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黔中百年口述史 石无言 波有声 2019年第124期（总479期）
石无言 波有声
—— 胡石波先生采访录（二）
在贵州大学我读的是历史系。当时我们班上就有两三个地下党，后来搞学生运动，我也参加了，因有同学搞示威游行被国民党特务抓了后，其他同学只得到处躲避逃命。我跑回安顺后不敢归家，怕他们到家来逮，我就跑到小仡佬、石头寨去躲。当时那儿我有两个小学同学，一个叫刘先远，一个叫杨天龙，我只晓得他们是少数民族，他俩个在那点教民校。我在那点躲了3个月，画了一些画。后来蒋旭英先生组织安顺研石书画社，我就参加了。从此我就不敢回学校去读书了。
我在黔江中学读书时，我的国文老师胡楚渔先生，遵义团溪人，是我们的国文教师，又是贵州有名的书画名家。他是我在书画创作、为人处世以及事业前途上影响最大的老师。为学画画，我曾为他磨墨压纸、拜师学艺三年，由于真诚相处，情同父子，终由师生关系进而以叔侄相称，我叫他二叔。老人家不仅教我书画，还教我做人，甚至还引领我走上从事教育之路，我之所以能从事教育60多年不变，一辈子爱书画不变，皆得力于恩师胡楚渔。
八十年代摄的黔江中学教室 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在贵大出了事，我没得办法走投无路了，就只好去找这个叔叔。我说：“二叔，我在贵大参加学生运动闹学潮得不到读书噢，做生意没得本钱，做手艺我又不会哪样，只会点画画写字，不晓得啷个办才能求生活？”
他说：“你到镇宁三民中学去，去教书。我有个老同学在那点当教务主任，我正好要到镇宁去办事，你和我去。”
我当时想，我也只是个中学生，刚到大学没几个月，到中学教书啷个教嘛？心头是虚的，但是又无路可走，没得办法，只有跟着他去了镇宁。
胡老师去搞哪样呢？当时要选举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谷家三兄弟有一个叫谷正鼎，是立法委员，不晓得哪样原因和我这个二叔胡先生有往来，谷写一封信来要拉选票，要他在安顺专区各县做工作，拉下选票。胡老师在镇宁有些熟人，他就去办这个事，我就跟他去。
镇宁那个选举，其实各县都一样，一县一个国大代表，都是竞选，互相竞争。
三民中学是私立的，校长是镇宁县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干事长，叫鲁瑞昆。政府办的只有一所叫县中。鲁瑞昆家有钱，有两千石租，仓库多得很，1947年党团合并，他就当了镇宁县党部书记。
楚渔先生找到教务主任后，又找了校长，亮出谷家的牌子说明来意，鲁校长自然就办了。胡老师到哪点，就画一幅画作为见面礼。
胡石波在桂家湖现场作画
那个时候，教书的工作不用填写任何表格、查验学历、证书什么的，当官的说了就算。但要聘请，校长签个字、盖个章、发聘书就成。
上班后，我教美术和手工劳作，这是我的拿手，一周才两个课时。另外还教英语、历史、化学。我原来的英语基础非常好，在校时教我们英语的老师是华侨，是教授甚至是留学回来的。我们高中时上英语课开始是用汉语，中间就变成一半汉语一半英语，后来全部是英语对话。数学也用英语教。那个时候美军驻扎在东教场，我们遇到可以和美军士兵会话。历史我喜欢，不成问题，教化学要相对恼火点。
教了一年。1947年“双十”节要出国庆特刊，我那个时候有点冲，就写了一篇评论时局的文章，叫《论幕黑之中国》。虽不是太过分，校长一看内容，有“左”倾嫌疑，认为对党国不利，就叫我去谈话，教训了一顿。此后在一起我总是提心吊胆的，晓得自己着盯倒噢。
1948年的7月份，按照学校常规要聚餐发聘书，得聘书者下学期就继续任教，不得聘书者即为解聘，要各人打主意，结果那一年三民不得下聘书给我。我这点衣食饭碗又杵脱了，我就只好又去找二叔。
胡石波在儿子胡凯家中（成都）
