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日本香港三地经验分享：新冠病毒的防治效率
本文为《柳叶刀》3月6号刊登的文章。
截至2020年3月5日，新加坡和日本和香港地区一直持续存在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局部传播。遏制策略似乎阻止了较小的传播链扩大为大规模的社区传播。这些地区的卫生系统通常已经能够适应，但是如果COVID-19流行病持续数月之久并且需要服务的人数不断增加，则其应变能力可能会受到影响。我们概述了这些具有韧性的卫生系统的一些核心方面及其对COVID-19流行病的反应。
首先，经过不同时期的适应后，这三个地点采取行动来管理新病原体的爆发。重新调整了监监控系统以识别潜在病例，而公共卫生人员确定了他们的接触者。一旦发布了COVID-19基因序列，国家实验室网络就开始进行诊断测试，并且在所有三个地方都提高了实验室测试的能力，尽管诊断能力扩展到日本的大学和大型私人实验室。在香港，最初仅对未经微生物学诊断的肺炎患者进行了测试，但监控范围已扩大到所有住院的肺炎患者以及有目的地按比例抽样的门诊病人和急诊人员，每天总计约1500人。日本的检测策略也在不断发展，现在对所有可疑病例提供诊断性检测，而不论他们的旅行历史如何。但是，这些病例本该被测试的，目前都还没测试。
使用了不同的策略来选择性地控制进入这些位置的旅行者。在新加坡，采取了一系列分阶段的决定，限制来自中国大陆，以及最近来自意大利北部，伊朗和韩国的任何人入境。香港对所有从大陆入境的人实行了强制性的14天检疫，并拒绝韩国，伊朗以及意大利受灾最严重地区的非本地游客入境。在日本，对湖北省和浙江省的公民实行旅行限制，并对带有COVID-19病例的游轮进行了隔离。
其次，政府间的协调得到了改善，因为卫生当局根据其在香港和新加坡的2002-2003年期间的SARS，在1997年在香港的H5N1禽流感以及在这三个地区的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的经验，香港和新加坡在第一周就开始了协调，而日本在2月初进行了这种协调，当时有人严厉批评指责“钻石公主”号游轮上的旅客隔离检疫行动，导致船员和旅客普遍受到感染。
第三，所有地区都采用了资金扶持，因此治疗患者的所有直接费用均由政府承担。在新加坡，无论患者来自新加坡还是国外，政府都要支付住院费用。在日本，资金是通过常规资金和应急资金提供的。同时，香港已经支付了所有此类费用。
第四，这三个卫生系统制定了维持常规卫生保健服务的计划，但是服务的整合一直存在问题。在日本，由于指定医院的能力变得过分紧张，医院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将是一个重大挑战。在新加坡，疫情爆发初期，在向私营部门传播信息方面遇到困难。在所有地点，重症监护病房的病床数量有限。
第五，在所有地区，都可以为COVID-19的患者提供重症监护治疗和药物，但是医院中足够的个人防护设备和社区口罩的供应是一个关键问题。 在日本和香港，医院的药品供应不足，但尚未影响临床管理。如果COVID-19的病例持续增加，那么在所有地方都可能会受到重症监护治疗的压力。
第六，在所有三个地方对医院进行培训并遵守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当的，但是日本可能会面临传染病专家的短缺。医务人员遍布各地，特别是在选定的指定医院中。卫生服务需求的长期升级将给医护人员带来压力，并可能在某些时候损害COVID-19患者和其他患者的临床管理。
第七，信息系统的管理在所有地方都是全面的。在新加坡，区域卫生系统经理，医院负责人和卫生部之间几乎每天都有会议。但是，在日本，可以改善跨县的信息共享。香港政府卫生部门与公立医院之间的系统互操作性不是最佳的。
在紧急情况下，及时，准确和透明的风险沟通至关重要且具有挑战性，因为它决定了公众是否会信任当局，而不是谣言和错误消息。新加坡卫生当局每天在主流媒体上提供信息，卫生部设有电报和WhatsApp小组与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医生进行交流，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享更详细的临床和后勤信息，政府使用网站来揭穿流传的错误信息。在日本和香港，风险沟通却无法建立对当局的信任。
最后，重要的是社区差异及其情绪和价值观。在香港和新加坡，谣言导致人们对政府的恐慌性购买。在日本，与“钻石公主”号游轮和学校突然停课有关的担忧加剧了公众的忧虑情绪。
这三个地点展示了适当的遏制措施和治理结构、采取措施支持卫生保健的提供和筹资和制定并实施计划和管理架构。但是，他们的反应很容易受到服务协调方面的缺陷的影响、获得足够的医疗用品和设备、风险沟通的充分性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此外，不确定如果服务需求激增，这些系统是否会继续运行。
出现了三个重要的教训。首先是卫生系统和其他部门之间服务的整合增强了吸收和适应冲击的能力。其次，假新闻和错误信息的传播构成了一个未解决的重大挑战。最后，患者，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以及整个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对于应对健康危机至关重要。
作者：GML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政府的专家顾问，并且是WHO-COVID-19中国联合特派团的成员。HO是日本政府COVID-19响应小组的临时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