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奎|楚文字的前世与今生

楚国人什么时候开始使用文字？使用的是什么文字？目前还不能确定。从目前所见的材料来看，楚国有一段很长的传说时代，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一些扑朔迷离的记载。到了商末周初，从鬻熊开始，楚国世系就清晰了，历史记载也丰富了，应该已经有了成文史。在西周时期，楚从一个僻处荆山的蕞尔小国，发展成为一个可以和周王室对抗的一方诸侯。西周晚期，王室衰落，权力失控，方伯崛起。楚国人抓住机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苦创业。楚人使用的文字出现在西周晚期的铜器上，与商周文字同属一系，都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汉字”，但已显现出一些地方特色。进入春秋时代，熊达自封为王，侵吞汉东，像曾国那样为了镇抚蛮夷而受封的姬姓大国，也逐渐归附于楚。其后楚人问鼎中原，不断扩张，不仅不再寻求周王室的承认，而且有称霸天下的雄图。这个时期，楚人使用的文字依旧与列国大体一致，字体上逐渐向颀长秀美的方向发展，构形差异并没有走得太远。到了战国，楚国疆域已经扩展到江南淮北，远至山东半岛，楚国文字也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广泛流行。用楚文字书写的文书多得不可估量。

楚国在政治军事上与中原由长期对立走向逐渐融合，文化上日益趋同，读的是《诗》《书》《礼》《易》，崇尚和平爱民，反对战争掠夺，这与秦国尚武完全不同，楚文字与秦文字的差异也日益严重。随着秦国统一步伐推进，文字分歧影响到日常使用和政令的实施。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天下，始皇帝一声令下，实施“书同文字”，废除六国文字。楚文字被禁绝使用，大量楚文字书写的文献都成了“文物”被公、私收藏。又过了六七年，秦实施焚书政策，楚国文字书写的文献灰飞烟灭，楚文字在社会上很快就消失了。

汉代文化复兴，藏书禁令解除之后，私人、公家都开始搜罗古书。这些古书是用不同地域的战国文字书写，汉代人称之为“古文”，已经弄不清楚它们的来源，以为比西周文字还古老。直到1926年，王国维才考定这些所谓“古文”，就是战国文字。这些“古文”中有楚文字，应当是事实。

王国维先生

楚文字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经历了长期的孕育过程。宋代赵明诚就明确指出，楚王酓章镈是楚器，上面的文字自然就是我们所说的楚文字。自此之后，楚铜器文字零零星星续有发现，但数量有限，篇幅短小，没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了重大发现：一是1933年安徽寿县楚幽王墓发现大量铜器铭文，刘节著有《楚器图录》，将楚文字集中发表。二是1942年出土的长沙楚帛书，是当时所见篇幅最长的战国文献。这两批材料是上个世纪前叶最重要的战国文字。李学勤先生认为：“楚文字研究开启了现代战国文字研究”。

刘节《楚器图录》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发现楚简文字。起初大都是文书遣册，信阳简虽然发现了古书，但没有一支完整的竹简。上世纪末，大量楚简涌现，成篇的古书重见天日，包括《诗》《书》《礼》《易》以及诗赋和史书，大都是没有任何记载的佚书，让世人眼界大开。竹简上留下的是当时的墨迹，是真正的实用文字。这些楚文字书写的出土文献，被誉为是可以与甲骨文媲美的重要发现。

长沙子弹库出土楚帛书（摹本）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新学问依靠新材料与新方法。十九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改写了世界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二十世纪末开始大量发现的楚简古书，同样会改变和丰富我们对先秦历史文化的理解。楚文字长期消失又逐渐现身，尤其是楚简，深埋两千多年，突然发现，魅力无穷。

包山简

为什么这些古书只出现在楚墓里？

不乏有三个原因：一是崇尚文化好读书，二是特殊的墓葬制度，三是独特的地理条件。

楚国人喜欢读什么书？

不同的墓主有不同的喜好：郭店墓主喜欢儒道诸子，上博简墓主喜欢诗赋诸子语类故事及各种杂学，清华简墓主喜欢古文献、历史与数术。总体上，战国楚人上流社会已经融入华夏文化中了。

