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汉学 || 瓦.米.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对《文赋》的俄译与比较研究
陆机《文赋》远播俄罗斯是在本世纪初，为此作出重大贡献的是俄罗斯现代新汉学的奠基人瓦.米.阿列克谢耶夫院士。
阿列克谢耶夫对《文赋》的研究兴趣，是他1906—1909年间在中国学习期间产生的。尽管当时他的中国老师曾劝告他不要“徒劳地把时间浪费在译读这些赋上”[1]，但老师的劝告和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减弱阿列克谢耶夫翻译和研究这篇作品的雄心。因为在他看来，陆机《文赋》不仅是“他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而且也是“萧统的文集（指《文选》—笔者）中最令人喜爱的。”[2]阿列克谢耶夫指出，《文赋》中出现的大量表达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词语是“重要的和意义重大的”，通过对《文赋》的翻译和阐释，可以建立起一部“特殊的诗学词典”[3]。他说，《文赋》“预先决定了后来所有中国诗人和批评家的同类的诗歌创作，……一切后世的批评家和诗人批评家的文章都用陆机的思想来充实，甚至用他的语言。”[4]也就是说，阿列克谢耶夫把《文赋》看成是打开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宝库的钥匙，看成是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精华的范本。这一接受动机就此规定了阿列克谢耶夫日后对《文赋》进行阐释与研究的思维指向。
经过30多年的准备和潜心研究，特别是1926年法国汉学家让.马古礼的《文赋》法文译本问世，使阿列克谢耶夫有了比较可靠的西文译本作参考，他终于在1944年完成了对《文赋》全文的俄译工作。4年之后，1948年， 阿列克谢耶夫对自己的译文做了重新修订，使之更臻完美。由阿列克谢耶夫完成的《文赋》这一俄文译本，[5] 至今仍是俄罗斯汉学家研究《文赋》的经典性文本。
把“综辑词采”、“错比文华”、讲究声律用典的中国古代“赋”文翻译成俄文，是一项很不容易的工作。阿列克谢耶夫在翻译时贯彻了他本人提出的两条原则，一是逐字逐句地对译，不增减字句，甚至不打乱原文的词序；二是讲究韵律，努力传达原文“中国式的声调和谐”。[6]此外，为了便于俄国读者理解， 他还在直译之外，对原文各段加以概括性的意译说明。总之，阿列克谢耶夫的《文赋》译文做到了如我国翻译家所主张的“信、达、雅”。它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文赋》在俄罗斯的传播，而且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俄译工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把一个民族的精神产品转译成另一民族的语言，决不仅仅是符号系统的转换。特别是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语文学角度的翻译必须同对原文意旨的理解与阐释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翻译也是对原作的一种阐释。研究阿列克谢耶夫的俄译《文赋》，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原著基本精神的理解。
阿列克谢耶夫对《文赋》的直译，由于是按照“逐字逐句”的原则作出的，还不大容易看出他的主观倾向；而他所作的意译，则由于阐释成分的加大，比较明显地表现出译者对原作接受的主观性。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受其以往所了解的中国古代文道关系学说和西方灵感理论的双重影响，形成他对《文赋》的独特阐释。
这里需要追溯到1916年阿列克谢耶夫通过对司空图《诗品》的研究而形成的，对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观念的基本认识。当时他指出，由“道家第一批神秘主义者（老子、庄子、列子、淮南子）”所阐扬的“道”，“是《诗品》经常采用的论点之一。”[7]他说：“在《诗品》中是以诗的语言歌颂了那种特殊的灵感，这种灵感以自己的特点成为'道’的表征，而它的体现者就是得道的诗人——'道—诗人’（Дао- поэт）。”[8]这一认识在阿列克谢耶夫以后对中国古代文论其他著作的研究中一再地表现出来。他对《文赋》的翻译和阐释，就体现了这种经验期待视野。象他翻译“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这两句话说：“现在我深刻地观察空虚和无生命的零点，以便要求那里有存在；我叩击寂静的黑暗，想让它发出声音。”[9]这就很自然地让读者联想到中国哲学中那处于冥冥之中的“道”。后起的俄罗斯汉学家如李谢维奇也正是这样来理解《文赋》的。