1946年时，我们的第二任校长陈达夫调到台湾从事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工作，先后任台湾大学总务长、生物系教授及省立博物馆馆长。黔江中学也改为了贵州省立安顺师范学校，由贵州省管理了。（后来安顺学院搞校庆的时候，还把我、刘家墉、龙兴涛、张兴传等几个健在的老黔江中学同学请去谈校史嘞！）
那个时候内战已经打起来了。镇宁三民中学没下我聘书，楚渔先生说：“三民中学不下聘书就不去嘛。那你就到凤岗去，潘立英带起你们的几个同学，到那点当县长去了。”
我想，天，这个凤岗在哪点我晓都不晓得嘞。后来才知道在遵义专区，遵义过去湄潭，湄潭过去才是凤岗。
这个潘立英的老家是普定的，住在安顺，原来也是三青团的干事长，谷正伦把他们调到贵阳培训了一番后，就派到风岗当县长。我们这个胡楚渔老先生是哪样人都结交的。潘县长带去的我们同学，其中一个还给他当私人秘书，叫赵志春，是榕江人。
我说我不熟悉。楚渔先生说没问题，我帮你写两封信，一封给潘县长；一封给凤岗县的老参议员胡志清，这位老先生与你同姓，他与我关系好，他会照顾你的。
胡石波80岁生日在地委礼堂办画展
我从安顺到凤岗的路程分三段走，先到贵阳、再到遵义、过湄潭才到凤岗。我从安顺出发，是坐车，说起来嚜又要扯到家事。
原先，我读到初一时我的父亲就过世了，他老人家过世时才62岁。父亲过世后我的家庭更加困难，不得经济来源。照常规我是家里的长子是大的，应该是我不读书让弟弟读。当时只是我母亲织点土布，一天到晚的织，织了拿去兑点洋纱，得点工钱，很艰难。现在一家人的生活啷个做呢？这时我的五伯伯来我家，主持家人商量家事如何安排。商量后他说：“让老八读。他的奖学金有那点吃的，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弟弟就不读噢。”（说到此处胡老先生哽咽不已、泪流不止。）就这样我的弟弟啊，小学毕业就一直没得书读了，开始在家帮老母亲做家务，学织布。他年龄太小，个子太矮，当时连织布机都坐不起。稍微大一点就去西街上田克诚家当学徒。田家在安顺、贵阳都有商号，他也是热心教育事业的。我要到凤岗去的时候，正逢弟弟要从安顺送货去贵阳，车货厢全部装满了货。我还是坐在货车的驾驶室顶上，两手抓倒架子到贵阳的。从贵阳我也是坐一部货车到遵义的，但坐的是货厢头。我的二叔是遵义人，他有一个亲戚在遵义开了一个旅馆，他也写了一封信给我，叫我到遵义后去找他。在那儿住了一晚，他的亲戚介绍我坐马车到湄潭。这个马车不是专门拉客的，我与师傅各坐一边到湄潭。从湄潭到凤岗我认不到路，就跟着一个运盐的马帮，步行到凤岗。找到县政府，我把二叔的信交给了潘县长，恰好是我的一个同学给潘县长当秘书。潘县长说，现在还不得开学，你就先在我们县政府的食堂，跟他们一起生活个把月。
要开学了，潘县长打电话给学校的校长，那个校长也是金沙三青团调去当校长的。潘县长带去的人一个给他当秘书，三个在学校教书，我们在一起也有伴。于是我在凤岗，从48年教书至解放。
胡石波与岳光彦先生（右一）合影
1949年10月后，解放军打到湖南，那点就紧张了。离凤岗还有一个县，潘县长就立马带着他的一帮子人离开了凤岗。我们学校的老师绝大多数都是本地人，只有我们几个及修文扎佐的一个是外地的，但我们没走，一是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如何如何的不好，但我们是有文化的，知道共产党能够打得天下，肯定得民心，不会无缘无故乱来的；二是我认为“三生有幸”（三生，是指先生、学生、医生），那朝那代来都要这三类人。我们几个就到乡下学生家躲一下。解放军来没放一枪就进城了，进城后只留下一个连的人看守县城，各个区也派得有人宣传和工作。我们一看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大家就回到学校来了。
