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田野调查视角管窥巴中巴文化
彭从凯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约公元前11世纪，巴人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因为巴人的英勇善战，迫使纣王军队阵前倒戈，最终商纣王朝覆灭。“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巴人及其部落正式以子国的身份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是时，中国的历史虽然还处于半信史时代，但史家已有论述，考古亦有佐证，此不赘言。
巴国之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其境域大抵西包括嘉陵江、涪江之间以至泸州一带，东至奉节，北抵米仓山、大巴山南坡，南极贵州思南一带。简言之，即今重庆、川东、鄂西、陕南一带。四川省会社学科院重点学科“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谭继和在《巴文化论》中说：“由于这一大片地域通称为巴，所以世代居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古族群也被通称为'巴’，并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国、巴文化等概念。”
就巴的起源目前主要有三种学说：鄂西清江说（又称廪君种说）、汉江上游说和多地起源说。其中多地起源说得到广泛认同，这种学说认为古代巴人不是一源，而是由不同的民族部落发展而成。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这就说明巴人并非一个单一的民族，其民族成分非常复杂。历史学家蒙文通，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博专家邓少琴，历史学家、文学家缪钺，考古学家、科幻作家童恩正，历史学家、巴蜀史专家董其祥，谭继和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但无论哪种观点，巴中地区的巴人属板楯蛮（西汉高祖时始称賨人），这是所有专家学者都没有异议的。
如果巴是一个大联盟，板楯蛮仅其一也。我们也可以这样假设，板楯蛮之属也是由若干个部落组成的小联盟，那么巴中地区的板楯蛮，又是这些小联盟中很特殊的部落，是多地起源说中巴中地区的一支或几支。笔者试从聚落选址、生存方式、原始信仰、丧葬风俗、交通路网五个方面作门外之谈。
一、山地文化类型的聚落选址
按照考古年代把没有文字记录之前的中国人类社会所产生的文明称作史前文明，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金石并用时期以及青铜时代。历史学所指的中国史前社会是有了文献记载之前的历史时期，即周共和元年（前841）之前的阶段。巴中地区古为巴国之舆，远古巴人在这块土地上的活动印迹，早已湮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留给我们今天的只有模糊的史前遗址中那些零碎的石器、陶片、烧结的土层等。
