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莲娜》:一封写给遗失姐姐的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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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 9, 2013
佩特拉.科斯达的《伊莲娜》是一部情感丰沛的记录片，在其中佩特拉记录下她迷人又迷惘的姐姐伊莲娜年轻时在巴西，之后去纽约追求演员梦想而耗尽青春的历程。影片穿插着以往的影像素材，旁白，采访，以及老道成熟的视觉隐喻。《伊莲娜》保持着一种强烈的亲密感，尽管追忆的年代和地点都遥不可及。《伊莲娜》成为了一封写给遗失的姐姐的情书。科斯达的凝视是坦诚的，也是充满敬意的。在出发去瓜达拉哈拉电影节（Guadalajara Film Festival）之前，科斯达回答了《电影人》的一些提问，声音中掺杂着家乡的声音。
Filmmaker: 你这部影片的技术基础是什么？你使用的第一条素材，你拍的第一个镜头是什么？有这么多的素材，你是怎样着手切入的？
Costa: 我为影片拍摄的第一个画面是一个女人在水里跳舞。我最初有拍摄这部影片念头时，这个画面就自然地产生了，我需要一个，两个，三个，很多个女人漂在河面。当然，我受了奥菲莉娅的启发。我第一次读《哈姆雷特》是18岁读大学期间。我一读到这个故事，就将奥菲莉娅与自己，还有我姐姐联系起来，就在差不多这个时间，我发现了姐姐的日记，那种震撼很强烈。然后我借了一台5D摄影机，和我的一位摄影师朋友和一位跳舞的朋友进入森林，开始实验怎样拍摄这种节奏。那时刚有5D，那次学习的经历对我们三人影响都很大，这部影片的大部分素材都是我用这部5D拍的。但我很快又开始使用超8。所以，去纽约时我带着5D和超8，自己拍了很多东西，有时也和我的一位摄影师朋友一起。在拍完了水的画面和对伊莲娜一些朋友的采访之后，我决定要完整地看看那些已经存在的素材，我不知道有多少，也不知道有些什么，从我母亲车库里的VHS带开始看，那是50个小时的素材，它们神奇地把我带回到了80年代，那时我的姐姐得到了她的第一台摄像机，作为礼物。
Filmmaker: 布列松说：“眼睛能看到的就不要再说。”但我们注意到你的手法是画外音配上混合的素材，你是怎样处理声音和画面的匹配问题呢？它们怎么相互补充？它们会不会有冲突？
Costa: 这真是一个挑战，我们用了那么多画外音，我和我的编剧Carolina Ziskind 一起写的文本，之后就开始思考这一段叙述能用什么画面。有时我偏好非常准确的画面，有时是游离的，但最终我们找到了很富启发性的方式去呈现（而且不是单纯的再现字句）可谓圆满战胜了挑战。我很喜欢和我的编辑Îde Lacreta 探讨，因为有时我想要直观，不完全同意布列松，因为如果你看克里斯.马克的电影，比如Sans Soleil ，很多时候他的叙述正是我们直观看到的。
他说：“电影学院总教你不要拍某人看着镜头的画面。”而正是这时他的影片里有人看镜头。我喜欢人们看镜头。然后他会说：“这对夫妇常常来这儿来关心这些猫”，他的镜头里就是一对夫妇在照顾那些猫。画面和声音在说同一个事情，所以我不同意说叙述与画面必须要区别开。我有时觉得很直观也好。你需要去寻找这个很精妙的平衡，但我认为我的叙述和画面是互补的，而不是冲突的。
Filmmaker: 这是一个很个人的主题，在剪辑的时候会不会和剪辑师产生矛盾？你会不会想讲述一个完整的关于姐姐的故事？
Costa: 是的，非常难。这就是为什么我花了三年---这么长的时间制作这部电影。第一版的剪辑是3个小时，我想讲述姐姐全部的故事。从打算做这部影片开始，我就知道我要去和每一位认识我姐姐的人谈话，虽然我不认识他们。比如，我去纽约时，拿着一本姐姐在1990年使用的联络本，里面有他认识的很多人的名字，接着我再从电话薄，互联网上寻找这些人，通过这个途径我找到了六位非常熟悉姐姐的人。最后一位见到姐姐的人是Michael，他出现在影片里，他是姐姐那时的男朋友也是她最好的朋友，是巴西人，一位音乐家（这里到底是几个人？how many guys here, 6 or just 1?）。我想要找到那些我所不知的但在姐姐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当我回到巴西，我采访了所有的家人和朋友，大约50人，录了200个小时的素材。但最后我只用了一个采访，就是Michael，但我想把所有的信息都涵盖，因为我想掌握姐姐全部的历史。所以，剪辑的时候很难，我没法独自剪辑，有旁观者是一件好事，他们能知道哪些是真正故事里有意思的点，哪些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剪辑师就跟我说：“我认为这里最有力量的恰是你们之间最亲密的东西。你，你姐姐，你父亲，你母亲。”我父亲没有留下来，影片最终成了一个非常女性化的影片，而我拍这部影片的最初动力来源于我一些很个人的书写记录，在完成了一个庞大的调查后，还是回到了我写下的文字，这是最贴合我的。
Filmmaker:伊莲娜似乎被困住了，她不能忍受梦想无法实现，但她的没有安全感又阻碍了她实现梦现。这种困境你也遇到过么，如果有，你是怎么克服的？
Costa:当然会有，尤其在伊莲娜的那个年纪，18，19，20岁，非常的明显，我常被要求演个什么角色，但很多次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安全感，然后又因为没有同意而产生很多的内疚。我想这是那个年纪的特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自己的思想和表达更确信，也决心去找到一个出口。我相信这也会发生在伊莲娜身上。看了所有关于她的素材，发现她其实有很强的控制欲，她总在指挥别人。演员的角色是不能满足她的，因为她有很多的创意，想法。所以她等着导演来邀请她写剧本，这个等待非常痛苦。再多一些时间，她就可以找到她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不必依靠外力。能自己决定“我要做什么，我要表达什么，这能帮助我走出困境”。对我来说，我的不安全感来自我的不确定，还有等待一个导演的脆弱心理，只有他看着你你才感到：哦，现在我能表达我自己了。对我来说利用写作来表达对我也很有帮助，想想怎样把它视觉化，然后自己尝试。几次试下来，我有了一些确定。这并不是说我不想演别人的东西，但完成我自己的表达后，再去参与别人的梦想我才会感到安全。
Filmmaker:你是怎样从演员变为导演的？对伊莲娜的回忆会不会完全是一种宣泄？
Costa:这是对上一个问题的扩充，这是一个自然的转变，这个转变让我变得更坚强更有力量。是一个出口。当导演很好，但我并不会丢弃表演，我喜欢表演。它当然是宣泄，就像我在影片里提到的：慢慢地，痛苦变成水，成为记忆。我体会到很多痛苦的事情变成记忆，而这样我也得到安慰，痛苦渐渐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