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傅聪先生，我在苏立群写的《傅雷别传》里看到，您七八岁开始学钢琴的时候，父亲经常在楼上听到您练琴不对劲，就会下楼来对您严厉地打骂。他的信条是棍棒底下出才子，当时甚至把您捆在门外。您后来成为艺术家，是因为您后来对音乐的一种天才，一种理解，起了作用呢，还是您父亲的捆绑之功？傅聪：父亲并不是因为我弹琴时候的顽皮，才把我捆绑在门外。其实，男孩子淘气，在没有开始学钢琴以前，就发生过多次这样的事情。我十一岁以后，中断了弹琴，那时候我就开始反抗父亲，很激烈，甚至于要出人命的呀！至于说他的信条是棍棒底下出人才，那是无稽之谈，父亲从来不是那么认为的，那是后来邻居得出的所谓结论。到了“反右”的时候，有人就拿这个所谓的信条来批判父亲。听众：傅聪先生，我们谈论到您的时候，往往会很自然地把您跟您父亲联系到一起。我想问一下，您父亲的成功，对您来说是一种光环呢，还是一种动力，一种压力？傅聪：怎么说呢，两者都是，不过压力恐怕是无形中存在的，并不是我 aware of it （感知）。有些朋友说，“你父亲对你这种期望，所以你永远有种压力”，我家里人也这么说过。他们都看到我有时候活得相当苦，活得并不那么容易。所谓苦，也包括痛苦，或者艰苦，两者都有，不过也不缺少欢乐。不要以为我永远在那儿哭哭啼啼，没有这回事，我笑的时候比谁都笑得痛快。动力嘛，假如一个人自己本身没有一种生命力在那儿，要靠外在的什么东西作为一种动力，我看这也是有限的。（原载《爱乐》二零零四年一、二月号合刊）不是父亲与儿子的问题，是学问的问题傅聪：其实我童年、少年时期，与父亲的关系并不融洽。直到十七岁，父亲看到我立志要学音乐，但没有问他要一分钱，觉得我很有骨气，很有志气。那之前我一个人在昆明滚打了三年，人成熟了很多，基本上已经与父亲有了那种朋友之间的关系。父子之间成为朋友是一个逐渐的自然而然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