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宫”为何会成为明代的热潮？
人有两根，一是慧根，在上头，一是孽根，在下头。这两根也攘括了佛教所言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生理学上的神经官能，都是心与物的媒介根本。而历朝历代对人的管理，往往都在两根之间。作乱犯上者，要砍头，这断的是上根；而作奸犯科者，断的就是下根。不过，这些根的断都是被迫的，自愿自行了断的并非常态。
东方不败，金庸笔下的《笑傲江湖》中知名人物，虽然没有其明确的时代背景，不过从令狐冲所用的“太极剑法”乃是张三丰所创。由此可见，东方不败应是明永乐之后的人物。
书中还有一个自宫的人物是林平之，其籍贯是福建福州人，而在明朝，闽人自宫风气亦是最盛。当然这种宫人之盛，也带动闽地男风之癖的兴起，此是后话了。
基于书中的四位“自宫”者，把“笑傲江湖”的背景放在明朝自然就合理多了。对朝廷而言，这个朝代的自宫者大多数时间都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
一
我们先来看看明朝皇帝们颁发的关于自宫方面的禁令：
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就针对福建、两广一带使用“火者”的行为下诏禁止。所谓“火者”，就是阉割以充作役使的仆从，主要是幼童。朱元璋还规定说“今后有犯者，以阉罪抵之”。也就是说，如果擅自阉割他人的，就也要享受一次“被阉割”的罪罚。这一条规定直接导致了自宫行为的增长，不能“阉”人，自己“阉”总可以了吧。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六月，太祖朱元璋下诏说“朕起兵至今四十余年，灼见情伪，惩创奸顽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后嗣止颁《律》与《大诰》，不许用黥剌、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宫刑作为一种传统肉刑，予以官方层面的废止。
洪熙元年（1424年）三月，明仁宗朱高炽颁布诏令：“诸司不得鞭囚背及加入宫刑。有自宫者以不孝论。”这条禁令说明了在洪武年间，有人钻法律空挡，判人宫刑以充阉人之数。
宣德二年（1427年），宣宗朱瞻基下诏：“凡自净身者，军还原伍，民还原籍。不许投入王府及官员势要之家隐藏，躲避差役。若再犯者，犯及隐藏之家俱处死。该管总小旗、里老、邻人知而不举者，一体治罪。”
正统十二年（1447年），英宗朱祁镇下诏：“自宫而已入宫者，准予自首，送南海子种菜，隐瞒不首者及新发现自宫者，全家发配辽东充军。”
天顺二年（1458年），复位后的英宗再度申明自宫禁令。
成化九年（1472年），宪宗朱见深令“私自净身希求进用者，本身处死，家发烟瘴地面充军”。
成化十一年（1474年）十二月，宪宗再申自宫之禁。
弘治五年（1493年），孝宗朱祐樘下诏：“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处死，全家充军，两邻及歇家不举、有司里老容隐者，一体治罪。”其禁止乎未残者，法甚严也。
正德十一年（1516年）五月，武宗朱厚照“录自宫男子三千四百余人充海户”。
从这长达百年的自宫禁令来看，明朝皇帝们对自宫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动辄充军或处死，甚至还要连坐，惩罚之力度不可谓不大也。可是为什么自宫行为还屡禁而不绝呢？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需求量太大了。除了宫廷有需求外，各地王府宗亲及官员豪强之家，朝廷也会根据其爵级配发相应数量的阉人。而阉人数量的增长速度，完全跟不上官家等豪强之家的需求增长。为增加阉人数量，要么夹杂宫刑，要么诱导“自宫”，就成了当时社会的“共识”。
二
明朝初年，阉人的主要来源还是依靠捕获少数民族俘虏以及附属国与各地官员的进贡。我们所熟知的郑和是云南九黎人，汪直是广西瑶人，都是少数民族与明军作战战败后其子弟被俘，阉割后入宫为侍。据《明太祖皇帝钦录》记载，征西番时，一番争战后，掳番人幼女一百五十人，阉割幼男一百五十五人。1427年，宣宗厌战，宣布从交趾撤兵，安南复国，也就此少了一个宦官来源地。