郭店简《老子》乙本

清华简《保训》

先秦古书是什么样的？

王国维、余嘉锡等前辈学者都利用文献的零碎记载探讨过，但究竟是什么样子，只能凭想象。楚简古书实物就摆在这里，很多地方颠覆了我们对先秦古书的认知。

古书形成的过程与现今传本的真实性如何？

先秦留下的一些古书，不同时代用不同文字书写在不同的载体上。先秦用古文写在简或帛上，汉代以后用隶书逐渐写在纸上，这些古书在雕版印刷之前，人们只能一本一本地抄写流传。经过历代传抄翻刻，几经不同字体的转写，与先秦古书相去几何？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传承过程。

考释楚文字有多难？

要读懂古书，必须先得识读文字。现在使用的汉字的直接源头是秦文字。秦、楚文字虽然都是从商周文字发展而来，但春秋之后各走各的道路。楚文字就是因为与秦文字分歧太大而被废弃。消失了这么长时间，被重新发现，考释的难度可以想见。我们看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楚幽王大墓铜器铭文与楚帛书的释文就知道，那个时候很多字不认识，这些出土文献也读不太懂。经过几代学者数十年的努力，楚文字的识读已经达到了疑难字不多，文献可以通读的水平了。楚文字毕竟还是汉字系统，只要愿意学，谁都可以学会。

有没有可能建构楚文字学？

甲骨文研究已建立起甲骨学，现在正如火如荼。楚文字的大量发现比甲骨文晚了近百年，目前材料足够多，研究成果极其丰富，而且楚文字材料还在不断发现，前景十分广阔，这一点甲骨文都无法比拟。有没有必要提出楚文字学？有没有可能建构起楚文字学？我们正在努力尝试。

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楚文字综合整理与楚文字学的构建”已经启动，目标有三个：

第一彻底清理一下家底，楚文字到底有多少？完全释字有多少？疑难字有多少，研究成果有多少？都需要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第二完成楚文字读本与楚文字新编，为想了解、学习楚文字的人提供便利。

第三完成楚文字通论，建构楚文字学的理论基础。

对楚文字形成整体认识，从各种文字现象中归纳规律，建构理论。使理论对各种现象具有阐释力。

楚文字曾经辉煌一时，沉寂两千年，再获新生。楚文字的新生，把我们带向了那个遥远而深邃的先秦历史文化世界。

楚国文字是指楚地当时所使用的文字，由西周文字发展而来。楚国地处江淮之间，文字别具风格，其字体与燕韩赵魏文字更接近，而与秦国文字、齐国文字差别较大。楚文早期与各国文字差异较小，越往后越具自己的风格。

自身特色

楚国语言在语音、词汇上具有较多的自身特

点。公元前666年,楚令尹子元率军伐郑,郑无备,“县(悬)门不发”,子元惊疑,“楚言而出”,说：“郑有人焉。”说明楚语与郑语有差异，当然郑语和其它国家语言是否相同也有疑问，战国七雄文字都各不相同，语言自然也可能各有特点，拥有一些各自特别的词汇。

见于文献记载的楚语特别的词汇不多。最突出的一例,是《左传·宣公四年》谓令尹子文原名为斗谷于菟,并说：“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

在扬雄《方言》中,楚与魏、卫、宋、郑、韩,吴、齐、巴、秦之中的某一地区共有的词汇约70个,其中与吴共有者占了一半以上,反映楚、吴比较接近。

文字,在人类文化史上是发蒙启昧的关键,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楚文字承袭商周文字,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诸方面的影响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风格,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

与诸国文字的区别编辑

西周时期的楚国文字,与中原诸国的文字还没有多大区别。楚公家钟铭文就与宗周钟的铭文风格类似,气势浑厚,规整,略显波折。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文字形体逐渐趋向修长,笔划细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较整齐美观,笔势圆转流畅,风格自由奔放。如王孙浩钟、王孙遗者钟、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博等。从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与山东大店2号墓出土编钟铭文的对照中(图1),可以发现楚字的特色,这种楚字,略具虫形,是虫书的雏形。战国中期以后,竹简、帛书式的手写体据主导地位,铜器铸铭、刻铭均受其影响。字形趋扁平、体势简略,横笔昂首,首粗尾细,有的波势挑法己具后世隶书雏形。如江陵望山天星观竹简、荆门包山竹简、长沙楚帛书等等。春秋末,在篆书的基础上,附加鸟形装饰,使文字艺术化,此即所谓“鸟篆”的起源。如楚王孙鱼铜戈铭文共有六个字,均附有鸟形,富有情趣,表现了楚人对鸟类的特别钟爱。与之相关系,楚人的篆刻艺术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图2,“冷贤”印)。

