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采访】贾康：切莫盯着末端抓治理

北京市拟出台新规：电动自行车必须登记上牌后才能上路行驶，电动滑板车、独轮车、自平衡车等禁止上路行驶;对于已上路的但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车，比如速度超过每小时20公里的，将给予一定的过渡期，过渡期结束之后也将禁止上路行驶。

在京电动自行车数量达几百万，且仍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与北京大力落实“四个中心”的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缓解“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不太一致。北京出台电动自行车管理新规所映射的正是这样的时代大背景，有其积极意义。

一般来说，规则和规章制度的供给会滞后于新产品新技术的供给，但不能滞后太多。规则供给需要给新产品新技术的供给留出适当的弹性空间，给出其创新发展的条件;但到一定发展阶段，当这种新产品与新技术同社会生产生活出现矛盾时，就需要规则供给及时跟上。电动车混乱上路的情况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愈发凸显后，北京市出台相关法规不失为增加规则供给的努力。

中国是传统的自行车大国，现在又成电动自行车大国，由此引发的“超标”上路、抢行、逆行等违法现象如此普遍令人始料未及。电动滑板车、独轮车、平衡车……新产品新技术轮番出现，监管者的确做不到在所有新产品出现前就未卜先知，预先在流通领域出台限制措施，因为这样会扼杀创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一直在沿用近20年前制定的国家标准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这一标准是在电动自行车超低保有量的背景下制定的，很多规定早已脱离实际，核心技术指标已不能满足广大城乡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比如最高车速应不大于20km/h、整车重量不大于40kg、电动机功率不大于240W。该规定对制动、阻燃、防火、绝缘等安全性能技术指标，也远远滞后于市场和管理的要求;与发达国家的相关技术标准相比，车速指标明显落后，车重指标不合理。

这意味着，不仅是北京市，全国大多数地区路面上的电动自行车早就“超标”，继续生产、流通甚至上路已属“违法”。正因为此，北京市从2000年前后就数次试图通过强制上牌的方式清理电动自行车，却终因“超标”法不责众而未能如愿。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超标”电动车加以整治时，不能只整治末端使用者，更要在设计、生产和销售等前端环节加强监管，否则在操作层面容易陷入末端治理的误区。最终，整治“超标”的物质与社会成本，只能由末端使用者承受，由政府买单。

（本文原载于《环球时报》2017年8月1日，由倪浩采访整理）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