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骨髓的中国“和文化”
文/谭峰
汉字的差序格局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E B·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能力和习惯。”文化的要素从西方分析性角度可以分为三种：第一，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这是区分此文化与彼文化最显著的标志之一；第二，认知体系，包括思想、信仰和技术，核心部分是认知体系中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第三，规范体系。规范体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价值观的具体化。相对于其他两点，它是最外在的文化要素，具有外显性的特征。
人类学家 泰勒
汉字是中国文化最为显著的文化象征符号。汉字这样的文字符号不仅是语言文字意义上的符号，还是中国博大文化的象征性文化系统。汉字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关联性，辨识汉字可以通过这种关联性完成，对于信息的传递和共同思维的认同具有极大的便捷性。汉语的这种关联性表现在文化方面就是中国著名社会学者费孝通所概括的那样：中国社会表现出差序格局，他把中国社会比作一条河，当向河中扔入一颗石子，河面泛起的波纹就是人们相互关联和连接的社会关系，并且不能被分割。波纹离中心越远，社会关系就越远且淡薄。汉语的关联和中国文化的注重“关系”在文化层面不谋而合，这样的切合反映在东亚体系观中，就表现为中国是一个注重构建与邻国间关系的国度，是强调建构这一过程，这也印证了国际系统的规范结构和观念结构是在实践和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
以汉字为表征的着重在“社会性”中所构筑的中国文化，映证出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在多元共存的和谐气氛中构建自身的位置，积蓄自身的力量。这种讲求“关系和谐”的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易经“阴阳平衡”有着某种渊源关系：世界不是不存在冲突，但这种冲突是“阴阳平衡”前提下的一部分。从这种程度上来看，冲突即和谐，和谐即冲突，这是一种人生智慧，也是一种辩证思维和处事原则。
冲突和和谐往往不只表现为对立的一面，还有统一的一面，他们共生共长，互相融合为一有机体系。这正是中国文化由内而外传播时所应秉持的重要思想渊源和理论灵感。面对现今国际社会的文化形态，中国文化首先承认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但同时认为这种差异是相同的一种形式，中国需要发挥其大国的智慧既保留的地域客观存在的多元性的异质文化，也要营造一种超越各国文化但可以适用各国文化的认知体系。这种认知体系将有利于国际社会中各国关系的建构和成熟。
关系文化
和西方社会尤其是欧洲社会不同，中国传统的规范体系把天下看做一种类似“中心—外围”的朝贡结构，这种朝贡结构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的内容：政治方面，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经济方面，中国负有承担国际贸易的功能，与“朝贡国”的关系是重政治大国的务虚荣耀，轻经济往来中的务实利益；从文化方面，强调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这种主导权是形式上的主导，没有上升到军事意义上的统治和征服。所以，朝贡体系这种规范体系，虽然在形式上显示出不平等，但实质上，中国并无意干涉他国内政，秉持一种和平共处的原则与藩属国相处。
步辇图
这种“中心—外围”的规范体系的约束性标准在于对“礼”这一制度的接受，在此基础上个主体是可以以平等身份共存于天下这一体系的。传统上被认为是荒蛮的“夷狄”，只要接受儒家的先王礼制，甚至可以成为中国味中心的天下体系的核心。可见，中国传统的规范体系并没有建立在干涉他国内政的基础之上，对规范和制度的理解只限于对道德和伦理的内心遵从而没有上升到一个强硬的“二元对立”的逻辑。这对于在新形势下，国际新秩序的建构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种道德本为的规范体系为国际新秩序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新鲜的角度和范式，而这种范式本身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的、先验的历史文本和符号系统。
千里江山图（局部）
正如中国汉字所固有的“联系语境”方可知晓其含义的特点一样，中国文化自古就具有某种“与邻为善”的亲和力，它注重一种“礼尚往来”，注重体系内的各个部分通过某种形式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与西方文化的“契约观”不同，是建立在相互了解、信任的基础之上。中国文化对“关系”的重视体现在方方面面：君与臣、父与子、家与家、国与国等。这些关系的处理形成了一种关系网络，把体系内的各个要素通过道德教化和伦理纲常的方式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健康和有机的统一体。