楚文字从形体上看与中原古文字有渊源关系,但又不尽相同于中原甲骨文、铭文、篆文一脉相承的“古篆体系”,在“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春秋战国时代,楚人按照自己的生活和语言特点独立创造了不少新字。如见于铜贝(亦称蚁鼻钱)的“聚”；见于江陵望山楚简的“歇”；见于楚帛和金铭的“蔓”；见于楚简及铭文的“戴’等字,既不见于他国,也不载于先代“古篆”,已突破了中原古代文字的范围。这些新字虽使今人很难释读,但在当初必生动地记录了楚人的语言,表现了楚人的新变精神和创造意识。

1954年在长沙一座战国中期楚墓中发现了兔毛制作的毛笔实物。毛笔(图3)不仅使帛书、竹简的出现成为可能,也推动了字体本身的演进。毛笔写字,较之以往的刀刻,轻松灵便,因而推动了字体的革新。所以隶书最先在楚字中孕育出来。如江陵楚简将“乙”字末尾一笔已明显地有隶书的波势；又“月”字写作不仅有隶书的形架,其右下一笔,也可看出隶书的挑法。

楚国有几个常用的虚字,几乎成了楚辞语言形式上的重要标志。如兮、些等字,读起来常有一种悲楚凄厉之感,形成楚辞特有的韵调,可说成了楚辞外部形式的标志

楚国文字楚地由于位处江汉及汉淮之间，北方的华夏语、西方的藏缅语、南方的苗瑶语和东南的壮侗语都在楚地接触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语自然是吸收了多种语言成分而词汇丰富多彩、音声别具一格的方言。

自身特色

楚国语言属华夏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上具有较多的自身特点。公元前666年,楚令尹子元率军伐郑,郑无备,“县(悬)门不发”,子元惊疑,“楚言而出”,说：“郑有人焉。”可见,楚人操“楚言”,与中原各国及其他地区是不同的。孟子曾用南蛮[鸟决]言这个比喻,形容楚人语音的奇特难懂。但中华文化是各地先民共同创造的,彼此交流融汇,故各地语言既相异又相通。楚人既操楚言,又能说华夏之语,不影响楚国和其他各国的交往。

见于文献记载,楚言词汇不少。最突出的一例,是《左传・宣公四年》谓令尹子文原名为斗谷于菟,并说：“楚人谓乳谷,谓虎于菟,故命之曰斗谷于菟。”。春秋以后,随着各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彼此促进,楚国成为南方各族的融合中心,在语言上,楚人也起着沟通夏夷、消除隔阂的作用。在扬雄《方言》中,楚与魏、卫、宋、郑、韩,吴、齐、巴、秦之中的某一地区共有的方言词汇约70个,其中与吴共有者占了一半以上,反映楚、吴方言比较接近。

文字,在人类文化史上是发蒙启昧的关键,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楚文字承袭商周古汉语文字,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诸方面的影响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风格,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

与诸国文字的区别

西周时期的楚国文字,与中原诸国的文字还没有多大区别。楚公家钟铭文就与宗周钟的铭文风格类似,气势浑厚,规整,略显波折。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文字形体逐渐趋向修长,笔划细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较整齐美观,笔势圆转流畅,风格自由奔放。如王孙浩钟、王孙遗者钟、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博等。从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与山东大店2号墓出土编钟铭文的对照中(图1),可以发现楚字的特色,这种楚字,略具虫形,是虫书的雏形。战国中期以后,竹简、帛书式的手写体据主导地位,铜器铸铭、刻铭均受其影响。字形趋扁平、体势简略,横笔昂首,首粗尾细,有的波势挑法己具后世隶书雏形。如江陵望山天星观竹简、荆门包山竹简、长沙楚帛书等等。春秋末,在篆书的基础上,附加鸟形装饰,使文字艺术化,此即所谓“鸟篆”的起源。如楚王孙鱼铜戈铭文共有六个字,均附有鸟形,富有情趣,表现了楚人对鸟类的特别钟爱。与之相关系,楚人的篆刻艺术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图2,“冷贤”印)。

楚文字从形体上看与中原古文字有渊源关系,但又不尽相同于中原甲骨文、铭文、篆文一脉相承的“古篆体系”,在“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春秋战国时代,楚人按照自己的生活和语言特点独立创造了不少新字。如见于铜贝(亦称蚁鼻钱)的“聚”；见于江陵望山楚简的“歇”；见于楚帛和金铭的“蔓”；见于楚简及铭文的“戴’等字,既不见于他国,也不载于先代“古篆”,已突破了中原古代文字的范围。这些新字虽使今人很难释读,但在当初必生动地记录了楚人的语言,表现了楚人的新变精神和创造意识。

