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人甘愿抛家别子到外地工作,甚至是到国外开辟新的阵地,这并不容易……

【散文】以招待所为家 

那时我二十出头,大学刚毕业,业余爱写作,就常给报纸副刊投投稿。因为公开在地方报纸上发表的散文多了,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刚好单位缺所谓“笔杆子”,很快就破格当上了小单位的办公室副主任,科级干部,也不小了。那时,单位技校毕业的职工子弟,上班好多年了还是工人身份,也未必能有机会聘为干部。

半年后,我还在苏州医学院参加核电外语培训期间,单位主要领导换了。从浙江调来一个新的经理,单枪匹马上任了。他每天以招待所为家,一日三餐吃食堂,生活挺简单的。

他烟瘾奇大,每天两三包烟,而且只抽一元五角的“游三峡”牌子的香烟。下属单位的负责人到他办公室来汇报工作,给他散发“红塔山”。他当场黑下了脸,你那点工资,还能常年抽这个档次?

隔一段时间,经理会到外地开发任务、回浙江家中看看之类。每次回来前,他来个长途电话交待一下,我就提前联系招待所,请服务员把床上被褥换一下,拖一拖地,打上两瓶开水,仅此而已。经理的办公室也会带人提前洒水扫地,收拾得窗明几净。

那时,年轻的女收发员,趁领导不在期间,每天将党报党刊从门缝塞进去。有一天,我发现了,就拿办公室备用钥匙,打开经理办公室的门。看到满地都是横七竖八的报纸,就像是秋天大地上铺了一层不甘屈服的落叶。我把收发员请过来现场“考试”:如果你是经理,面对此情此景,该作何感想?从此以后,从门缝塞报刊的事情就不再发生了……

当时,那个城市正在修建一座大型的民用机场,此前只有一个小型的军用机场,老百姓是无缘享用的。经理每次都是乘坐火车来回。我不会开车,那时总是带着办公室小车司机接送他,多早多晚都必须到场,这也是我的职责。车上正好也报告一些工作情况。

我们共事不到两年,他突然就要调走了。临走前,班子一起吃了最后的晚餐,是我就近安排的。大家喝了不少酒,很有点依依不舍之情。交流的场所,一帮人从酒店又转移到他的宿舍,夜深人静才肯散去。那一夜,他的烟一根接一根,加上酒精作用,话也比平时多,有时激动得满脸通红。他算是如释重负,可以想见,那时保军转民、市场“要饭”企业的头儿很不好当,职工工资还有拖欠……

那些年,我们相处愉快。他认可我,对脾气。我像是他身边随时待命的警卫员。因为我和他都是简单务实的人,不会玩虚的。我从副科提拔到正科,不过一年半的时间,是他提议的,据说会上很顺利通过。油印的红头文件40份,第二天就发下去了。我那时年轻,很容易就找到了“存在感”。

后来,他没有想到,因为彼此信任,我下班后斗胆找他“走后门”,请求他在我报考杭州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的申请上签字。那时,人事制度很僵化,全国都一样。“生是单位的人,死是单位的鬼。”只能一条道儿走到黑,人才流动异常困难。没有一把手签字,人事部门决不会盖章,也就没有参加考研的资格。

夜晚,就在招待所单间,他点上烟,问清我的真实想法。我说也简单,就想提升一下学历,增长一番见识,边工作边学习,争取试一回吧,也保证不耽误手头的工作。

他比我父亲小两岁,是领导也是长辈,知道我是好学的年轻人。于是,他拿起笔,龙飞凤舞地签上“同意”和他的名字。我心头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腋下忽然像是多了一双翅膀,仿佛马上就能振翅欲飞……

等他调走之后,我也终于考上研究生,脱产读书去了。然后,才有了像鸟儿一样飞翔的自由。

老领导是个好人,抽烟喝酒都厉害,批评人也毫不留情。分别之后,我们通过多次电话,声音依然很温暖,就像是亲人之间,彼此那么深深地惦记着。再后来,听人说前些年他病逝了,也就无从再见了,他的手机号码也就只好狠心删去了……

今天,异乡的昆明,雨下得很大。忽然想起老领导,想起这些旧事。

年初,组织上派我到昆明工作一年。一纸调令,我就像过冬的候鸟从北飞到南,飞机落地就成了“单身汉”。天天守在单位里,住在招待所里,每天吃食堂,难免会“同命相怜”起来……

十多亿人要吃饭,这么大一个国家要发展,无数的党员干部甘愿抛家别子,服从上级安排,到外地工作,甚至是到国外开辟新的阵地,这是必然之事。局外人看来,可能是一件平常不过的事情,甚至算是一件十分光鲜的事情。然而,局中人的心情,可能就要复杂得多吧……

(本文配图选自李建、曹杰先生作品,特此致谢)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