当时凤岗县有一个大恶霸地主叫史绍周，他的政治身份是国大代表、县参议长，经济实力雄厚，全县60%的土地是他家掌握，他家的粮仓比政府的还多，他家有200多匹马专门从四川运盐，他家养的保安队就有一连人，枪三几百支。他家在县城外有一个庄园，叫石盆，每次进城，一班人护送，两条狼狗随后，一匹山西大骡子骑起。哪一任县长到凤岗就任，都必先去拜访他，方可当得稳。
潘立英把人带走了，凤岗县的保安团长是谷正伦的人，叫谷家锐，就是谷云的父亲，他也跟着走了。史绍周是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后来他就联络各地的保、甲长等残余分子，近千人，攻打县政府。解放军只有几十人肯定打不过，就撤出县城，并打电话给遵义军分区，一营人大部队来了，又攻进城。史绍周他们又撤出城打游击。后来史绍周在打游击时被打死了才安宁。但这样打了一年多，几反几复乱糟糟的，啷个开得成学，一拖就拖到50年的下半年。
后来，省文化教育厅组织一个中学老师训练班，叫我去招呼，我就去了。到51年2月份结束后，就把我调到普定中学。我当时高兴得不得了，毕竟普定离家近。
普定中学是个老学校，原名建国中学，解放前1938年伍效高办的，伍效高出资十万银元，邓羲之、邓若符、潘立英（当时是普定县党部书记）是学校董事会成员之一。51年政府接收过来，高、初中都有，政府接管后改成了普定中学。
普定建国中学旧照
我就被调到这所学校。思想改造之前，上面派了一个李树钦到普定中学当党代表。他原是武工队的，河南人，高中生，有知识。在“三反五反”活动中，他听我摆了自己的一些事，看到我做事还是可以，就培养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年暑期省教育厅为了整顿中小学，就集中进行“思想改造”，中学组集中在贵阳学习。我由于工作勤奋，表现积极，学习期间领导安排我为普中组副组长，配合组长、党代表李树钦组织学习。这期间查得老火，要上查三代。我们去的有三四十个老师，学习期间就抓了三个，其中一个叫赵福太，他原是普定县的参议长，又在谷正刚手下当过社会部科长，他后来被抓回普定枪毙；一个叫蒋禄年，是个国民党团长下来的，也着抓噢，后来判刑。其他有很多老师调离了。有点小问题但不大的，全部打散，调的调郎岱，调的调平坝、安顺。像校长严曙明、姓陈的老训导主任，罢免职务调到老安师当老师，田校长的爱人调到安中教国文。留下的不多，又重新调一些新老师补充到普定中学去。
在学习结束的总结大会上，申云甫当省委宣传部长，他是思想改造工作总的领导，他来参加总结大会，宣布人事安排。会上宣布任命我为普定中学的教导主任。52年就另外派一个校长，是老安中的教导主任，叫王德文，他虽然也只是高中生，但门门课都能教，当时普定中学只有初中。这样一来，校长是王德文，党代表李树钦任副校长兼党书记，我是教导主任。我们合作得很好，我在回忆录中专门写了这两位校长对我的培养。
普定一中创办五十周年庆祝大会合影（前排右五为胡石波先生）
51年至55年，在普中工作这5年，是我人生最得意最欢快的5年，回想起来有几件喜事值得一提。其一，我潜心教育之专业思想的树立，能够稳定下来，钻进去，志向不改，打下我终生从教的坚实基础。其二，工作上勤奋努力，业务上苦练成熟，各方面能见成效，多受领导表扬。其三，为了充实自己，以适应工作之需，我给自己定了条规矩：就是把每月工资的1/3拿出来购书籍和订阅教学刊物，5年间我购书千余册，各科教学杂志和教育报刊，我都订有。当时有些老师在学校图书馆都找不到的资料，在我处竟能找到。这条私规除了让我自己感到自豪外，也让我养成了购好书、好读书的习惯。