由于楚人最先发明毛笔(图3),这不仅使帛书、竹简的出现成为可能,也推动了字体本身的演进。1954年在长沙一座战国中期楚墓中发现了兔毛制作的毛笔实物。毛笔写字,较之以往的刀刻,轻松灵便,因而推动了字体的革新。所以隶书最先在楚字中孕育出来。如江陵楚简将“乙”字末尾一笔已明显地有隶书的波势；又“月”字写作不仅有隶书的形架,其右下一笔,也可看出隶书的挑法。

楚国有几个常用的方言虚字,几乎成了楚辞语言形式上的重要标志。如兮、些等字,读起来常有一种悲楚凄厉之感,形成楚辞特有的韵调,可说成了楚辞外部形式的标志。

楚文字源远流长。

在先秦金文书法体系中,楚国金文是属于受到中原书风影响,但最终又形成了极具夸饰风貌,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的一系。

伴随政治实力的日渐强大,楚国金文书风波及到长江中下游以至今山东境内,形成了南方金文一大系;不仅如此,伴随楚人北上问鼎中原,楚金文书风也向北延伸。

楚人在和周王室时而蝇营狗苟，时而对抗冲撞的时代氛围下,形成了自己的金文风貌。

在书法发展史上,这朵奇葩,“花期”虽短,但影响之大,是先秦时其他地域书风无法比拟的。西周晚期的楚公蒙钟便以其雄浑奇古令世人瞩目，一直到战国末期，楚器刻划、楚简墨迹尚有许多遗存。在楚国灭亡之后，汉疆南土，楚国旧地，文字尚带楚风。

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的楚国文字，金文是主要文字资料，文字仅见篆体。

目前为止，发现时代最早的楚国文字资料是楚公家钟和楚公家戈铭文。

楚公家应是楚君熊渠，据《史记·楚世家》，熊渠时处周夷王至厉王之世，其所铸铭文当在西周中晚期之际，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9世纪后叶。这是已知的楚国所使用文字的最早时间。

从楚公家编钟、楚公家戈、楚公逆编钟、楚公逆钟铭文来看，与中原诸国的文字还没有多大区别。比如：

楚公且唯大其金[3]

写法比较古老，笔画较粗且收尾呈尖状，在很大程度上更接近一些商末周初的金文形体。

下面对比一下楚公家钟铭文和宗周钟的铭文，可以看出他们风格类似，气势浑厚，规整，略显波折。

楚公家钟

钟体长腔空甬，甬的断面呈圆形，有旋和斡，旋饰目雷纹。

钲、篆、枚之间隔以微凸的弦纹，枚为平顶两段式，篆饰相顾式两头龙纹。

隧部饰交叠式雷纹，右鼓以象纹为基音点标志。

楚公家钟铭文

钲间铸铭文十四字：“楚公家自铸钟，孙孙子子其永宝”。

宗周钟的铭文        现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宗周钟，又名“㝬（音胡）钟”或“胡钟”，乃西周厉王存世最重要之天子作器，高65.6厘米，重34.9公斤，计有铭文123字。

周厉王姬胡（？―前828年），周夷王之子，西周第十位王，约公元前878年即位，在位37年。

在位期间，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即以国家名义垄断山林川泽，不准国人（指工商业者）依山泽而谋生，借以剥削人民。他违背周人共同享有山林川泽以利民生的典章制度。

这篇铭文记载的是周厉王收服南方27个小国的故事，是商、周两朝甬钟单件铭文之最。铭文的内容是：西周厉王时，位于今天湖北汉水以南的服子，侵犯周的领土，厉王为了巩固文王及武王辛勤创建的疆土，便亲自带兵征伐服子，直逼服子的都城。服子的君王见大势已去，于是派遣使者迎接厉王，表示臣服。当时南方及东方的26个小国看到这样的情形，也一起称臣朝见。厉王为了感激天帝及神明的保佑，特别制作了这件“宗周宝钟”，祈祷先王们赐福给后代子孙，保佑国泰民安。

