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尹《汤液经》组方用药法则之迷失

方国强

白沙游子无闻居士儆言：对《伊尹汤液经》失传原因的研究，有助于对《汤液经法》的了解与理解，有助于对中华古传医药学经典——《伊尹汤液经》组方用药法则之挖掘整理与恢复复原，实现古为今用之目的。
《伊尹汤液经》之内容，由于其早在南北朝（笔者推测，《辅行诀》撰著者陶弘景〈公元452～536年〉拥有是书，陶氏之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失传）时已失传，而《辅行诀》仅摘录书中的部分内容，故如今仅能管窥其之一斑，而难见《汤液经》之全貌。
无闻居士认为，《伊尹汤液经法》首先隐没在汉末张圣之《伤寒杂病论》中而不彰，仲景之后，《伤寒杂病论》的散失离析与实用主义的世风潮流，又导致《汤液经法》——中医药组方用药法则的彻底迷失，故清代著名医药家徐大樁在《医学流源论·古今·医学渊源论》中发出：“伊尹有汤液治病之法，然亦得之传闻，无成书可考”之感叹。
对《伊尹汤液经》失传之原因，白沙游子以为，只有追本溯源，从《伤寒杂病论》的流传离析、分化衍生中才能有所了解。
翻开中医药历史，吾中华医药学自燧人炙熟食，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歧黄论医道，桐君采制药，伊尹制汤液，至中医药理论专著《桐君采药录》、《伊尹汤液经》、《黄帝内经》、《难经》（成书于汉之前,相传系秦越人所著）、《神农本草经》等的横空出世，时序上万年，可谓肇于上古，源远流长。
诸圣之后，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传其宗枝正脉《桐君采药录》、《伊尹汤液经》，在“农、黄”精义《素问》、《针经》、《难经》、《胎胪药录》等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融理、法、方、药、针、灸于一体，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应用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正是由于《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导致显传数百年的《伊尹汤液经法》，从此归隐在《伤寒杂病论》之中。仲景之后的中医药书籍，“辨”、“治”分离，“方”、“药”别立，原本还隐传于《伤寒杂病论》中的《汤液经法》——古典中医药组方用药法则，则由显入隐，由明而晦，几乎绝迹于世矣。
集秦汉以前中医药理论与临床学大成之巨著《伤寒杂病论》，在其问世、散佚又复出的过程中，经王叔和、孙思邈、林亿、赵开美、成無己等人的搜集整理刊行，《伊尹汤液经》与《伤寒杂病论》之辨证论治虽仍保存在《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之中，但与此同期撰著的许多注释、辨解、发挥、方论、针灸等的书籍中，已逐渐地被割裂成“辨证”、“论治”、“针灸”与“分化衍生”四类。
论述辨证类的卷册：西晋王叔和著《脉经》（公元265～316年），六朝高阳生著《脉诀》（亦云宋代崔嘉彦著 公元1189年）、施发（政卿）著《察病指南》（公元1241年），元代敖氏著《敖氏伤寒金镜录》（公元1341年）、滑寿著《诊家枢要》（公元1359年），明代李时珍著《濒湖脉学》（公元1564年）、李中梓著《诊家正眼》（约公元1642年），清代李廷昰著《脉诀汇辨》（公元1664年）、张登著《伤寒舌鉴》（公元1668年）、林之翰著《四诊诀微》（公元1723年）、周学霆著《三指禅》（公元1827 年）等等；
方药论治类的书籍：西晋王叔和撰《张仲景方》（约公元280年），东晉葛洪著《肘后备急方》（约公元341年），南齐龚庆宣著《刘涓子鬼遗方》（公元495～499 年），唐代孙思邈著《千金要方》（公元652年）、《千金翼方》（公元682年）、王焘著《外台秘要》（公元752年）、蔺道人著《理伤续断秘方》（约公元946年），宋代王怀隐著《太平圣惠方》（公元992年）、陈师文等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公元1151年）、许叔微著《普济本事方》（约公元1132年）、严用和著《济生方》（公元1253年），元代危亦林著《世医得效方》（公元1337年），明代朱橚等撰《普济方》（公元1406年），清代汪昂著《医方集解》（公元1682年）、吴仪洛（遵程）著《成方切用》（公元1761年）、陈念祖著《时方歌括》（公元1801年）、鲍相璈著《验方新编》（公元1846年）等等；