据国家文物局编纂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文物出版社，2009.）记载，目前巴中地区发现或试掘的史前人类遗址，规模较大的，有通江县擂鼓寨遗址、凤凰包遗址、沙泥坪遗址、禹王宫遗址（擂鼓寨村东南）、大梁上遗址（三合乡虎台溪村）、风箱崖遗址（董溪乡堰岭村），南江县断渠遗址、阳八台遗址、恩阳区月亮岩遗址等处。其中，通江县擂鼓寨遗址出土的文物，通过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对，该遗址绝对年代为距今5000年左右（第9层树轮校正为距今4995±159年）。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江县擂鼓寨遗址试掘报告》第五部分《结语》中记载，“从绝对年代上比较，略早于三星堆一期文化”“擂鼓寨遗址所代表的是一种具有深厚地方特色的原始文化类型，它的发现、发掘填补了四川龙山时代文化谱系和类型上的空白。或可命名为'擂鼓寨文化’。”
擂鼓寨史前人类聚落的选址，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江县擂鼓寨遗址试掘报告》第一部分《前言》中记载：“擂鼓寨孤峰独出，呈三角形，三面都是悬崖。遗址地处擂鼓寨西北和南面悬崖下的缓坡地上，分为北区和南区。”在田野调查现场，笔者选取了两个测量点。一个点在擂鼓寨遗址北区发掘探方的中心点，其海拔高度为768米，离山顶垂直距离目测约50米。另一个点在春在乡场镇往擂鼓寨方向河道边公路桥下水平面处，其海拔高度为353米。也就是说，擂鼓寨聚落遗址离河道水源地的相对高差为415米，而从春在乡场镇往擂鼓寨方向河道边公路桥处，沿公路至擂鼓寨聚落遗址高约为11千米。通江县凤凰包遗址最丰富的文化层区域也在山顶下30米的缓坡地带，通江的沙泥坪遗址就直接在山顶之地，恩阳区的月亮岩、南江县的阳八台等遗址都是远离河道水源，几近山顶之地。这些遗址中离河道水源最近的是南江县的断渠遗址，其直线距离约1千米，其他均在4～7千米。
而泛巴地区的湖北长阳人遗址、长阳香炉石遗址，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奉节鱼复浦遗址、巫山大溪遗址、龙骨坡巫山人遗址、魏家坝遗址、锁龙遗址、培石遗址、忠县中坝遗址，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渠县城坝遗址、阆中彭城坝遗址、广元中子铺遗址等，其选址均是在临河的一二级台地上，离河道水源仅几十米，甚至十几米。
从聚落选址上，巴中地区与泛巴地区比较，有其独特性，或可认为是巴人中比较特殊的一支部族或部落联盟。
二、猎捕与采摘为主的生存方式
当年带队试掘通江县擂鼓寨遗址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志斌说，擂鼓寨新石器遗址具有典型的巴人文化特征。该遗址分布在离河道、水源较远的山顶西坡或较高的台地，这与巴人的生活环境、文化现象相吻合。笔者以通江县擂鼓寨遗址、南江县阳八台遗址、断渠遗址出土的文物为据，大胆蠡测巴中地区远古巴人的生存状况。
1.通江县擂鼓寨遗址出土文物情况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江县擂鼓寨遗址试掘报告》第三部分《出土遗物》中记载：“这次试掘，虽然发掘面积较小，也没有发现遗迹现象，但是出土文物仍较丰富。共出土石器、陶器等20685件（片），其中石器及石器半成品812件，陶器19873件（片），但完整器物只有石器、陶纺轮，因陶片破碎过甚，没有可复原的其他陶器。”在室内整理中，按陶器的器形、纹饰和制法等，选取典型标本316件。陶质主要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夹砂陶还可细分为夹粗砂和细砂两种，并以夹细砂为主。器物组合主要有罐、尊、瓶、盆、钵、杯、碗、器盖等。器物造型以平底器最多，少见环底和圈足器，不见三足器和豆类。“在制作工艺方面，所出陶器主要是手制加慢轮修整，泥条盘筑较多见。部分器物底与器身分制，接茬多为地包天。部分陶器的烧制温度较高。”遗址中出土石器、石器半成品812件，其中保存完整和器形明确的47件。质料主要是石灰岩，有少量的页岩和砂岩等，石材多取自河滩上的砾石。按加工方法可分为细石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三大类。器形主要有斧、锛、凿、镞、矛、石球、盘状器等。