　楚公逆钟铭文

楚公逆为祭祀其先高祖考，向四方首领徵求祭品，四方首领贡纳赤铜九万钧，楚公逆用以制作一百套谐和，精美的编钟。这是西周金文中关于用铜的最高记录。

春秋时期

从春秋早期开始，金文楚篆的笔画遂渐线条化，字形则趋向修长，笔划细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较整齐美观，笔势圆转流畅，风格自由奔放。到了春秋中晚期，不仅出现了楚王熊审盏铭文为代表的成熟、工整的长方形楚篆，而且出现了以王子午鼎、楚王熊璋戈铭文为代表的美术字(垂露篆和鸟篆)，更多的是如王孙遗者钟、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博等铭文那样带有美术韵味的线条流畅而字形修长的楚篆。不过，在春秋战国之交，那种工整的楚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带有美术韵味字的写法的影响。

王子午鼎铭文

王子午鼎与山东大店2号墓出土编钟铭文的对照

从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可以发现楚字的特色，这种楚字，略具虫形，是虫书的雏形。

鸟虫篆

春秋末，在篆书的基础上，附加鸟形装饰，使文字艺术化，此即所谓“鸟篆”的起源。如楚王孙鱼铜戈铭文共有六个字，均附有鸟形，富有情趣，表现了楚人对鸟类的特别钟爱。与之相关系，楚人的篆刻艺术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楚王熊璋戈

楚王熊璋戈铭文

宋公栾戈，春秋时期兵器，1936年安徽省寿县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戈铭文6字，为'宋公栾之造戈'，错金鸟篆体。

宋公栾是春秋时宋国国君宋景公，他继承了宋襄公的仁义，并以“三句善言”美名流传。据史书记载，宋国“司星”（研究天文星相的官吏）预见宋国将有刀兵之灾，宋景公很忧虑。司星建议把灾难转移给宰相，宋景公说：“宰相就像我的股肱，怎能伤害他呢？”司星又建议把灾难转移给百姓，宋景公说：“国君的责任就是保护百姓，怎能祸害百姓呢？”司星再建议把灾难转移到五谷收成上，宋景公说：“五谷收成不好，百姓就会陷入困境，我又如何去当国君能？”宋景公的仁爱之心终于感动了上天，灾星竟然移动了3度，宋国因此躲过了刀兵之灾。

王孙遗者钟

铭文：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孙遗者，择其吉金，自作龢锺。中□（翰）虘(且)扬，元鳴孔煌。用享以孝，于我皇且（祖）文考。用祈眉壽，余□（温）□（龔）□（左害右夫，舒）屖（迟，安。又同犀，从尸辛声。），畏□（忌）趩趩（chi行声也，从走異声。），肅悊（zhe同哲）聖武，惠于政德，□（淑）于威義（儀），謀猷不（丕）飤（si同饲，食粮也，从人食。）。闌闌龢锺，用匽（宴）以喜（饎）。用烁（樂）□（嘉）宾，父□（兄）及我□（朋）友，余凭吾心，延永余德。龢修民人，余專明于国。皇皇熙熙，萬年無諆（期）。枼（世）萬子孙，永保鼓之。

春秋晚期作品，出土于湖北省宜都地区，铭文分六面，每面二至四行不等，共十九行一百一十七字，重文四处，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王孙遗者的事迹，史无可考。铭文记述王孙遗者制作和钟，用以佩亨先祖，宴乐亲朋的事。作品文辞优美，其中更有摹拟和钟乐音的双音词句，读来楚楚动人、余音缈缈。可以说铭文本身就是一篇文辞优美的歌赋。

铭文在钟体外部当眼之处，与周围的装饰图案紧连在一起，也是考虑到对钟体的装饰意义。从其体势、用笔上看，融装饰性与写意性于一炉，与宗周书风大异其趣。

其装饰性体现在作品结字的造型上对“鸟虫篆”书体的隐喻，其用笔体势，特别是下垂笔画向左右两个方向自然展开等特征，无不带有“鸟虫篆”中装饰笔画的影迹。但作品纤细弯曲的笔画，又显示出书写过程中具有较强的随意性，舒展自如，异常婀娜动人。通篇显示出较自然和写意的韵味，使作品在形式感和抒情意韵相互交融的情态上给人以异样的风采。

春秋晚期 《王孙遗者钟》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作品用笔线条细长优美，遒劲洒脱，转折屈伸富有弹性。笔画舒展夸张处富有姿态，不觉令人想到“楚人好细腰”的故事。结体婀娜多姿，疏密对比强烈。向下方垂露的用笔似是毫无约束地向外抒写出去，笔不尽意亦不尽，如“文”、“用”、“不”、“友”、“父”等。

