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政治管理哲学刍议
董仲舒政治管理哲学刍议
范志礼
内容提要：一代大儒董仲舒在其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的“法天”“正始”“教化”“更化”方略以及无为有为、尚质尚文、任德任刑、求贤纳士思想是具有科学精神的政治管理哲学，在当今形势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董仲舒（前179~前104）是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汉族，汉广川郡（今河北省枣强县）人。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十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国相，四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很受武帝尊重。董仲舒的崛起是从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开始的。当时，作为儒生的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①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这些主张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尤其其中的政治管理哲学，对于改革时政、推进和优化社会管理以及官员队伍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董仲舒的“法天”“正始”“教化”“更化”方略
继汉文帝之后，汉景帝继续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了“文景之治”。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从某个角度把“无为”当作“无为放任”，没有掌握无为真谛，因此使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放纵了割据势力的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所以，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潜藏着严重的危机。公元前134年，汉武帝登基后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应诏上表。在《举贤良对策》中明确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 四策。
1、法天、正始思想
董仲舒把法天放在第一位。法天是说效法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则。法天的原理本之《春秋》。他说，稽考《春秋》之文，求王道的端绪，找到一个“正”字。《春秋》开篇即说“春王正月”，正字排在王字之后，王字又排在春字之后，春是天体运行在一年的起始，正是为王政的行动方式，这个排列顺序表达的意思就是：王者“上承天之所为（天道），而下正其所为（人事）”。那么王者要有所为就当求之于天道了。天道是什么？他说：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生，以生成为意。可是“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施虐政于天下，而望德教遍于四海，岂不是南辕北辙么？他把矛头指向了当时的弊政。
正始之意亦发自《春秋》②。《春秋》第一篇是“鲁隐公元年”，为何谓一为元呢？他说：“一者万物之所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一是万物的根基，是本，是始。元，为首，为大。称一为元，即是说要重视开始，端正根本。政治之本在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 ，朝廷之本在君主，君主之本在宸衷，“故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裔）。” 天下正与不正，就看君心正与不正。天下四方都正了，没有邪气干扰于天地之间，阴阳调和，风雨得时，五谷丰登，民生幸福，四海宾至，天下太平，若此，福物祥瑞，莫不毕至。
法天这一理论是中华民族哲学宝库中的瑰宝，世界其它民族也有类似理念，但不如其系统、简明、准确、成熟。法天就是学习和掌握自然规律。人类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产物，是自然界运动变化产生的骄子，从思维意识形成来自实践的观点分析，人的最大实践就是与自然界交流的实践。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有两个是说与自然界的交流的，即便是阶级斗争，也不会脱离自然环境，在和人斗争的同时，也在与自然界进行交流。而与自然界进行交流，除了衣食住行的需要，就是参悟其中的运行变化规律了。运行变化规律最突出、最鲜明、最能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首先是时间空间。时间和空间对人来说，首先要有一个头绪，绝对的头绪是没有的，但相对的头绪是可循的。对于王者来说，头绪就是开始。这就和自然界的一年四季联系起来，并从中找到了治国之道。
2、教化、更化思想
在正始的前提下，还要抓好教化。正始是统治者自正，教化则是正民。教化行才能习俗美。董仲舒认为，当时“美祥莫至”，也即大好情势或者祥瑞之物未到的另一原因是“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质利益的，不用教化为堤防就会有作奸犯科之事发生，（不教而诛谓之虐）因此帝王临驭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所以，他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浸润）民以仁，摩（砥砺）民以谊（义），节民以礼。”因为，自古以来，凡是“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都是由于“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这一思想，开教育普及、教化润民之先河，永远闪烁着不朽的光辉。
关于教育，董仲舒在《深察名号》③中写道：“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意思是说，从自然界人类社会化变出（出生）的自然人，有着接受善的教育的思维能力但还不能行善，所以就为他们树立榜样教他们为善，这是自然而然的。王者以庆、赏、罚、刑为“四政”。是说管理者用庆、赏、罚、刑作为四种管理方式管理人们。对此，董仲舒进一步阐述说：“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四时之副》） 这十分精妙的比喻，把天人、自然秩序和社会管理密切联系起来，不仅是一种智慧，而且是一种发现。沿着这一思路进行推演，政府的组织也应以四季为模型：把政府官员分为四级，是模仿一年有四季；每级每个官员下面有三个副手，也是模仿一季有三月。官员像这样分为四级，又是因为人的才能和德性也是自然地分为四等。所以政府选出那些应该当选的人，再按他们德才的自然等级而加以任用。“故天选四时、十二月，而人变尽矣。尽人之变，合之天，唯圣人者能之。”（《官制象天》） 这种分法，虽然有些教条机械，却是一种有根据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优选。直到现代，人们虽然有时随机而变，但好像还不能完全脱开这种模式。不过，人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用的只管用，批判的只管批判。