2.南江县阳八台遗址、断渠遗址出土文物情况
据南江县文物管理局编印的《南江县米仓古道文物点简介》记载：阳八台遗址位于南江县南江镇白鹤村四组，分布在来龙山东段南坡。1977年经四川省博物馆配合农田基本建设，曾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在遗址距地表土7米，面积10平方米，厚0.2米的堆积层中清理出磨制石器36件，其类有斧、锛、锄、凿、矛、璧、铖等，出土陶器物有刻划纹、绳纹等灰陶、红陶陶片和炭核与烧结土若干件。当地修水塘时，在西面坝前下方石坡上发现有7组21处磨制石器的砺痕。断渠遗址位于南江县城东1公里的来龙山。20世纪80年代初，南江县博物馆在中渠出口的山边发现磨制石器的砺石场1处，随后又在中渠东头巨石构成的缝隙中，发现磨制石斧2件，石锄1件。两处遗址相距约3公里，属同一文化类型。
3.巴中地区远古巴人生存状况蠡测
①以猎捕和采摘为获取食物的主要手段。比如镞、矛、石球等尖状器或圆球器是射杀和掷击猎物的，斧、锛、凿等刮削器、砍砸器是用于采摘或切割食物的。②以烹煮或炙烤的方式食用熟食。比如罐、尊、瓶、盆、钵、杯、碗、器盖等生活用器，有盛食物的、储水的，或可用于煮食物的。③有意识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比如陶纺轮，假设它是陶器加工慢轮修整的工具，说明远古巴人对器物的形态有了很强的审美意识。已经有意识地进行精细化加工了，比如把箭镞打制成柳叶型、穿孔石刀等。④有明显的社会分工和集中规模化的加工。比如在阳八台遗址发现的7组21处磨制石器的砺痕说明了分工更细，并形成了有组织的、集中的、规模化生产，并有了可以进行穿孔加工的高超工艺。⑤有可能出现了萌芽状态的原始农业生产。比如出土的石锄、石凿、石斧等。⑥有可能出现了原始信仰方面的领袖，或者同时也出现了世俗生活军事组织方面的部落首领。比如在阳八台遗址中出土了用来祭天的石璧、象征权力和威严的石钺等礼器。⑦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江县擂鼓寨遗址试掘报告》第三部分《出土遗物·石器》中记载：在擂鼓寨遗址中，出土了1件石圭，其平面为长条形，截面呈弧形，边缘一边平，另一边呈三角形，平缘边略窄，三角形缘略宽。据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版《辞源》解释：“国有大事，执以为瑞信之物。形制大小，因爵位及所用之事而异。”《周礼·春官·典瑞》中说：“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说明圭在古代是一种象征身份的礼器。同时，圭也是古代测日影仪器圭表石座上的横尺，其作用是测量日影长短，以确定时间和节气。如果是礼器，那么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古巴人已经出现了部落首领，甚至是与之相邻、文化内涵相近的禹王宫遗、凤凰包聚落遗址部落等形成的部落联盟的首领。如果是圭尺，那么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古巴人已经有了观测天象，认识自然的能力，有可能出现了原始的农业生产。
三、原始信仰的巴蛇崇拜