《王孙遗者钟》正面铭文拓片

有些笔画在长长地舒展出去之后，将到末尾段时又向左右方向稍作屈曲，然后赫然而止，如“子”、“于”、“永”、“乐”、“余”、“诲”等字，似是要将长舒不尽之意作一个回转式的过渡和减速，然后收住笔势，使你那沿笔意抒写出去的情势得到很好的缓冲之后，又回转到装饰性的状态之中，不至于把情绪无休止地向外奔泻。恰似长袖善舞的少女在优美的舞姿中嫣然给你一个回眸……既体现出装饰性书体在形式上的注重，又在用笔上表现出写意书体的优雅曼妙，动静相宜的一面，使欣赏者有如置身于轻歌曼舞的场景之中。

但富于装饰性的特点及其舒展的意态与书写的随意性又得到了很好的融合，诡谲浪漫，异常别致。两种不同特性之间所体现出的既矛盾冲突又融洽相处、高度统一的艺术特点，在此铭文笔画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得铭文风格上给人以新鲜活泼，自然流畅，优雅亮丽，舒展写意的感受。

作品的感染力在于既有装饰性书体的笔法和结构特点，又有自然书写的笔意和不尽矜意的布白结构以及自然酣畅、挥洒自如的个性特色。

（图片来自《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29-乐器（上海古籍出版社 吴镇烽编著））

从中取法，也当从此处入手，学会遗貌取神，以意临为主，配合欣赏铭文优美的辞藻，进而感受楚文化情调中浪漫的一面，从中获得文采和视觉双重的感受。

《沇儿钟铭》铭文拓片

楚系书风中相近的作品还有《王子盏盂铭》、《沇儿钟铭》等。其中《沇儿钟铭》书写形式几近雷同，只是锈蚀稍严重一些，故作品的用笔感觉厚实沉稳一些，但优美空灵的感觉亦逊于此铭。

曾侯乙镈钟

　楚惠王赠给曾侯乙的镈（bó）钟，钲间部分有铭文，记载了楚惠王熊章在位第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时接到了来自西阳的曾侯乙的讣告，于是为曾侯乙制作了一套宗彝，送到西阳作为祭奠的仪礼，让曾侯乙永远享用。

曾侯乙镈钟铭文

曾侯乙镈钟铭文局部

先秦时期，一国君主为另一国君主铸造“宗彝”，目前有历史记载的仅此一例。当时，楚国是“春秋七雄”中的强国。如此强大的楚国为什么会给小小的曾侯送此厚礼呢？曾侯舆编钟上面的铭文给出了答案。据了解，曾侯舆编钟2009年发现于随州文峰塔，其铭文与《史记·楚世家》都记载了楚昭王奔随的故事。公元前506年，吴国伐楚，楚国惨败，楚昭王逃亡曾国，吴王阖闾尾随而至，诱迫曾侯交出楚王。危难时刻，曾侯忠守与楚国的盟国信义，拒敌于城外，楚昭王才得以获救。经考证，曾侯舆是曾侯乙的先辈。楚惠王熊章就是楚昭王的儿子，为报救父之恩，楚惠王才将这如此精美的鎛钟送给曾侯乙，以表达两国的世代友好的关系。

战国时期

大约从战国初年开始，文字笔画就出现了隶变的现象。进入战国中期以后，竹简、帛书式的手写体据主导地位，楚国金文受其影响，字形趋扁平、体势简略，横笔昂首，首粗尾细，有的波势挑法己具后世隶书雏形。到了战国末年，便被隶变程度比较高的隶变篆字所取代。与此同时，美术楚篆也受到了影响。

青铜错金鄂君启节   现藏国家历史博物馆

鄂君启节1957年出土于安徽省寿县，是战国中期楚国器，青铜制成，形似剖开的竹节。

共出土5件，舟节2件，车节3件，合在一起则呈圆筒状。

上有金错铭文字312字，字体似草叶篆，线条劲细飘逸，横竖笔划交叉处，常常以圆点装饰，好似点点明星，散落于字里行间，非常美观，是错金铭文中的精品。

据铭文记载，其铸造时间为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是怀王颁发给封地在今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的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

铭文中严格规定了水陆运输的范围、船只的数量、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办法，以及禁止运送铜与皮革等物资的具体条文。

此节为研究其时楚国的符节制度、商业、交通和楚王同封君上下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另外，其器型迄今为止仅此一件，更显珍贵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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