另一方面，西方文论所一贯重视的创作灵感理论也是影响阿列克谢耶夫对《文赋》的阐释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柏拉图说过：“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10]而在阿列克谢耶夫对《文赋》的阐释中，则也把诗人创作时的精神状态称作“迷狂”——“Транс”（迷睡、失魂，这里译作“迷狂”——笔者）。象他意译“伫中区以玄览”句曰：“迷狂把我带到世界的中心，在那里我的人类的双眼恢复光明，并用那永恒的阴间的、超人的双眼看到整个世界。”[11]他解释“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至“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这段话说：“他的灵魂飞出世界之外，漫游在高高的太空。……在这种超感觉的迷狂中，他于一眨眼之间驶过过去的时代和世纪，并用一瞥眼攫住自己的全部地域。”[12]这些阐释，很明显带有柏拉图灵感论的味道。
阿列克谢耶夫从异文化背景的眼光出发， 对《文赋》所作的类似上述这样的理解与阐释，有不少颇为新颖独到，对中国本国的研究者也不无启发。但需要指出的是，阿列克谢耶夫对原作文本的阐释，也有断章取义、有失准确之处。 如他在概述《文赋》思想内容时，有这样一段话说：“诗人是不脱离这个世界的人， 但脱离鄙俗的人们，并把自己的特性培养成诗（按阿氏文中所注，此指“或苕发颖竖，离众绝致”——笔者）。……可是他在天上没有支持者，大地对他也漠不关心。他在世上就是山中稀有的碧玉和水中的珍珠，隐藏在人们中间（阿氏自注此指“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笔者）……。”[13]了解《文赋》原文的人都知道，“苕发颖竖，离众绝致”是指文中突出的锦言秀句；“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是用比喻的说法，说明文中脱颖而出的名言警句即使孤立无偶，也应保留在文章中，以使全篇生色。阿列克谢耶夫的阐发，可谓脱离原意的任意发挥。这种“六经注我”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作为外国学者，俄罗斯汉学家是站在异文化的背景上去观照中国的学术文化，这就使他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必然地带有比较研究的天然胎记。同时远距离观察的视角，也使他们时时看到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东西，并把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外国的”东西，放到一种等价的地位上去进行比较。阿列克谢耶夫对陆机《文赋》的深入研究，就是通过与西方文论进行横向比较的方式来进行的。1944年，阿列克谢耶夫发表论文《罗马人贺拉斯和中国人陆机论诗艺》，这是作者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著作的一大收获。
阿列克谢耶夫对中西文论进行比较研究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即通过这种研究达到“对世界文学史互相适应的部分的认识，”[14]从而把中国古代诗学纳入到世界诗学体系中来。这种积极的接受态度，使他能打破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偏见，认真发掘和探讨中国古代诗学思想中蕴涵的精华。
《罗马人贺拉斯和中国人陆机论诗艺》全文共分九节。第一节论述贺拉斯与陆机之间的可比性，说明作者进行比较研究的目的和理由。第二节简要介绍陆机的生平和创作，并着重说明《文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翻译这篇赋体论文的难度和意义。从第三节至第五节作者用三节篇幅论述了贺拉斯与陆机在诗学主张上的不同点。第六节和第七节论述了他们之间的相同点。第八节概述了陆机《文赋》的思想内容。第九节是对全文的总结，并进一步指出了陆机《文赋》的伟大意义。