有关巴的含义问题，从来众说纷纭，归结起来主要有蛇称、草名、因水为名、坝称、鱼称等。巴为蛇称说，是有关巴字解释的各种说法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这种说法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山海经·海内南经》中“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的记载；二是许慎在《说文·巴部》中“巴，虫也，或曰食象它，象形”的解释。所以对于巴义的解释，不少人认为巴的本义就是指蛇。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潘光旦认为，“巴蛇”的“巴”就是“巴人”，并说“大概巴人所在之地以前出过一种大头的蛇，巴人与这种蛇既出同一地方，传说就把巴人比作蛇了”，并认为这是影射着一种不同族类的人，而决不是真的蛇。
谭继和认为，古巴人分为两支，一支是清江流域的廪君蛮，另一支是嘉陵江渠江流域的板楯蛮。廪君蛮的习俗是崇拜白虎，从“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的传说，演化出尊白虎为祖先的习俗。而板楯蛮的习俗是“专以射白虎为事”，又号“白虎复夷”“弜头虎子”，实质是敬畏白虎，他们的信仰不一样。不过，不管是“拜”还是“畏”，对白虎“敬”的本质是一致的，白虎是巴人的文化标志。今天土家族就是从廪君蛮和板楯蛮来的。他们至今还保留着巴人这样两种习俗。在神龛上供着白虎的，叫“坐堂白虎”，来源于廪君蛮敬重白虎的习俗。在大门上刻着白虎，希望白虎不要进他的家，当做门神供起来，这叫“过堂白虎”，来源于板楯蛮射杀白虎的习俗。
缪钺认为，廪君之巴与板楯之巴不同族，廪君祖先化为白虎，板楯蛮则以射白虎为事，两族非一。笔者赞同缪钺“两族非一”之说，认为生活在巴中地区的巴人属板楯蛮族是古巴人的重要一支，有崇蛇之俗，相对于白虎巴人，应属蛇巴或龙蛇之巴。据明曹学佺在《蜀中名胜记》中记载：通江空山镇的栾巴寺“每岁端阳前后，有蛇自柱础间出，沿阶满室，大小颜色非一种，然不为害，昔人传三万四千尾，不可数也。按：此即巴蛇洞云”。栾巴寺建于何时？一说建于汉，一说建于唐。据清陈聂恒撰《边州闻见录》记载：“保宁府通江县西四百里寺，曰栾巴真人建。”南朝宋范晔编撰的《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卷五十七）记载：“栾巴字叔元，魏郡内黄人也。好道。顺帝世，以宦者给事掖庭，补黄门令……”说明栾巴生活于东汉顺帝时代，至于他“好道”，又是如何成为“使役鬼神”的栾巴真人，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畴。清李钟峨编纂的《通江县志·舆地志·寺观》中有“此寺唐人重建”的记载，笔者据此推测，栾巴寺有可能建于东汉时期。《通江县志·舆地志》同目之下也记载：“栾巴真人法坐下，有石穴。每岁（端）午日前后，一蛇可三尺许，先出，群蛇大小颜色不一，络绎随之。游于殿堂几榻厨器之间，或至数日，绝不畏人，人亦弗相害也，必争为食以饲之，食已，其先出者，先至穴口，俟群蛇毕入，而后入焉。土人传为四万八千尾云。”清陈聂恒撰《边州闻见录》亦相同记载，只是在“土人传为四万八千尾云”多了“至今尚然”四个字。蛇不畏人，人不害蛇，人争为饲之，说明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巴人对蛇的崇拜。在巴中民间，至今还保存着不打杀进家门之蛇的风俗。因为他们认为，蛇是已故亲人的化身，蛇进家门是已故的亲人回家来探望自己子孙的，是吉兆，是会给家人带来好运和财富的。
巴中地区属巴之賨人文化区，有崇蛇之俗，亦有杀蛇之举。收录在1994年版《巴中县志》附录中的《蒲道官斩巴蛇》，讲述的是恩阳义阳山谪仙红梅女与恩阳县令王瑞之子王鹗，仙凡相恋的神话故事。相传在义阳山下，有一巨大岩洞，里面住着一条名叫巴潜的蟒蛇，长数十丈，常残害妇女，吞食人畜，修炼千年后成为蛇精。它垂涎红梅女的美貌，于是极力破坏红梅与王鹗的爱情，后被蒲道官斩杀于鳌溪河。实际上，巴蛇洞是远古巴人穴居的岩洞。不少专家认为，巴人的祖先可能是由于对蛇的崇拜、敬畏，将蛇奉为部族图腾，崇拜祭祀，并认为蛇是龙的象征，常以龙蛇并称。就目前出土的文物，笔者所见有湖北长阳桅杆坪出土的新石器石蛇饰品，重庆奉节夔州博物馆旧藏的汉代龙首柄釜、巫山战国楚墓出土的巴式龙纹戈、涪陵小田溪出土的青铜蛇形带钩，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蛇、宣汉罗家坝遗址M28、M40墓出土的青铜剑上的蛇纹（心手纹）、恩施市三岔乡出土的蛇钮金印等。