更化讲革除积弊，改弦更张，也就是改革。董仲舒认为，圣人继乱世，应当干净彻底地扫除其残风余孽，万象更新，然后再修明教化来美化风纪。可是秦承晚周之敝，非但不改，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始皇反对习儒雅，禁止民间收藏诗书，抛弃礼义，尽灭先王之道，独断专横…是“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所以得天下才十五年便灭亡了。汉承秦制，无所更改，“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鄙薄丑恶，人民卑劣嚣顽，好勇斗狠，欺上惘下，低级下流到了极点。于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恶习不除，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诈。在现代则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就像“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法令再多也无济于事。
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粉饰）也。”现在汉承秦之敝，正如朽木粪墙，不加革除，终不可救。他比喻说：“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同理，“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汉家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却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是“当更化而不更化”所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的内容就是励行“仁义礼智信”正常之道，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享鬼神（难以参透的潜在力量，实际上也是与人的心理有关的神秘力量）之福。一句话，就是要革除亡秦以教条的法为治的恶政，改变汉初因循守旧的惰习，力行儒家仁义礼智、积极有为的政治风化。
董仲舒有理有据，强调改革弊政之必要；引经据典，大谈兴德教化之必行。其要点就是顺应民心，按照人心向善规律，创造环境，抑恶扬善，所以深得武帝心仪。
二、董仲舒对无为有为、尚质尚文、任德任刑的解答
《举贤良对策》共有三策，第二策回答的四个问题，都是非常敏感的关键问题。前三个问题：一是关于黄老无为和孔孟有为的问题。武帝问：尧舜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武时，勤勉工作，“至于日昃（斜）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帝王致治之道，难道不同么，“何劳逸之殊也？”董仲舒说那是由于 “所遇之时异也”。尧在位时，“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有为），天下和洽”；舜又因之，有禹为相，“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周文武则不然，“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混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无为与有为皆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过现在是：汉承秦敝，非力行有为不可。在这里，可以看到董仲舒对无为的诠释。无为不是不做事，而是不越俎代庖。先王之为就是选才任能，但不去亲自做大臣应该做的事。如鼓不干与五音之类。同时，无为与有为还要根据不同情况因时制宜。
二是黄老尚质与儒学尚文问题。武帝问：“俭者不造玄旗黄旗之饰”；可是周家，却甚其文饰。难道帝王之道旨趣不同吗？有人说“良玉不琢”，又有人说“非文无以辅德”，此二端亦互相矛盾。董仲舒说，制度文章，是用以“明尊卑，异贵贱，劝有德”的，孔子说，过分奢侈太骄矜，过分俭朴又鄙陋（“奢则不逊，俭则固？），可见过俭也不是恰当的。所以《春秋》中，君王受命之先即“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良玉不琢，是因其资质润美，不必刻琢；但常玉不琢，就不成文章。同理可证：“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这里，董仲舒回答了汉武帝提出的看似互相矛盾实则各有所用的两个问题，说得具体实在，体现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破解了汉武帝的疑惑，并通过强调中庸之道来说明君子学习的必要性。
三是任德任刑问题。武帝问：周之成康，刑罚不用，四十余年，囹圄屡空；秦人用严酷之刑，死者甚众，却奸邪不止。其故何也？董仲舒曰：周前有武王行大义，有周公制礼乐，到成康时才出现刑措不用的局面，“此亦教化之渐（浸润）而仁义之流（风化），非独伤肌肤之效也。”秦朝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不行五帝三王之道，以贪狠好战为俗，又没有文德教训于下。于是在上者贪得无厌，在下者风俗浇薄。再加之任用“残酷之吏”，聚敛无度，民失其业，“群盗并起”，因此刑虽重而奸不息，此乃“俗化使然也”。这一问答，是有关治国之关键。董仲舒以其鞭辟入里的分析 ，道明了德刑并用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了教化的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刑罚不可松懈，教化要辅佐而行。尤其在特殊时期，摆正两者关系更为重要。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反动派梦想复辟的气焰十分嚣张，所以，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有铁的手腕进行镇压打击，同时，也要坚持教育分化瓦解敌人的方针，对那些非骨干分子进行教育感化，最大限度的孤立一小撮顽固不化分子。而对人民内部矛盾，则主要是通过教育来解决。正是执行了这样正确的政策，我们才取得了稳定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董仲舒对无为有为、尚质尚文、任德任刑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切中肯綮，对于现在执政、执法中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的不良现象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是需要认真加以学习和研究的。
三、董仲舒的求贤纳士思想