阿列克谢耶夫认为，贺拉斯与陆机的最大差别“在于他们长诗的语调”。（《中国文学》论文集，莫斯科1978年版，第253页。本段以下引文皆出此书。 ）陆机较少教训性，他喜欢谈论理想诗人的理想作品，而这样的诗人是“神秘地与天融为一体并依靠最高的生命创造行为──'天机’而生活的”。（同上）贺拉斯则不然，他的《诗艺》是直接写给戏剧作家的教导，所以他总象一个“稳重的教师”（第253页）在示人以法。在贺拉斯的《诗艺》中有对诗格、韵律等问题的论述， 而这在陆机那里是空白。因为他的《文赋》是“精神和情绪的诗，而不是作诗法。”（第252页）阿列克谢耶夫还特别指出， 造成贺拉斯与陆机诗学主张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贺拉斯心目中诗的读者包括“所有的人”（如《诗艺》中提到“老人”、“高傲的骑士”等─笔者），而陆机的读者则是“博学的学者”，是“站在正道上的高级的文学家”，而不是“半文盲的大众”（第252页）。也就是说， 由于陆机所面对的“隐含的读者”是如他本人一样的文学知音，论者与接受者之间完全可以达成默契，无须为人所共知的问题多费唇舌。这也正是如西方汉学家李又安所说的中国古代文论在交流方式上的“闭合性”。[15]正是这种“闭合性”，造成陆机《文赋》在某些问题上的疏略和较少教训性。
此外，贺拉斯与陆机的差别，在阿列克谢耶夫看来，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就他们所继承的文学传统而言，贺拉斯没有陆机那么多的文学前辈，并且他的前辈都是外国（希腊）人。在贺拉斯的诗体书信中列举了许多希腊诗人的名字，而在陆机那里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前人，可是他的思想受前人“概括的影响却要比贺拉斯多。”（第251页）在他们研究的对象上，贺拉斯的是诗剧， 而陆机的则是戏剧以外的“文”；并且贺拉斯本人并没有写过他所讨论的东西，而陆机则以写作他所讨论的诗文而成名。再有，贺拉斯对诗抱着中庸态度，他允许诗中有冗长或平庸的地方。如《诗艺》中说：“作品长了，瞌睡来袭，也是情有可原的”。而这“对于陆机来说是致命的，并且还是不可容忍的粗俗”，（第253 页）因为他追求的是儒家思想的标志着高度成就的“正道”。
关于贺拉斯与陆机论诗艺的共同点，阿列克谢耶夫指出，这“首先是古代的理想化”。（第253页）他们都表现出对古代圣贤的崇拜，这在贺拉斯是对苏格拉底，在陆机是对孔子。他们都要求诗的朴素、和谐与一致，反对诗人的恶习、粗野和不文雅的表述、矫揉造作的藻饰和空洞无物等等，并且陆机“在方法上带有更大的决断和深度”。（第254页）他们都要求诗人应带着感情去创作， 要对读者的心灵起作用，要能给人以益处和乐趣。他们都同样具有说服力地解决了诗人创作中自然美与艺术美的相互关系问题，这在贺拉斯那里是天赋与苦炼的结合；而在陆机那里则是“志”与“文”，也就是“人的自然本性、精神财富”与“文雅的艺术的语言”的和谐结合。他们都主张在诗歌中“美”应占优势，只不过在陆机那里，“美”还有许多同义词，如“雅”、“丽”、“艳”、“藻”等等。此外，贺拉斯关于“条理分明”的思想，在陆机那里也得到热烈的赞同，他要求诗人具有“匀称的细致的准确性”（第255页）。
在对贺拉斯与陆机作了全面、细致的比较研究之后，阿列克谢耶夫不无赞美之情地得出自己的结论：“站在中国人的长诗（指陆机《文赋》──笔者）的背景上，可以认为贺拉斯的信比中国人的诗更为主观。”陆机在其《文赋》中论述的一系列观点，“对于他的一切后继者一点也不是陈旧的东西。”他指出：“今天对于理解中国的古典诗歌来说”，陆机《文赋》的时代“还远远没有结束。”“并且它的语言对于所有懂得古代汉语的人也完全是可以明白的。”“陆机在其全部中国特点上，大概比已经进入我们以往的古典教育体系的贺拉斯对于我们的异国情调还要少。他所提供的世界诗人的心理学并不比那位罗马诗人（指贺拉斯──笔者）要少。罗马诗人为诗人写的要多于他论诗人的地方。而对后者的研究，陆机要多于贺拉斯”（第256页）。
阿列克谢耶夫的这篇比较诗学论文，体现了比较文学研究中“苏联学派”的一些特点，那就是不把比较的范围局限于影响研究，而是同时兼及类型学研究。苏联学派认为，文学的发展过程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的普遍性与规律性，就决定了彼此并无直接影响联系的不同国家的文学（包括文学思想）在类型上的某种一致性。同时，不同国家民族各自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一定时代美学思潮的熏染，又使他们的文学和理论主张表现出迥异于对方的不同特色。通过这种比较，使我们对“世界文学史互相适应的部分”，以及每个民族文学理论的独特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在这方面，阿列克谢耶夫的工作是有开创性的。
