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书画交易为何常在船上？

明代版画中的书画船形制

米芾以晋人书风为榜样，收藏了不少晋人法帖，其书斋也取名为“宝晋斋”。他在江淮发运司做官时，于乘船上挂个牌子，自称“米家书画船”。这个不拘一格的举动，被黄庭坚的《戏赠米元章》诗赋予了非常迷人的意境：“万里风帆水著天，麝煤鼠尾过年年。沧江静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船。”书画船也因此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象征。学者傅申专门作文谈过江南文人在船上旅行、创作的情形，认为书画船是中国书画家特有的传统：“自绘画中心南移后，书画船便成为中国文人的流动画室，书画的创作和鉴赏有不少都发生在这一艘艘各式各样漂荡的舟楫之上。”

清  徐扬《姑苏繁华图》

严格来讲，书画船并不始于米芾。苏轼在写给王诜的《宝绘堂记》中就有“桓玄之走舸”的引典。东晋时期的桓玄怕自己的藏品被掳，装船以便随时运载。在苏轼眼里，这种功利性是其劝诫王诜不能“留意于物”的反面典型。宋代，船作为士夫创作、品鉴的特殊空间，承载的则是以藏为乐、饱游山水的精致情怀。

明  沈周《京口送别图》

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米芾有一次在船上拜访蔡京长子蔡攸。蔡攸向其展示了自己收藏的王羲之名帖，酷爱晋人书法的米芾当即提出，用自己收藏的古画换王羲之的书法。蔡攸有点为难，米芾则以跳江威胁，“公若不见从，某不复生，即投此江死矣”，蔡攸不得不遂了他的心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米芾索帖”。事情发生在船上，且蔡攸在船上携带了极其珍贵的藏品并邀请朋友品鉴，这是宋代书画船具备赏鉴功能的又一个适例。

南宋  赵伯驹《莲舟新月图》

另一个与船有关的收藏故事，则发生于南宋，更加惊心动魄。赵孟坚（1199—1264），南宋著名画家和收藏家，字子固，号彝斋，为宋太祖十一世孙，擅画梅兰竹石等题材，尤精白描水仙，多用水墨，风格秀雅。他“多藏三代以来金石名迹，遇其会意时，虽倾囊易之不靳也”。南宋末年，赵孟坚隐居广陈（今浙江省平湖市）。他曾造了一艘小船，满载心仪的珍贵藏品，“东西薄游，必挟所有以自随。一舟横陈，仅留一席为偃息之地，随意左右取之，抚摩吟讽，至忘寝食。所至，识不识望之，而知为米家书画船也”。开庆元年（1259），赵孟坚得王羲之的书法“定武兰亭”刻本，夜间泛舟归家时，风作舟覆，衣服全湿，他立于浅水中，手持名帖以防被水浸泡，并大声示人：“兰亭在此，余不足介意也。”后来，他专门在此帖卷首题字：“性命可轻，至宝是保。”此事记录于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周密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子固类元章》，将其与米芾并论，一个视藏品如生命且相当书生气的形象，跃然纸上。赵孟坚所藏“定武兰亭”刻本，也被后人称为“落水兰亭”，在流传至今的王羲之兰亭刻本中，颇负盛名。

文人赋予船诗意的象征，船也就有了“移动书斋”的功能，或独自乘坐，或与三五好友同行，临水凭风之余，品鉴收藏，好不雅致。宋代，那些大型的船只也多以“斋”来命名，比之于居室，亦称“斋舰”。南北宋交接之际的抗金名将李纲，在《张南仲置酒心渊堂值雨》诗中写道：“自别西湖日置怀，却因谪宦得重来。云深不见孤山寺，风急难乘摇碧斋。”“碧斋”即为船只之喻。宋之后，书画船的意象被频频借用，明代董其昌《祭吴澈如年丈》中有“烟水五湖，岁发王猷之兴；图书千载，时寻米舫之踪”。黄淮还写过一篇《书画船记》，记录了书画船的形制。陈继儒、袁中道等也都有在书画船上布置藏品的记录，较宋代更为详细。实际上，再大、再豪华的书画船，也很难起到收储藏品的作用。书画船承载的，其实是文人的出世之心和对江湖的向往。

——《大宋收藏》，白俊峰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大宋收藏》

本书从宋人的收藏行为入手，以两宋皇家和士夫的收藏活动为主，分别考察了皇家与士夫的藏品搜集、保存、整理以及由此生发的政治功用、文化活动、社会现象乃至历史事件等。同时，又围绕宋人的收藏活动，在收藏的行为逻辑上串联成线，试图勾勒出宋代收藏的图景，再现宋代的帝王雅好和士夫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