其四，我原来的夫人姓徐，叫徐有莲，是我解放前在凤岗教书时的学生，我教的时候她们是初三，我教英语。她歌唱、跳舞都很好，参加了17军的文工团。后来17军开到云南去，她没去，留在了安顺，参加了小学教师的培训后分到普定小学教书。51年我调到普中，当年的国庆节，我带学生参加庆祝演出，无意中与我在凤冈中学的学生徐有莲相遇，知道她在乡间小学任教，此后我们就经常有往来。“思改”后经李校长牵线搭桥，我们相恋，53年春由王校长主持，我们结婚了。之后领导关心把她调到城关小学。此时，我把老母亲接到普中一起生活，这样就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使我能专心致志地工作。婚后一年，1954年3月我们有了孩子，全家老幼皆欢喜，55年底又添老二，天伦之乐无以伦比，就这样普定中学成了我们的家。
1955年我调到老安师。当时老安师在实验学校和地区二中那点，46年黔江中学改成省立安顺市师范学校以后是单独的，到解放后就把豫章中学、县中合并成安顺师范学校。我调来后教学区就在实验学校，那儿就是原来的豫章中学教学点；二中原来叫县中，那点是生活区，学生老师两千多人，外县的都是集中在那点吃住。我调来后就住在牌坊附近。
胡石波（左二）参加刘可里先生（左一）生日留影
57年“反右”，安中、安师在一起学习。“反右”结束，安顺专区计划新办4所农村重点中学，安顺县办在旧州，清镇办在卫城，修文办在扎佐，瓮安办在草塘中学。各县城头的人在城头读，农村学生在专区各县农村重点中学读。
派我去是专区老于部长下的文，就是于昭常的伯伯，他说你们去把学校办正规起来了，就可以调安顺来。
我就到清镇卫城办学。学校是新建的，除有两栋教学用房和一间办公室外，其他附属建设，多靠师生在课外活动时，以建校劳动来完成。虽辛苦劳累，大家都是乐而无怨。经过两年的辛勤工作，学校已办成12个班。按理我应该可以调回安顺，我想这下我该可以调回安顺了，但拐噢，就在这一年清镇划归贵阳管，要回来安顺也可能是接收的，但隔了专区，而且清镇不放。
当时我的兄弟也在镇宁教书。为哪样他会去教书呢？1950年安顺县办了一个教师培训班，他参加学习培训后，分到镇宁募役小学教书。（后来，他调到安顺九小，就是我家住的王衙街那点。再后来九小与二小合并。他是在二小退休的。）
我调不来又啷个办呢？清镇方面称：因工作需要，不予调走。接着又把我调到清镇中学。（所以清镇人杨朝贵——任过安顺地区副专员，才会是我的学生。）在清中我仍搞教导工作。期间我又多次提出说我的兄弟在镇宁募役乡下，只剩下老母亲一个人在安顺无人照顾，直到61年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时，经安顺与清镇双方商量协调，最后两边通气，才同意调我回安顺。
开展送书画进校园活动（书写者为胡石波先生）
我在清镇工作4年，有几件事是值得记住的：第一，结识了当时任教育局长的姚明。姚局长系开阳人，其为人厚道，对工作认真负责，由于我在开办卫城中学的工作上有成效，他对我很器重，因此我们的私交很好。由于他的婚姻离异，我就介绍我爱人的侄女徐守明与他相识，因情投意合，而就结婚成家，如此我们由工作同志变成了亲戚，此后我虽调离清镇，50年往还不断，直到他80岁逝世，我还亲自到场祭奠。此外，我还通过组织把有莲的表弟陈正非由凤冈调到清镇一中，评为高级教师，他扎根清镇，成家立业，其乐融融。
第二，我一向关心学生，师生感情深厚，有几件典型的事例，终生难忘。我调清镇时，安师毕业生有4人分配到清镇学校，他们是张华英、杨俊敏、周世雄和杨兴碧，因为他们年轻，又没有出门工作的经验，我领他们办理有关手续，在安排工作上都与我亲近。后来我虽调离清镇，但仍常往来。特别是周世雄和杨兴碧，我在卫中时，把他俩调卫中。我调清中后又把周调清中，直到现在他都75岁了，我们还保持联系，加上他又喜好收藏，共有同爱，而今仍往来如昔。