天顺四年（1460年），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俘获东苗孩童1565人，尽数阉割并奏报朝廷，结果病死329人，便买来同样数目的童子，阉之以凑数。后来事发，巡抚都御史白圭弹劾阮让，英宗不过“降敕切责让”，并不降罪。可见皇家对此等事的心照不宣。（《万历野获编》）
正统年间，明军征讨麓川，主帅靖远伯王骥、都督宫聚将战俘阉割后，部分留作己用，部分送于其他官员。可见战俘在长时间里是宦官的主要来源。（《万历野获编》）
战争减少时，各地官员还会继续进献幼童给朝廷。“正统间，福建总兵宁阳侯陈懋，进净身幼男百八人，收之；又如正统四年，云南三司拣选黔公沐斌家阉者福住等十六人，年幼堪用，上命送司礼监；又景泰间，镇守福建右监监丞戴细保，送净身小口陈石孙等五十九人，帝命送司礼监。”（《万历野获编》）至于幼童的来历，则语焉不详了。
景泰时，北京保卫战后，明朝对藩国的约束力减弱。有一个证据是朝鲜籍宦官尹凤、金兴出使故国，令进献童阉，但朝鲜方拒绝了。成化之后，藩国进贡的童阉基本就断绝了。
由于宗亲官宦之家的阉人是朝廷拨用的，一旦拨用不及时，宗室们就要自己找路子。一开始那些“天阉”之人自是首选，随着传统阉人来源的枯竭，以“自宫”冒充“天阉”的人就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这些被宗亲官家使用的阉人，延用了元代对太监的敬称，唤作火者（不是“火影忍者”）。而官员之家的火者，则美其名曰“阍者”（顾起元《客座赘语》）。阍者的本意是看门人；话说周传雄的关门弟子简弘亦写过一首歌，歌名就是《阍者》，想必他并不知道这也是太监的别称，不然就不会写出“守着你心间的阍者”这样的句子了。
三
战俘数量不够用，进口的路子也收紧了。供需矛盾日益凸显，阉人行业亟需打破发展困局，为避免官家服务行业的失衡状态，大量为改变命运的土产“宫人”自然就应运而生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双赢”局面。在明一朝，“自宫”者的动机无非有三种，而“畏避徭役、希觎富贵者”是最主要的两种。
其一，自宫以求进。宦官制度发展到了明朝，已经比较完善了。知名的太监也是历朝最多的，有汪直、刘瑾、王振、魏忠贤等臭名昭著者，也有郑和、冯保、吕芳、怀恩、王景弘等颇具盛名者。明朝共有24个专门的宦官机构，分别有十二监、四司、八局，不但分管宫中事务，还要处理部分政务。权力最大当数司礼监和御马监了。
司礼监主要负责内外奏章，内阁负责票拟权，而批红权在皇帝手中。宣宗时，奏章太多，朱瞻基会让秉笔太监誊抄票拟内容，代行批红权。此外还有个掌印太监，负责批红后的审核盖印，权力之大，堪称“内相”。我们熟知的特务刑讯机构诏狱、东厂（永乐十八年设，1420年）、西厂（成化十三年设，1477年）、内行厂（武宗十八年设，1505年），甚至可以随堂检视众辅臣，权如总宪。
从实际权力来看，掌印太监尊比首辅，秉笔职同次辅，掌东厂者之权重视同左都御史兼次辅。而内行厂可以监管锦衣卫、东西厂，宦官权力达到了巅峰。虽然西厂、内行厂的存在不过短短几年，但锦衣卫和东厂则是持续到明朝灭亡，这也意味着太监插手朝廷的军政要务也持续到了明亡，直至南明朝。
御马监管理御用兵符，御马监与兵部及督抚共同执掌兵柄，相当于内廷“枢府”。而且，御马监还负责皇庄和草场的管理与经营，财政权上可以与户部分理，相当于朝廷的“内管家”。2001年，太监刘瑾在16世纪初以“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其他珍宝细软不计其数”的资产总量，被《华尔街日报》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50人”名录，位居全球首富。
于是，司礼监与御马监一文一武，极大分割了相权。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皇帝经常不上朝，太监往往会假借皇帝之名，调动锦衣卫，甚至把锦衣卫成员直接安插到东厂去。
《金瓶梅》中提到的西门庆努力要结交的何太监，在宫中地位很高，为五近侍之一，备受皇帝恩宠，获赐蟒衣玉带，特荫弟侄一人为副千户。副千户，是从五品的武官，相当于现在的副师级军官。明朝太监路子之野可见一斑。
虽然朱元璋当初明文规定“宦官干政者杀”，但宣宗朱瞻基改了太监不识字的祖制，“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义”。《四友斋丛说》则谓：“永乐中已令吏部听选教职入内教书，王振始以教职入内，遂自宫以进，至司礼监。”
