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阿特伍德新书《证言》：关注女性处境以及全人类
初版于1985年的《使女的故事》结尾是一个开放性结局。三十多年来，读者们一直在追问关于基列国及其内部运作的细节，以及女主人公的命运发展。对此，阿特伍德表示：“这些疑问都成了这本书的灵感来源。而另一部分的灵感来源则是我们正身处其间的这个世界。”
作为《使女的故事》续作，《证言》将时间设置在前作结局十五年后，基列国的统治从内部显露出衰腐的迹象。在巨变将临的时刻，三位不同身份背景的女性的命运开始交错，她们从各自视角讲述了历史的变迁，三种不同叙事声音构建起一个更宏大时空，披露了基列国倾覆背后的秘闻，过去与未来也在讲述中逐渐交叠。
最近，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最新小说《证言》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0月17日下午，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北京举办了《证言》中文版分享会，学者张莉、作家止庵、作家霍艳和读者共同分享了对这部新作的读后感想。
活动现场
关于女性自由生存的权力
在张莉看来，《证言》毫无疑问是一本女性主义小说。 “你去读这个小说会感觉她的语言非常好，冷静、克制、准确，她对细节的刻画，你会觉得她非常讲究。女性主义作品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流行的作品，比如最近《82年生的金智英》等这些女性作品出来。但是我一直有一些遗憾，有一些女性作品出来后，你会觉得媒体也在说它是女性主义作品，但其实你看到的是愤怒、怨怒、控诉。但对真正的文学作品或者高级的艺术品来讲，我觉得这些作品是有欠缺的。”
“而阿特伍德做出非常好的示范，她从女性视角、女性立场、女性力量出发，用女性的声音，女性的语言，基于女性身份和女性立场的想象力看到全人类的生存和全人类的困境，她仅仅讲的是生育权被控制吗？仅仅讲女性身体被控制吗？她讲的不仅仅是女性，也不仅仅是男性，也不是基列国。”张莉说。
止庵认为，阿特伍德写的不是一个纯粹的寓言故事，“这里有好多现实生活和人的体验，包括人在世上被人控制，人被人操纵，整个命运一切都被人决定，这是我们最受不了的事情。即使我们可能没有像书里写的丧失这么多，但是作家意义就在于，我们可能经历了5%、10%，作家给写到50%、70%，让我们知道原来那个是我们可能面临的命运。”
霍艳认为这本书真正要解决的不仅是女性意识问题，还是整个社会整体性的压抑，这不光是男性对于女性的压抑，同时也是女性自己内部的压抑。她举了书中的一个例子：在《使女的故事》里，她要怎么受孕？需要使女枕在大主教夫人的腿上，由大主教夫人拉着她的手，同时和大主教三个人完成这个过程，影视剧很好的还原了这个过程。这个过程被这几个嬷嬷设定出来的，为什么用这几个嬷嬷，因为在基列国没有成立之前，她们是正常世界女性代表人物。她们作为成功女性，更知道女性的痛点和女性在乎的点是什么，所以她们用这样一个方法去羞辱每一个人。
一本警示之书，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那么的安全
《使女的故事》是在1985年出版的，书中设置的时间点正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设置得这么近？这是止庵在初读时一直感到迷惑的地方。“因为近之后，有好多地方写起来不容易。越远越容易。三千年以后特别好写，但是二十年以后，过了二十年，跟你这个不一样，你就白写了。所以我想为什么写得这么近？我读《使女的故事》从头到尾都有这个质疑。”止庵认为。
“她发现文明所有进程非常脆弱，可以一夜之间全部都崩塌，包括你的文明、你的享受和你所有的权力，你所有愉快的东西，你喜欢的东西。所以她把距离拉这么近，拉远没有意义。拉得很近告诉你，这些东西非常危险。现在已经2020年了，基列国并没有百分之百成为现实，一方面证明她这个书没写对，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往后推，可以不断往后挪，我们可以从今天看将来的二三十年之内，可能又会出现一个基列国。”止庵说。
止庵认为：“它是一个警示之书，它永远告诉我们，你别以为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永远拥有，你拥有的东西很可能会被剥夺了。阿特伍德写这本书研究了很多关于纳粹的历史，她知道（他们）都做了什么。所以这本书像闹钟似的东西，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安全，可能你拥有的东西突然一天就没有了，而且你心甘情愿成为那个剥夺者，每个人都是被剥夺者，同时每个人又是剥夺的一员。”
在止庵看来阿特伍德是非常关心这个世界的人。“有的作家根本不管这个世界的事，这也是非常好的，博尔赫斯就根本不管这个世界，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跟我没关系，这样的作家很多，都是非常伟大的作家。还有一些作家就是特别在乎这个世界，她之所以在《证言》把基列国写结束了，也是因为她自己都80岁了，一定要有战胜这个东西的方法。”
影视与小说的互动
《证言》的前作《使女的故事》无疑是一部现象级作品，在霍艳看来这本书代表一个现象，“当下的小说创作有一个趋势，小说、影视引动社会议题，这样的一个文化生产，现在是非常一体化的生产。小说提供很好的模本，由很好的制作团队进行影视改编，影视改编成功之后会触动非常大的社会议题，触动社会议题以后又促使作家进行再进一步的创作。在这个过程中，小说家其实是和她的上百万读者、和精良的影视制作团队，都有一个相互较量和比拼的过程，其实是暗暗较劲的过程。”
“我发现《证言》里的一些描写来源于剧集，她以前没有这个描写。而且由于剧集的产生，阿特伍德把《使女的故事》最初的基调也改变了。《使女的故事》主人公还是一个观察的人，对命运有反思，但是她依然只是承受，她只能承受命运。剧集第一季特别不同的是，那里面的主人公非常有力量，角色选择了身材健壮的女人，那个女人充满了力量，她一直要找回自己的孩子，她一直要逃出这个地方，她一直有一个强大的行动力，包括她在最后结尾说一定要为打破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所以这是小说和剧集最大的区别，它充满了力量感，一个是被动承受，一个是主动突破，这个影响到《证言》的写作。在《证言》里，每个人都充满了主动力，她们的动作非常多，她们的语言很简短，她们的性格会变得很鲜明，她们的故事反转很快，她们的双生花的设计一定要凸显两个人的性格迥异。所以，《证言》的影视化或者影视感、画面感的程度会很高。”霍艳说道。
“阿特伍德肯定不是一个为美剧写作的作家，但是作为新的生产模式，这种影视化会对作者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她跟编剧会有一个情节上的沟通，小说的设置会跟剧集制作有一个呼应感。将来不管我们做研究还是看东西，我们会越来越相互参照两者之间的异同点，包括这个东西为什么在剧作里这么呈现，为什么在小说里是那样的呈现。”霍艳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