针灸类专著：晉皇甫谧编纂《針灸甲乙經》（公元282年），宋代宋王惟一著《铜人俞穴针灸图经》（公元1026年）、王执中著《针灸资生经》（公元1220年），金代阎明广著《子午流注针经》（公元1153～1163年），元代滑寿著《十四经发挥》（公元1341年），明代高武著《针灸聚英》（公元1529年）、李时珍著《奇经八脉考》、杨继洲著《针灸大成》（公元1601年），清代张振鋆著《厘正按摩要术》等等；
分化衍生类著作：由于此类医籍数量浩大，所述内容众多，计有医经类、伤寒类、金匮类、温病类、诊断类、本草类、方书类、内科类、外科类、伤科类、妇科类、儿科类、五官科类、养生类、医论医话类、医案类、综合类等。笔者按其大要，选取部分书籍以为代表：梁朝陶弘景注《本草经集注》（约公元536年），刘宋雷斅著《雷公炮炙论》（约公元588年），隋代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约公元610年）、楊上善編注《黃帝內經太素》（公元605～617年），唐代李勣撰《新修本草》（约公元659年）、王冰次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公元762年），宋代钱乙著《小儿药证直诀》（公元1114年）、太医院编《圣济总录》（公元1117年）、陈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公元1174年）、陈自明著《妇人大全良方》（公元1237年），金代刘完素著《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公元1186年）、《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公元1186年）、李东垣著《内外伤辨惑论》（公元1231年）、《脾胃论》（公元1249年）、张从正著《儒门事亲》（约公元1228年），元代王好古撰《汤液本草》（公元1298年）、朱震亨著《丹溪心法》（公元1347年）、《金匮钩玄》（公元1358年）、《格致余论》（公元1347年），明代王九思等集注《难经集注》（约公元1505年）、薛己著《正体类要》（公元1529年）、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公元1578年）、方有执著《伤寒论条辨》（公元1589年）、王肯堂著《证治准绳》（公元1602年）、陈实功著《外科正宗》（公元1617年）、李榳著《医学入门》（公元1624年）、张介宾著《类经》（公元1624年）、《景岳全书》（公元1624年），清代喻嘉言著《医门法律》（公元1658年）、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约公元1722年）、尤在泾著《金匮心典》（公元1726年）、吴谦等编《医宗金鉴》（公元1742年）、吴仪洛著《本草从新》（公元1757年）、徐大樁著《医学源流论》（公元1764年）等等。
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中，吾人可知，《伊尹汤液经》每首医方所用药物最多为八味，而《伤寒杂病论》中出现了用药在九味以上的医方，最多达到二十三味的“鳖甲煎丸”方剂，但在书中，此类超大方数量不多，大部分的方剂用药均在一味至八味之间。然而，正由于这为数不多的几首超大方剂，导致仲景之后的方书以偏盖全，已不知中医药学中有《汤液经法》——《伊尹汤液经》之组方用药法则矣。故在隋唐间成书的《葛洪肘后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方书中，每方用药往往在八味以上，致使《伊尹汤液经》之组方用药法则迷失其间矣。
中医药方剂经历了由简入繁的过程，方制从小方到大方，从大方到超大方，用药从一味到八味直至二、三十味，甚至更多。故徐大樁慨而言之：“《千金方》则不然，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皆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其药品有多至数十味者，其中对证者固多，不对症者亦不少，故治病亦有效有不效。大抵所重，专在于药，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医学流源论·书论·〈千金方〉、〈外台〉论》）。徐氏一言中的，隐藏于《伤寒杂病论》中之《伊尹汤液经法》，从此迷失矣。凭心而论，其实不能完全怪罪于孙真人，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未有说明自己之医学流派，未说明书中方剂之组方制度；而且在唐代，《伤寒杂病论》也早已散落不全，在没有任何资料参照比较的情况下，光凭残缺不全之遗卷乱简，即便是张圣本人，在此种状况下，也很难明白书中之奥妙也。