道德示范
中国文化对“关系”的重视是开放的国际新秩序建立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和思想来源。自孔孟以来，中国古典哲学家就一直讨论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维系关系进行有效治理和良治。可见，中国文化的国家间关系是一个相互联系而开放的整体，国家之间在这个体系中可以保持一种良性循环的“关系网”，这种观念给国际新秩序的建构注入新的活力。在当今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中，各国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联，各国是国际体系中相互存在、相互发展的主体。在世界范围内，经济的频繁往来、文化的同源相近更是构建一个开放的国际新秩序的重要现实依据。中国文化的“关系网”与现实的国际情势不谋而合，也是中国在国际新秩序形成过程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中国文化中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混沌、毫无章法的概念。它注重在一定道德教义和伦理规则的框架下进行关系的维系，这是中国文化中最含蓄和重要的规则理念。中国文化中对于“关系”的维持往往不是通过强硬的律法和责任的界定，而是通过以身作则的示范性理念来传播自身推行和遵从的原则和价值观。尤其地，中国在处理东亚地区事务时，秉持着一种观念性的原则，它是无形的却可以感知得到。这种“微边主义的泛亚范式”不仅是体系解决国际事务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背后还隐藏着关系治理背后的道德和责任的感召。以道德为先、心灵共融的文化理念已经潜移默化地在中国在与亚洲及世界各国交流、碰撞的过程中构建出一种观念范式和理论框架。
轻“对抗”，重“优化”
和西方的处事哲学不同的是，中国哲学对事物的看法并不以“对抗”作为思考的命题基点，也避免了非此即彼的线性逻辑。“笛卡尔以后的现代西方文明，有很多抗衡的，或者是决然冲突的价值，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譬如身和心、精神和物质、天和人、个人和社会，都是冲突的。但东方的思想，却是即此即彼，是这个又是那个，儒家有很多基本的信念，如本末、内外、先后、上下、深浅、部分或群体，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譬如《易经》里提到的阴阳，阴阳一定是互补的，当然也有冲突，但却有既相克也相生的辩证的关系。
笛卡尔
中国的处事逻辑从来不是置矛盾双方于对抗和冲突的地位，而是将其放在一个更宏观的体系中赋予其互补的意义，认为这两者在互补的作用下扮演各自的角色，即使存在对抗和冲突也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行为予以和解和处理。在体系当中，极大可能地实现不同角色的利益协调，无疑是一种智慧和哲学。尽量优化体系，而不是盲目颠覆体系，是中国文化在其外交思想中的重要表现。
这种处事逻辑也会自然地运用在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费正清认为，中国最成功的外交政策就是非暴力，外交斡旋及其他非强制性的方式通常优先于强制手段。这体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上尤为明显，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是中国外交政策制定和运行的出发点，也是中国文化提供于中国外交理念的一种思维和逻辑。中国从来不认为国家之间的冲突可以上升到对他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层面上，而是认为“和谐相处”才是国家之间相处的根本准则和哲学。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中国在塑造国际新秩序中贡献了其“以和为贵”的智慧，虽然这种和谐的理念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受到质疑，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国这种以和为贵的思想会解决很多武力无法涉及的领域，即人的思想。武力或财富可以征服一个地方，但征服不了这个地域的民众之心。一个国家的政府或民众的思想从来是武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它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并缓慢地改变和调整。面对争端，以和平的理念作为优先考虑的哲学思想，冷静而克制地处理问题，通过具体的事件把“和文化”和“和关系”的理念传播到全球各地。只有这样国内外的民众才能逐渐理解和认同中国文化中“和为贵”的现实意义，并愿意通过实际行动来践行这样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