太监不可怕，就怕太监有文化。英宗时阉党已成势，王振首开宦官专政之先声。有文化的太监们陆续进入了政治中心，终究搅乱了大明政局。
其二，自宫以避役。《明宪宗实录》记载：“此辈以规避差役，违禁自宫。”而早在仁宗年间，兴州左屯卫有军户名徐翊，其子在宫里做宦官，徐翊便以此为由上疏恳乞免除军籍。可见在当时，阉人成为正规编制的宦官后，其家庭是可以减免要承担的徭役。
南海子公园
正德年间，“录自宫男子三千四百六十人充海户，月给人米三斗”。这说明了即便没能入宫当宦官，只要登记在册，到南海子去种菜也能享受政府补贴。这等好事，贫苦家庭者自然趋之若鹜了。
明中叶以后，每隔3-5年，朝廷都要从民间挑选一些年轻、俊秀的少年入宫执役，这就助长了民间“自宫”的风气。此风之盛，以至于官方不得不制定了《自宫禁例》，其中规定：民间多子人家“许一子报官阉割，有司造册送部院收补选用”。肯定了报官“自宫”者的合法身份，同时也增加了腐败的空间。
这《自宫禁例》不发尚好，一发更激起了民间热情。成化初年开始，各地“自发”前往礼部求职的合法“自宫”者“千百成群，禁之不能止”。单就成化十年（1494年）十二月，就来50多“自宫”者，尚书邹干不得不奏请宪宗裁决，于是宪宗下旨将此50人等戴枷示众。而讽刺意味的是第二年，礼部又迎来了400多“自宫”者。
到了成化十八年（1482年），通州发生右卫军家391名子弟“自宫”事件。督察院调查结果表明，其中314名是15岁的少年，而59人还不满10岁，哪里是“自愿”的啊，都是家长下的手。因为人数众多，最终不过将事件相关的198人戴枷示众一个月，仗则一百，“自宫”者尽数发回原籍了事。
“自宫”可以减免徭役，加上目力可视的宦官权势之大，挥刀自宫，便成为了边缘人群的进身之资。明朝末年的大臣陈子龙曾上过奏本：“前见收选内员，虑市井无籍自宫希进；昨闻果有父子同奄者。先朝若瑾、若贤，皆壮而自宫者也”。
至崇祯年间，宫廷里的阉人总数已逾万人（据黄仁宇统计，此时朝廷有十万之巨，小星光疑其数据有误，可能统计的是全国阉人总数），朱由检看到《自宫禁例》，心生好民之德，知会礼部说，今后不再向民间收选阉人，这当然也有汲取“魏忠贤祸败”的教训，要“尽撤诸方镇守中官”。
但是三年之后由于宦官人手不够用，又要继续向社会公开招募宦官3000人，结果应着多达2万人，不得不增加名额，多收了1500人，而那落选的16000多人在礼部衙门哭天喊地，闹得京城沸沸扬扬。
1644年，李自成兵临城下，京城守兵不过三万人，在崇祯皇帝的鼓动下，4000多名宦官走上城头，参于守城，最终全部玉碎，这大概是明朝太监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了。
众多落选的“自宫”者想当宦官当不成，又没有什么谋生技巧，只能潜聚郊野，或乞讨，或路劫，成为了政局的不稳定因素。明史记载，“以学校之政育士类，以贡举之法罗贤才，以乡饮酒礼教齿让，以养老尊高年，以制度定等威，以恤贫广仁政，以旌表示劝励，以建言会议悉利病，以禁自宫遏奸民。”然而事实是，“自宫”屡禁而不止，“奸民”层出而不穷。
其三，自宫以寡欲。去年9月，北京工业大学有一男生为专注于考研，为避免性欲影响学习，在教学楼的卫生间里自宫。不过这位好学的仁兄由于被发现及时，“传家宝”让医生用专业手法重新缝合在一起了，据医生说，可以重新恢复活力的，但由于神经多处断裂，敏感度会下降……呃，这或许是因祸得福？不过这样不地道的手法还是不建议大家尝试的。
为学习和工作而不能心有旁骛的“自宫”者，在大明朝却是屡见不鲜的。福建少年王继祀，自小立志要考取功名，光耀门楣，但青春期的躁动让他不能专注于读书学习，为免除萌发男女情欲之苦，挥刀自宫，毅然决然。
据《万历野获编·补遗四》记载，在嘉靖年间，任南京户部主事的柯维骐（福建莆田人）负责修撰《宋史新编》，他可能觉得床笫之欢又浪费时间又精力分散，在27岁那年主动割掉了两个蛋蛋，虽然因为这个事情差点“引病告归”，不过的确从此以“明道著书”为己任，作《讲义》二卷，《经义答问》一卷，教人实志、实功、实用，后病逝家中，享年77岁。
今福建省莆田市绶溪公园内尚存柯氏修史堂，便是柯维骐当年著书之处。不过可惜的是，柯氏皓首穷经，清心寡欲，以二十年之力完成的这部《宋史新编》在史学界的评价并不是太高。
福建莆田柯氏修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