板楯之巴崇蛇、杀蛇，廪君之巴敬虎、射虎，两者异曲同工，是“影射着一种不同族类的人”，是这一族类的人对虎或者蛇的崇拜或敬畏，是一种原始信仰的图腾崇拜。
四、凿崖为室的丧葬风俗
远古时期，临水而居的巴人以船棺葬为主，比如重庆的冬笋坝、广元的宝轮院等地，发现了大量的船棺葬土墓群。而川南的僰人，则是以支托、凿穴等方式将逝者棺木置于高峻陡峭的崖壁之上，称为悬棺葬。悬棺葬在川、鄂、闽、赣、滇均有分布，以长江三峡地区的奉节夔门至宜昌南津关一带为胜，尤以巫溪县的剪刀峡、庙峡一带为最。从现有田野调查的资料看，巴中地区的远古巴人凿崖为室，将逝者遗体送入崖洞内安葬，谓之崖墓葬。崖墓葬虽然不是巴中地区所独有，但它却是巴中地区巴賨先民的主要丧葬形式之一。
1.广元昭化宝轮院、重庆巴县冬笋坝的船棺葬情况
巴地多水，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而船的样式在巴人的船棺墓中得到体现。据重庆市博物馆《历史考古文集（1950～1984）》记载：1954年6月，前宝成铁路文物保护委员会在昭化宝轮院、前西南博物院在巴县冬笋坝同时发现船棺墓葬，两处共发现完整的船棺5具。在巴县冬笋坝墓葬区，清理出52座墓葬，其中船棺尚保存或部分保存的有4座，从随葬品的排列、种类、形制，船木的腐朽痕迹等推断，考古专家可以肯定的还有13座船棺葬，疑似的13座。在广元昭化宝轮院墓葬区，清理15座墓葬，其中有9座为船棺墓。两处墓葬区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铁器、竹器、木器、漆器等。专家推断这两处墓葬区同属于秦灭巴蜀以后的战国晚期，并延续到秦、西汉初年。
2.宜宾珙县麻塘坝的悬棺葬情况
在四川，悬棺葬是古代僰人的一种葬制。僰人是巴人的一支，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的川滇黔地区。四川宜宾市境内的珙县、兴文与云南接壤，为古西南夷腹地，汉武帝置犍为郡时属僰道县。悬棺葬也是古代崖墓葬的形式之一。其置棺方式，一为木桩式，即在峭壁上凿孔2～3个，楔入木桩以支托棺木。二是凿穴式，即在岩壁上凿横穴或竖穴，以盛放棺木。三是利用岩壁间的天然洞穴、裂缝盛放棺木。珙县僰人悬棺的核心部分在珙县洛表镇西南麻塘坝，现存223具，以木桩悬棺为主。壁上还有密如蜂眼的桩孔遗迹和红色彩绘岩画200多幅。
3.巴中地区的崖墓葬情况
在巴中地区，远古巴人主要的丧葬形式是在石壁上开凿洞穴，将逝者安葬，称为崖墓或岩墓。崖墓在我国分布众多，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西汉后期开始迅速发展，至东汉为盛，经过蜀汉两晋南北朝，在很多地方一直延续到明清。生活在巴中地区的巴人被学界称为板楯蛮，所以当地人又称崖墓为蛮子洞。
国家文物局编纂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中对巴中地区东汉时期的崖墓作了详细记载。笔者根据记载进行了统计：巴中地区10座以上规模的崖墓群有27处554座，10座以下规模的崖墓有55处244座。据参与第三次文物普查的工作人员介绍，在巴中地区几乎90%的村、组都有崖墓葬，这些散存于民间田野荒林的，均不在此之列，可以推测其数量是很大的。
