，以知兴国来权寿昌绥定邑乱，戮贼渠毛遇顺，悯馀囚多诖误，纵之还家，约三日归。狱囚众感泣，如期毕至，公怜而释之，远近闻之皆服其德。簿书稍暇，辄过龙书精舍，进，诸生劳来之，明道修词以相训诲。民既户为木主祝公，而绅士且上请公於龙川，中书命下，行省许建书院，并遣官来主其教。”

这两段文字的核心意思是说，当年，有三十四个读书人聚集在金牛镇一所破旧的房子里读书。陈天祥去兴国平定骚乱之后，“簿书稍暇，辄过龙川精舍”，顺道看望那三十四个读书人，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有人就说，陈文忠公那么大官，亲自到我们这个破精舍来关怀教育我们，很感动啊！我们在龙川书院立祀供奉他，难道还有什么不应该的吗?金牛街的绅士就上表官府，官府自然十分高兴，不但同意在龙川书院奉祀陈天祥，还决定把那几间破“精舍”，正式建成学校，拨专款建校舍，派遣专门官员来管理。龙川书院从此就成了官办的学校。有了崭新的校舍，新学校开学，大家高兴得鼓乐相庆！

 

陈天祥（1230-1316）号缑山，元朝早期重臣，官至中书右丞，追封赵国公，谥文忠。清光绪版《武昌县志》有传。

元蒙入主后，怕汉人造反，凡尖锐的铁器，甚至被疑可以作为武器的农具家具，统统收缴。规定老百姓三家共一把菜刀，还得由专人管理，切完菜要立即交上去。这自然会引起民怨。

关于兴国（今阳新）骚乱的起因，我看到过两种资料，一种说起源于一把“笊篱”；另有一说是一把“剜野菜的铲子”，连这样的东西都要没收，百姓自然不干，你拉我扯的争执，官差却往往狗仗人势，跑回官府就谎称“刁民造反十恶不赦”！官府听风便是雨，马上派兵镇压，凡反抗者，抓一人株连全家。

殊不知，百姓怕被全家杀光，干脆大家一起造反吧。

事情越闹越大，光靠镇压不行了，朝廷就换上了汉官陈天祥来处理这件麻烦事。陈天祥以怀柔为主，只把为首的毛遇顺杀了，其余人一概释放回家。

在兴国处理完骚乱之后，陈天祥本应该从长江上乘船返回武昌（今鄂州），可他却特地绕道跑到金牛街上来，穿过那条长长的石板老街，去看望龟缩在破精舍里的三十四个穷学生，所为何来?

我猜，他是要在金牛这个地方，“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金牛早前只有精舍。精舍，名字挺好听，其实只是儒家讲学的一个临时场所，远不是学校。当时金牛街上的所谓精舍，因年久失修，早已摇摇欲坠。因为拍了一下陈文忠公的马屁，这破精舍就由官府拨款，扩建成了官办学校，而且不是一般的学校。“世祖皇帝初定鄂，改郡为府，以武昌县隶焉，遂为府学。至元癸巳，去府存县，仍以为县学。”意思是说，当年改郡为府的时候，下属武昌县，而金牛街的龙川书院不归武昌县管，而是府属学校，行政级别是正县级。去府存县之后，才成了县办学校。

石板街上的金牛人，为人处事，亦如那些青石板，方正刚硬，但也有审时度势的时候，偶尔会拍一下马屁。譬如一整块石板实在嵌不进去的时候，便免不了也要剖去若干，以合形势。

马屁不拍也不对，关键拍得对不对。

当年若不在龙川书院为陈天祥立祀，到今日会不会有我的母校大冶二中，真还难说得很。一所学校对一个地方，有多么重要！譬如一座市镇，无论多么富庶，若没有一所略具规模的学校，那市镇也就只是一座豪门；但若是有了一所知名学校，它就是“书香门第”了。这一点区别，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

龙川书院直到公元1949年改为鄂城县第一中学，仍然是时任鄂城县县长韩光兼任校长，其地位非比寻常。再后来，金牛由隶属鄂城改属大冶，便变成了大冶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