在政治管理方面，董仲舒特别强调人事的重要性，认为“事在强勉”“治乱兴废在于己”，只要尽力“行道”，那就会“德日起而大有功”，就可以收到速效，统治地位就可以巩固。在董仲舒看来， 君主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实施教化。他认为仁、义、礼、乐都是治道的工具，古代圣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所以王者的职责就在于“承天意以从事，任德教而不随意任刑”“以教化为大务”。董仲舒因此成为明确提出教育治国主张的又一人。
从董仲舒在第二策回答汉武帝的第四个问题也是现实问题中可以看出他的求贤纳士思想。武帝问：我注意农本，任用贤人；亲耕籍田，劝孝崇德，问勤恤孤…为了天下真是夙兴夜寐，“尽思极神”了，但“功德休烈”并未实现。“今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其因何在？对此，董仲舒认为其因有三：一曰“王心未加”，二曰“士素不励”，三曰“长令不明”。前者说的是指导思想，“王心”即王道，亦即儒学的仁义之道，言武帝虽则兢兢，但未从仁义之道出发，人民未普遍受其恩泽，难以成就“功德休烈”。后二者讲教育和选举问题。他说，皇帝一心求贤固然可佳，但是士人未加教育，士行未加砥砺，上哪去求贤呢？“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因此常是朝廷有求贤之诏，而郡国却无贤可荐。于是董仲舒重申：“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则英俊宜可得矣。”郡守和县令是民众的师长表率，起着承德宣化的作用。如果师帅不贤，主上的德就得不到宣扬，恩泽得不到流布。现在的守令不但不能起榜样教育作用，有的还不奉行天子的法令，暴虐百姓，与奸人为伍，使贫苦人民流离失所。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都是“长令不明” 造成的。
这是政治管理的关键。董仲舒在两千年前提出的问题，历朝历代都曾存在。当前，官员队伍中贪官的危害与此相似。反腐败任重道远，关系到党的前途命运，生死存亡，所以各级各类官员做表率的思想、遵守党纪法规不走样永远不会过时。
在强调官员应做表率的前提下，董仲舒进而将矛头直指当时的官制。汉代官吏的来源主要有“郎选”“任子”和“资选”。郎选，即皇帝近卫侍臣到期迁官；任子，二千石（高干）可恩前子弟为官；资选，即有钱人以钱买官做。这三种形式的任官都不考虑实际才能和品行。他认为当时吏治不明，并揭露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货，未必贤也！”加之官吏的升擢又是论资排辈，“累日以取贵，积久而致官”，其结果自然是“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了。于是他提出“岁贡贤才”“量才授官”两策。要列侯、郡守、二千石，每年荐贤两名以供宿卫；并以此考察大臣的贤否，如果所荐贤能则有赏，不贤则有罚。这就迫使大臣们以求贤识贤为事，天下之奇士就可得而使了，遍得天下之奇士，天下何愁不治！同时，在官员升擢上，董仲舒疾呼：“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这就使贪与廉、贤与不肖判然两途，皎皎易识了。
董仲舒还劝汉武帝不但要“求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养士”。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三法以太学为最重要，所以他又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要求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他认为只要这样尽心求贤，天下之士便可得而官使，只要遍得天下的贤人，就是象三王那样的兴盛也容易做到，象尧舜那样的名声也可以赶得上。
董仲舒认为，这些具体措施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下，才能发挥为当时政治服务的作用。他指出当时思想的不统一，会妨碍政治的统一。他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便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他认为这样一来，就会“邪辟之道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这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做出的努力。
为更好地按照这一思想选拔人才，董仲舒还帮助汉武帝建立了著名的考试制度。在这个制度下，进入仕途的各级政府官员就不靠出身高贵，不靠财富，而靠顺利地通过一系列定期考试。这些考试由政府主持，在全国同时举行。对于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敞开大门，只有极少数人除外。当然，这些考试在汉朝仍是雏型，在数百年后才真正普遍实行。这个制度是董仲舒第一个发起的，更有意义的是他主张以儒家经典作为这些考试的基础，从而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得到有力的贯彻。
董仲舒的文化建树是多方面的，虽然他的理论在极左思潮下曾被称为反动的、唯心的机械论、目的论，但纵观其整个学说，这些批判都有失偏颇，这是在不了解天人也即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文化传承规律前提下出现的谬误。著名哲学史家冯友兰说：“董仲舒十分强调文化的价值，人之能够与天地并列，所靠就是文化。”“文化是人性的发展。”（《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商务印书馆.283页）所以，从人类文化继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在当时的形势下，董仲舒的思考和建议无疑是正确的，它不仅影响了汉武帝的政教政策（汉武帝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立五经博士；开设太学；确立察举制），而且影响了两汉及后来各封建王朝的政教政策，即使在当今仍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举贤良对策》共三篇，保存在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这是集中反映董仲舒思想的重要著作，也是表达他的教育思想大纲的代表作。
②《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等，是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据传由孔子修订而成。
③《深察名号》是西汉思想家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中的一篇文章。其内容主要是关于“正名”理论和对人性既有善又有恶的分析。
作者简介：范志礼，生于1954年。大学本科毕业。中共党员。多年从事教育、记者、总编辑工作，研究中华国学。著有《中华国学解读》（河北人民出版社）《心河》（中国文联出版社）等书，主编《中国传统文化名家大典》（世界文化艺术出版社）。辞赋作家、国际高级培训师、国家高级美术师。
2021.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