不过，用比较文学研究已积累了一个多世纪经验的今天的眼光来看，阿列克谢耶夫的研究也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不足。他只是从表面层次上列举了两个民族文学理论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但未能更深一步揭示造成这些异同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原因，未能进一步说明这些不同体现了各民族文学理论的哪些特点和规律性。这个问题，阿列克谢耶夫在他以后写的《法国人布瓦洛和他的中国同时代人论诗艺》[16]中有所克服。这批论文手稿用了一定篇幅来探讨造成中西文论种种不同的原因，说明作者已意识到这一点。可惜4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研究在苏联被宣判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文艺学，”遭到毁灭性打击；作者本人又于1951年逝世，使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没能更深入地进行下去。
通过回顾阿列克谢耶夫对《文赋》的译介与研究，不难看出，当一个民族的作品被译成另一民族的文字在异域传播，并且被异国学者研究和阐释的时候，必然会出现某种创造性的接受效果。这也就是比较文学术语中常说的所谓“创造性叛逆”或曰“创造性背离”。由于接受者方面具有与作品本土迥然不同的民族心理素质、思维习惯和历史文化背景，因而在接受中就会形成不少全新的感受和见解。这种来自异域的思想火花会给本土的研究者以巨大的启发，并从新的角度烛照出本国文学产品的成就、特色与不足。
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创造性接受有时又不可避免地会伴随有对本民族文学产品的误解与曲解。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承认，有时正是这种“误解”使本民族的文学产品，特别是像《文赋》这样的文学理论产品，令异域读者产生亲切感，并因此促进了它在海外的传播。但是，任何一门学术都应以对真理和真相的追求为自己的最高目的，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也不例外。中国本土的文学工作者有责任与海外汉学家携起手来，在中国文学外播的每一个环节协同作战，以期不断地发扬真理、匡正谬误，使世界人民得以认识中华文化的真实面貌。
〖注释〗
[1][2][3][4]В.М.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文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 年版，第250、251、258、259页。
[5]俄译名：《优美文词的颂歌》，1944年稿载《苏联科学院公报》文学与语言部1944年第3卷，第4分册。1948年修订稿收入《中国文学》，莫斯科1978年版，第259-—265页。
[6]《中国文学》，第265页。
[7][8]В.М.阿列克谢耶夫：《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837- 908）的
<诗品>》，彼得格勒1916年版，第11、13页。
[9]《中国文学》，第261页。
[10]柏拉图：《伊安篇》，《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11][12][13]《中国文学》第266、257页。
[14]同上，第249页。
[15]见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hett）编：《中国的文学观：从孔夫子到梁启超》，普林斯顿，1978年版，“序言”。
[16]该论文手稿写于1944至1947年间，后收入作者的文集：《中国文学》，莫斯科1978年版，第273-281页。
来源：本文原载笔者著《文心拾穗——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当代解读》，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