郯城往事1668-1672 | 绿茶·早茶夜读
郯城是鲁东南的一座小城，六根老友韩浩月是郯城人，我们发起的“六根故乡行”曾去韩浩月故乡郯城，对那里的乡土有一种特殊的亲近。
本月我特意选了史景迁的《王氏之死》，这本书的情节发生于1668年至1672年间的郯城，记录的是这个偏远小城里的老百姓。史景迁是西方汉学家中的微观史学代表人物，其微观史代表著作就是这本《王氏之死》。
《王氏之死》
这本书主要依据三方面资料。一为1668-1670年间担任郯城县令的冯可参编的《郯城县志》，这部县志可取之处在于，不以礼节或怀旧之情对郯城美化或粉饰，而是直接而冷峻地描写了这个县的困苦与凄凉；其二为1670-1672年间担任郯城县令的黄六鸿于1690年编纂的个人回忆和官箴《福惠全书》；其三为蒲松龄作品《聊斋志异》，蒲松龄是淄川人，淄川南邻郯城。
清康熙七年，1668年7月25日，一场地震袭击了郯城，时任县令冯可参到任才几个月，对于这座小城，这场大灾难无疑是致命的，据冯可参在《郯城县志》记录，地震造成郯城至少九千人丧命。面对这样的情形，冯可参虽然竭尽全力，也是无力回天，两年后被免职。被免职后的冯可参穷困潦倒，但他没有马上离开郯城，毕竟他取得过进士这个最高头衔，在当时的郯城，他是唯一一个，所以，在郯城还是受到尊敬的。接下来，他靠着教书和主编《郯城县志》为生，直至1673年《郯城县志》编成，才回了福建邵武老家。
史景迁《王氏之死》所述情节发生的郯城县的地图
接替冯可参担任郯城县令的是黄六鸿，他1670年到任，他发现，当时郯城人民的问题是：如何在眼前这个看似崩解的世界中，求取肉体和道德的基本生存。他于是询问地方士绅和老百姓的看法，对于众人的回答，黄六鸿做了如下记录：
面对此情此景，黄六鸿深知责任重大，他试图将破碎的乡里重新整合。黄注意到，普遍的不幸和无价值感，再加上郯城居民的玩悍，好斗，导致家庭暴力和自杀案例随处可见。鬼魂和梦魇依然是郯城居民生活中重要的部分，半数以上相信鬼魂和法术，生病时，从不吃药，而去咨询地方术士。
1670年，年轻的康熙帝颁布著名的圣谕十六条，讲述如何在家庭和社会中维持得体的关系，避免冲突。并且下令将这些箴言读给每一个城镇和村庄的居民听，黄六鸿也把这些箴言在郯城广为散布，然而，郯城居民似乎更在意本地的崇祀。他们相信孔子曾游历郯城，向郯子求教，并攀上马陵山眺望大海。这座高丘名为孔望山。六根曾一起登孔望山高石，并没能望见大海。
黄六鸿首先考虑的就是修复这些被地震破坏的圣迹，他希望通过恢复圣迹进而修复被破坏了的秩序观。
乾隆年间刊行的《郯城县志》
1668年，蒲松龄和表兄正在油灯旁饮酒，听到地震的轰隆声从郯城方向传来，在其《地震》一文中，蒲松龄写道：
蒲松龄十八岁就通过的秀才考试，可谓是傲娇起步，赢得当地士大夫和官员的赞赏，然而，终其一生都与中举擦肩而过，也就未能在仕途上前进一步，直到七十一岁，才经由特别恩赐，属于特别致敬形式获得举人头衔。在1670年代十年间，蒲氏待业在家，为当地士绅做书记、家教，并把鲁中惊人的故事记录写成传世名著《聊斋志异》。
在史景迁这本《王氏之死》中，《聊斋志异》中的故事构成全书的重要线索和故事脉络，郯城的故事大多也能从《聊》书中找到相应对照，小说故事穿插在历史考据中，让这本不厚的书显得有血有肉，每个小人物在故事中变得立体，生动。
郯城麦坡地震遗址
图 / 韩浩月
冯可参在《郯城县志》中的传记部分，要求的是最高标准，也就是根据地方贤能的价值观形事，将心目中正确的女性举止展示出来，县志中共收录了五十六篇郯城女性传记，这些女性中，有十五位自杀，其中十三位自杀的动机，是忠于过世的丈夫，避免遭到强暴，只有这样，才能视为道德上的“正确”。