综上所述，中华医药学在秦汉时，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之临床医学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独立而成脉学、针灸学、药物方剂、伤科、养生保健等专门学科。至隋唐时期，中国医药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至宋代，征采广博，校刻方书，卷帙之浩繁，前所未有，目前我们所能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至金元时代，中医学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著名的金元四大家各有所专。刘完素（公元1120～1200年）之“寒凉派”，张从正（约公元1156～1228年）之“攻下派”，李东垣（公元1180～1251年）之“补土派”，朱震享（公元1281～1358年）之“养阴派”，著作俱丰，至此，《伊尹汤液经》之组方用药法则彻底迷失矣。金元之后，医书药籍有增无减，故白沙游子无闻居士如是言，《伊尹汤液经法》实际上乃迷失在浩繁的中医药学卷籍之中是也。
故徐灵胎云：“后世之方已不知几亿万矣，此皆不足以名方者也。昔者，圣人之制方也，推药理之本原，识药性之专能，察气味之从逆，审脏腑之好恶，合君臣之配偶，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经络，其思远，其义精，味不过三四，而其用变化不穷……唐时诸公，用药虽博，已乏化机。至于宋人，并不知药，其方亦板实肤浅。元时号称极盛，各立门庭，徒骋私见。迨乎有明，蹈袭元人绪余而已。今之医者，动云古方，不知古方之称，其指不一”（清·徐大樁撰、万芳整理《医学流源论·方药·方剂古今论》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因此，对于起到理论导向作用的《汤液经》之组方用药法则，在追求实用、只要疗效的临床医家们眼中已显得无足轻重，故而渐行渐远，直至无传。至于方药之功效，徐氏又言：“古圣人之立方，不过四五味而止。其审药性，至精至当；其察病情，至真至确。方中所用之药，必准对其病，而无毫发之差，无一味泛用之药，且能以一药兼治数症，故其药味虽少，而无症不该……后世之方，药味增多，非其好为杂乱也，乃学不如古人，不能以一药该数症，故变简而为繁耳……唐以后之方，用药渐多，皆此义也”（《医学流源论·方药·貌似古方欺人论》）。笔者以为，中医药方剂的由简而繁，中医药方剂用药由少增多，中医药方剂疗效的下降，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伊尹汤液经》之组方用药法则的迷失不彰，后世医家已不知如何进行组方用药，如何才是对症处方而能达到“方中所用之药，必准对其病，而无毫发之差，无一味泛用之药，且能以一药兼治数症，故其药味虽少，而无症不该”之功效矣。
近百年来，在西方医药强烈碰撞下的今天，中华医药学已几经沉浮，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经过近一个世纪中医药界的几代前贤先辈、专家学者的抗争与努力，中华医药在世界医林与国内医药界占有一席之地，已被国内外广大民众所认识并接受，中华医药重又崭露头角。但如何发挥中华医药的优势，提高吾国传统医药的临床总体水平，提高中医药临床诊治疗效，笔者以为，除对传世方书中之验方、效方的研究应用外，对中华医药学之“组方用药法则”的研究总结势在必行。二十世纪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发现与刊行，使保存了传统医药学之精髓、传统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医药元典——《汤液经法》的重新现世，为挖掘总结中医药之“组方用药法则”成为了可能，给中华医药学的再度辉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呜呼！历史曾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遗憾，现在又给了我们一个天大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