第三，我关心我原在普定中学时的学生徐诗惠，她当时处境极其困难，她婚后爱人被打成右派，送“劳教”无生活来源。我怜其境窘，介绍她到卫小代课渡过难关，直到而今还念此情。在卫中我对学生的关爱是普遍的，有两件事令我难忘：一是对杨信家两兄弟。当时杨信在卫中读书，他的弟弟在读小学，他家不在卫城，哥哥既要学习，又要照顾弟弟。为了让他们能安心学习和生活，我同意他俩住校，并要食堂予以照顾，后来他们学成工作还念叹于我。
二是感动最深的是给学生黄元芳买布缝衣一事。黄元芳家庭贫苦而又从小丧母，是依靠外婆生活长大。由于元芳好学，外婆也千方百计勉强供其上学。57年过端阳节，其他女生都有新衣，她却没有穿的。我给她买了几尺花布，交其外婆缝成新衣穿上。这点区区小事，过了我也就淡忘了，但元芳却牢记心间，待她成年工作、结婚成家后，都没有忘记，而今每逢年过节，都要来看望我，特别是每逢我的生日，她都要组织当年的同班同学来拜寿，每次都使我感动不已。
61年暑期，我终于调回安顺。原先讲好的是调三中，但我到地区教育局报到后，又说我不好安排，我在清镇是搞教导主任，在卫城是负责人，算是学校行政干部，虽然我一直参加教学。恰好这一年又是安顺大“下放”（建立兴义专区，撤并贵定专区），行政人员太多无法安排在城头，就说安排我到旧州中学去继续当教导主任。我说不行不行，我调回安顺就是为了照顾我的老母亲，如果调去旧州中学，我还不如将就在清镇中学。因为我晓得，我在安师的时候，曾带一个班去旧州搞春节慰问演出，我们是坐火车到七眼桥，走路翻老落坡到旧州，我是晓得当时安顺到旧州的交通情况的，我就一直打赖歪。赖了一段时间嘞，地区教育局的领导说，你不去就在教研室嘛。我说好好好，结果就在地区教育局教研室暂时工作。一个学期结束，地区教育局组织地区各学校教导主任会议，会议一结束，旧州中学的校长就来接我，我才晓得教育局是安排好了的。我想了想也没办法，只得提了点洗漱工具，跟他们先去看看。
胡石波先生在若飞小学现场作画
谁知学校早有安排，61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一年，但当天他们杀了三条狗来欢迎我，借此机会全体教职工大会餐，大家欢聚一堂。我当时举目一看，教师中还有不少熟人，其中年长者是金耀荣，他与我解放初在普定就相识，他那时是城关小学校长，我爱人就在他的手下工作。其余我的学生，如王民义是普中的，赵毓仁、朱乃宽、陈大有、王正刚、罗运星等都是我在安师时的学生。这么多熟人好处，我当然也就更安心了。后来才知道领导这样安排、多方动员我去旧州，是因为当时旧州中学是县的重点学校，教学质量高，成绩优异。当时全地区统考安中第一名，旧州中学获全地区第二名，需要全力保荣誉。再加上61年前后正是粮食缺乏、生活极度困难时期，其他学校两餐都成问题，但旧州中学学校生活上一日三餐都能保证。当时为了保障师生的基本生活标准，想尽办法一日三餐的供应，早餐是自力更生，自种自食，每餐是稀饭、馒头或红苕，这在其他学校是难以办到的，而且每个人还分得一块地可以种菜自食。
当时的旧州学校由于生活有了保障，老师们同心合力安心工作，教学效果良好，学生情绪稳定，学习成绩显著提高，流失率极低，所有这些亮点都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就这样顺顺利利地搞了几年，我也高兴。
（未完待续）
· 口述者简介
胡石波：男，生于1926年1月，安顺人。1938年进入安顺黔江中学学习，后考入贵州大学学习。1947年任教于镇宁三民中学，1948年到遵义凤冈县教书。解放后先后任教于普定中学、安顺师范学校、清镇中学、旧州中学、职中等学校。1991年退休后从事电大办学，直至2010年。平生喜书画篆刻。2019年11月逝世，享年94岁。
· 采访及整理者简介
庄文全：男、汉族，现年42岁，屯堡人。安顺屯堡文化学会理事，青山文学社社员。虽非科班出身，但作为一名地方文化爱好者，竭力参与地方文化的学习与收集整理，志愿为抢救与传承传统屯堡文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