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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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妈从微信上告诉我：“闺女呀家不去了！”

　　我忘了我当时在干什么，停顿了一下，没有搭言。我知道，她想要回家的迫切，憧憬了好久的念想忽然幻灭，她只能以最软弱的方式回应。小时候，气哭她我会觉得自己很能；到这个年龄，我会觉得自己无能。

　　老爸说，这边的村委会，早就打过电话，问是否回家过年。如果回，一定要提前报备，另做好居家隔离14天的准备；而那一边，出了北京，再想回去，有一定难度，尤其是来自河北。北三县的车可以进，但需要出示相关证明，绿码是必须的，还要当地工作、居住等证明。其实，要回也不是不可以，但考虑到弟妹也是老师，真若回京受阻，就给她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不便，所以，他们从昌平搬回了平谷。

　　我穿上围裙，戴上手套，开始厨房的大扫除。一帆不解地问我，还没到扫房的时候吧？！我就是想干活了。因为每次他们回家，老妈总是唠叨着把我的冰箱清理一遍。连同抽油烟机，都帮我擦得锃亮锃亮的。她在家的时候，我还会把大件的衣物托运过去。因为，她手洗的比我机洗的还要干净。我记忆里对“年味”的感知，就是从父母的忙碌开始的——铺床换枕，扫房擦窗，添置年货……

　　打电话，需要我邮寄点海货吗？她拒绝，还有呢，不要邮了！我没继续追问，还有没有大白菜。老妈总说家里的白菜比那里的水灵。我想，她多半是和蒋勋的母亲一样，患上了一种思乡幻想症——小时候的蒋勋经常听母亲讲，台湾的水果难吃死了，西安的那个多大多甜，可他真正到西安，买了西安的水果，那滋味比台湾的水果差多了。因为，她把故乡的水果幻想成了不可替代。我跟她讲，留在那里过年暖和、干净，但是她哽咽着：“在家过年多好哇！”

　　小时候，从不觉得“家”字有多厚重。那是因为，我从未离开过家。大了，开始依恋家，是渐渐知道了自己的根在哪儿。老妈念叨，过年了，房子都空了。你回去看看！这一次，我应了。记得，很小的时候，太爷爷还健在的时候，房子里被装得满满的，北京的三爷，塘沽的二爷，大清河的五爷都带着他们的孩子赶回家过年；再后来，太爷爷走了，叔叔和姑姑们会来；再后来，爷爷也走了，外地的叔叔姑姑们就变成打电话拜年了；生命的两端，其实有着一种平衡。衰老和成长、幻灭与新生……于是，家保持了它的完整性。

　　我问，你们不回家过年的消息，有没有告诉我姥姥？老妈说，“说了。就是打着打着电话，那端就没有声音了。”她知道，自己八九十岁的老母亲偷偷地哭了会儿。但是，她没有半分抱怨。她是个通透的老人，国家的防疫政策不用解释都懂。

　　我告诉她，这个假期我们还要做志愿者，值守、敲门、登记排查信息。好多人和他们一样，做着非必要不返乡，就地过节的准备。全中国都是这样的，所以，在哪里过年哪里就是家啊！

　　

　　我嘱咐母亲：“好好的，别哭了。”忽尔想起，小时候哭鼻子的时候，她也曾这样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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