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秋瑾的人

  文:李新宇
鉴湖女侠秋瑾,侠之大者也,大家对她都很熟悉。
但是,另有一个与她有莫大关联、因她而死的人物,却被历史的灰尘重重覆盖了。
秋瑾以慷慨就义的方式,赢得了千古芳名。生命虽然短暂,却绽放出了应有的光华。而这个人,其品性之高洁远迈常人,以一种殉难的方式结束生命,尤见悲壮。但是,今天,能够记住他的人,并不多。
他就是清末山阴县令李钟岳,当年正是他押送秋瑾赴刑。整整102年前,即1907年10月29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廿三日)上午9时许,李钟岳乘家人不备,在寓中悬梁自缢,年仅53岁。此时距秋瑾遇难只有百余日。
他为什么要义殉秋瑾?
李钟岳,山东安丘县人。18岁中秀才,39岁中举人,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中进士。1907年正月任山阴县令。从中不难看出,他是通过科举正途一步步走出来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型官员。
1907年正月,秋瑾从上海回到家乡浙江山阴县,在光复会领导下的秘密据点大通学堂担任督办主持校务,开始筹备革命。但事情泄露,徐锡麟7月6日在安庆仓促起义,遭到镇压。浙江巡抚张曾扬立刻急电告知绍兴知府贵福,贵福便命山阴县令李钟岳查抄大通学堂,重点抓捕秋瑾等人。
李钟岳早就仰慕秋瑾的才学,常以秋瑾“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之诗句,教育自己的儿子:“以一女子而能诗,胜汝辈多矣!”
也因此,接到指令后,他反复向贵福陈述“该校并无越轨行动,不可武力摧残,惊动地方;容俟暗中调查,是否确实,再定办法。”事实上他是故意按兵不动,拖延时间,好让该校师生逃走。
但没过多久,贵福传李钟岳至府署,令其速速将该校师生悉数击毙,“否则即电告汝与该校通同谋逆,汝自打算可也。”无奈,在贵福的监视下,李钟岳只得会同抚标兵管带率新军300人,前往大通学堂捉拿“乱党”。
为了避免士兵开枪伤人,李钟岳故意乘轿走在最前面,让清兵跟随其后;进入学堂后,他又下令兵丁不许乱射,只许捕人。
第二天上午,贵福又命李钟岳赴城外查抄秋瑾的娘家。李钟岳在问明一小楼系秋瑾所居后,便不让人检查,草草收兵,结果无获而归。李钟岳当时的这个决定,事后证明意义重大。因为,秋瑾所有与友人来往信件,均藏其中。若被查出,势必带来一场范围更大的血风腥雨。
在对秋瑾进行审讯时,他破例在县衙花厅为秋瑾设座问案,不动刑具,略加审讯后,便授以纸笔,秋瑾写下了为后世传诵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整个“审讯”过程持续两小时之久,室内寂静异常,形同会客。
此情形被密探报于贵福,贵福大怒,气势汹汹地责问李钟岳:“为何不用刑讯,反而待若上宾?”李钟岳则以“均系读书人,且秋瑾又系一女子,证据不足,碍难用刑”来辩解。
贵福认定李钟岳有意为秋瑾开脱,袒护革命党人,便急电浙江巡抚,取得杀害秋瑾的命令后,召李钟岳至府衙,示以巡抚手谕。李钟岳争辩道:“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贵福厉声训斥道:“此系抚宪之命,孰敢不遵?今日之事,杀,在君;宥,亦在君。请好自为之,毋令后世诮君为德不卒也。”
李钟岳长叹一声,知事已至此,无力回天。

1907年7月15日凌晨三点,李钟岳将秋瑾提至大堂,对秋瑾说:“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汝非我意,幸谅之也。”说完,这个父母官当场“泪随声堕”,身边的吏役也都“相顾恻然”。

秋瑾行刑后仅三日,李钟岳即因“庇护女犯罪”被革职,寄住杭州。在杭州寓所里,他终日闷闷不乐,反复念叨“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句,对秋瑾之死深感内疚。他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雨秋风愁煞人”七个字“注视默诵”,并泣下不已。
随后,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他以自己的生命,为自己,也为整个腐烂的王朝赎罪。

辛亥革命后,秋瑾被昭雪,李钟岳也被请进了鉴湖女侠祠中,以此纪念他的义举。

看了这个故事,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长期以来,李钟岳的意义与价值被低估了。也许是秋瑾的光芒过于耀眼,以至于人们难以在秋瑾的巨大身影下感知到他的存在。
在我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哪一个朝代,都不乏像秋瑾这样的志士。他们有为信念献身的精神,前仆后继,展示了生命的高蹈与高贵。
像贵福那样的酷史,更不少见。《老残游记》中写了一个山东官僚玉贤,这个家伙以“清官”自居,但在残害百姓上却心狠手辣,令人发指。他在任曹州知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用“站笼”站死了两千多人,其中“大约十分中九分半是良民”——玉贤的原型即山西巡抚毓贤,一次残杀数十名传教士,连几岁的孩子也不放过。
但是,像李钟岳这样有良知的、处处维护“犯人”的体制内官员,就太罕见了。我们从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场习气,而李钟岳是这个官场大染缸中的异类,他内心柔软,温良敦厚,兼有强烈的正义感,对于秋瑾身上的豪侠之气,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可以说,他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了秋瑾最高的礼遇。事实上,他的很多周旋之策也是冒了风险的,比如他下令不予抄查秋瑾的独居小楼,如果被人告发,很容易授人以柄,甚至被怀疑为私结乱党。
他的愧疚来自于秋瑾是被他押赴刑场,秋瑾毕竟死在他手里。但这其实恰恰是秋瑾的幸运,如果不是他,秋瑾最后的日子里恐怕会受到更多侮辱,难以享有作为人的基本尊严,就像她后世的一些抗争者一样。
因了这份愧疚,他竟然以身相殉。官员有许多种死法,像他这样的死法,算得上是千古绝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说哭泣为灵性之物,很多人失去了哭泣的本能,愧疚又何尝不是如此?很多掌握相应权力的人,已经被这个巨大的权力机器同化,在奉命做违心之事时,愧疚感已经荡然无存——否则,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被逼上绝境的事情就会少却许多了。
我们今天怀念李钟岳,怀念的其实就是他那种将“枪口抬高一厘米” 的愧疚与恻隐之心。
山阴县令李钟岳那样死去了,这说明他有道德,有良心,说明大清帝国的官员中还有那样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您听说过因为违心地判了一个案子,或错误地处理了一个事件,而去自杀的吗?进行道德审判,审判出的也是李县令的道德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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