蒲松龄对这样的叙述持不置可否的态度，有时候还借由一些故事来嘲笑一番。他也嘲笑那些士绅，就是编纂乡贤和节烈传的这批人，暗示这班人把女性包含在他们的“节烈”名单中，往往有些暧昧的动机。这些卷目反映了士绅们的价值观，甚至毫不回避偏袒自己人，其中三位，把自己的母亲和嫂子选列入五十六女性传记中。
虽然书名叫《王氏之死》，但史景迁留给这位王氏的篇幅也没别的女性多多少。直到全书快结束了，才有十来页讲述了王氏的故事。王氏的丈夫姓任，他们应该在1671年之前已经结婚，住在郯城西南八英里归昌集外的一个小村庄。王氏和丈夫及七十岁的公公同住，任某打临工为生，王氏白天大多数一个人孤单在家，他们没有小孩。
1671年某天，王氏跟另一个男人跑了。这对情侣需要找一个藏身之处，但在郯城及其周边，找这么一个地方却不是件容易的事。而逃离丈夫这个举动，从法律上来说，王氏已经成为一名罪犯。《大清律》规定，只有妻子被丈夫严重打伤或弄成残疾，或被丈夫强迫和别人发生性关系时，妻子才可以自由离开。王氏和情人的这一行为，按《大清律》，要经受严厉的惩罚。
私奔这件事对当时的俩人都是苦事，而不久后，爱人抛下王氏自己跑了，这无疑更是一场噩梦。王氏没有继续逃亡，而是返回归昌老家，但她害怕得不敢面对丈夫。于是在归昌附近一座道教庙宇停留，庙里有一位道士，给了王氏一个居所。1671年11月的一天，村里有人来上香，发现了王氏。
红花埠桥头，沂河北望
王氏从归昌集一路逃来，渴了便饮此河水
图@豆瓣用户 razor2011
任某来庙里一通闹后，把妻子带回家。1671年底到1672年1月，在归昌家里，俩人又生活在一起。1672年1月底的一个傍晚，王氏在灯旁帮丈夫缝补衣服。夜里，邻居听到俩人吵架。当任的双手紧紧掐着王氏的脖子时，她从床上弹了起来，但挣不掉任的手。他的双手紧紧掐在她喉咙上，并且用力跪在她肚子上。王氏死时，邻居们没有听到一点异声。
审判进行了四天。
黄六鸿把任某唤上庭来，由于任不认罪，黄提出自己对案件的重建：争吵、勒死、肚子上的膝盖印、雪中的尸体。任叩头招认，承认黄的重建无误。
根据《大清律》，任和父亲两人因为以死罪诬人，理当处死。但是黄有几个说辞：一，任父对罪行一无所知，且年过七十；二，任没有后嗣，如果被处死，任家香火将断绝；三，王氏不守妇道，她背叛了丈夫。最后做出的判决是：任父无罪，任某被重杖并在脖子上戴一段时间枷锁。
王氏之死，仍然带来一个难题，如果她心存报复，可以在村里游荡好几代，无法安抚，无法驱除。这是郯城民众都相信民间说法。黄六鸿决定，应该用一副好棺材把王氏埋在她家附近“以慰幽魂”。
黄六鸿的《福惠全书》，虽然是官箴，自也有其自我美化的成分。他在任县令的两年多时间里，郯城不会比过去好得了多少，等他在苏州养老时写下这部《福惠全书》时，却为后世保留下一份难得的郯城往事，而这些看似细碎的记录，在历史学家史景迁眼中，有着重要的历史信息。以《郯城县志》、《福惠全书》和《聊斋志异》这三种材料，史景迁探讨了17世纪山东农村小老百姓的生存处境和个人境遇。
老友韩浩月也在以他的笔触记录着郯城的近世生活故事，已经先后出版了“故乡三部曲”：《错认他乡》、《世间的陀螺》和《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他的笔下，是二十世纪后期和新世纪初期的“郯城往事”，有了十七世纪的郯城作为比照，或能更好理解这里的风貌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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