现将录入《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的巴中地区东汉时期崖墓葬的情况胪列于后，以备同好参考（2009年后的行政区划调整及名称变更在此不作说明）。
巴州区24处，分别是和平场乡新庙山崖墓群38座、马马堆崖墓群13座、谢家湾崖墓群14座，中兴乡石板梁崖墓群18座、石柱村崖墓群11座，大罗镇猫洞子崖墓群16座、七孔子崖墓群14座，化成镇松树嘴崖墓群18座、化成水库崖墓群126座，天官乡罗家磅崖墓群19座，奇章乡石梯坎崖墓群17座，司城乡赖家河崖墓群13座，花溪乡陡嘴子崖墓群14座，白庙乡梯子岩崖墓群13座，店子乡板田梁崖墓群12座，平梁乡白岩村崖墓群12座，舞凤乡牛角寨崖墓群27座，曾口镇石坝岩崖墓群11座，玉山镇大营村崖墓群15座，鼎山镇白胡子山崖墓群10座，梁永镇松林坡崖墓群13座，青木镇梁家嘴崖墓群14座，花丛镇走马梁崖墓群21座，柳林镇檬子垭崖墓群18座。通江县1处，民胜镇李家坝崖墓群16座。南江县1处，长赤镇丁家梁崖墓群20座。平昌县1处，六门乡石银河崖墓群21座。
4.以恩阳区赖家河崖墓群为例，蠡测巴中地区汉代崖墓葬的特点
赖家河崖墓群，位于巴中市恩阳区司城街道办事处印合村四组，分布在长120米，宽18米，距水面高10米的赖家河钻洞子崖壁上，占崖壁面积2160平方米。东汉开凿，坐东北朝西南，呈横向错位排列，共13座。属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笔者试从外观形态、空间大小、内部构造、纹饰雕刻四个方面浅说巴中地区这一时期崖墓葬的一些共同特点。
①外观形态。墓门为方形，具有多层门楣，而且这些门楣开凿比较规整，一层与另一层门楣基本平行。墓门上方石壁上刻有“人”字形“风雨槽”，是仿木建筑中的“人”字水屋顶。尤其是M13号墓的门楣仿木结构特色鲜明，其雕刻形制悬山式“人”字水屋顶，立柱，柱上架枋，枋上立斗拱，斗拱托梁，梁上为椽。②空间大小。崖墓在古代的普通民冢中很常见，墓穴也十分简易，直接凿空山体，可容一棺即成，有的则直接利用天然的洞穴。巴中地区的汉代崖墓多为单室墓，偶有双室墓，均开凿规整，墓室空间普遍较大，有很充裕的地方可以放置随葬品或祭祀品。以赖家河M6号双石墓为例，其墓有三层门楣，双室。左室长3.4米、宽1.35米、高1.4米，右室长3.3米、宽0.97米、高1.4米。有墓道，疑为夫妻墓。③内部构造。该崖墓群墓室的内部几乎包括了巴中地区所有的墓室内部结构类型，有仿木结构“人”字水顶、穹窿顶、券拱顶、平顶四种形式。墓室正面内壁刻有方形壁龛，可呈放供品或墓主人生前所用生活品。墓室侧壁凿有石棺台，其作用是安放逝者遗体。部分墓室侧壁还凿有石灶台,比如M3、M7号墓。④纹饰雕刻。该崖墓群雕刻精美，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比如在M2号墓门框旁雕有跪羊纹饰，M6号墓右壁阳刻武士像三尊。在M7号墓室左侧壁石灶台旁阳刻三尊人物像，在石棺台侧壁正中阳刻二人物，双手向上托物。M9号墓门两侧壁阳刻着两尊门吏，戴帽着袍，作拜迎状。推测这些雕刻是模仿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体现了古人“侍死如事生”的观念。在部分墓门的外壁，比如M1、M3、M7、M8、M9阴线刻有鸟、兽、鱼纹等。其中双鱼戏游纹饰，有富裕吉庆之意，象征人畜兴旺，多子多孙。
巴中地区的其他崖墓群（室），其形制、大小、结构等差异不大，不同之处主要是纹饰雕刻的内容，比如舞凤乡牛角寨崖墓雕有仆人牵马、墓主人骑马等图案，柳林镇檬子垭崖墓M9墓室壁刻有浅浮雕八卦图等。已发现的巴中地区东汉时期的崖墓封门石绝大部分已荡然无存，墓室内没有出土过任何随葬品，也没有人骨残骸或棺椁的残片，但它仍具有极高的历史、雕刻、艺术价值，是研究东汉时期川东北地区巴賨先民丧葬习俗的宝贵实物资料。
五、北上南下的交通路网（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