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的真谛永恒 ——读高伟《忍不住说几句》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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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天津民俗文化专家高伟先生的《忍不住说几句》，也想说几句，皆是有感而发。一是先生对真实的追求，对历史的责任，对阅读的严肃认真，对艺术的一丝不苟，对生活的心细如发，让我钦佩。如没有这些，怎能会洞察出如此多的“忍不住”？二是先生的谦逊及对友朋的宽厚和爱护，才有了“忍不住”的这个命题，才有了“说几句”的良药苦口。
高伟先生在《忍不住说几句》的导言说道：“《图说天津百年美术作品展》在天津日报社美术馆举行，由天津日报资深编辑马宇彤撰文，由画家王树明先生精心绘制的数百张描写天津百年市井风俗的作品陈列其中。 ……这次画展我本无可置喙，但听传闻，画作即将集册出版，其中有些画面如不做修改，恐误导后人。结果，还是没忍住，免不了唠叨几句……”
十几幅作品一一看过来，岂止是《忍不住说几句》，而是“必须说几句”了。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对王树明先生或马宇彤老师有什么大不敬的心思，而是让我想起梵高曾经说过的：“严谨的艺术大师在他们的杰作中告诉我们事物的真实意义......在书籍中论述，在图画中表现。”我以为，作为一部描绘“天津百年市井风俗”的美术作品（包括它的文字解说），是从文化上、生活上，真实再现社会风俗的历史画卷，自当严谨。如果出现一些谬误，哪怕是白璧微瑕，集册出版后，终是误导后人，成为憾事。
艺术创作最怕一知半解、道听途说，或自以为是，而理所当然，这都是艺术创作的大忌。王树明先生和马宇彤老师的艺术组合，让高伟先生“忍不住”，实是犯了在这几方面的“大忌”。
如：高伟的第一个忍不住——《喝茶汤》，绘画者和解说文字的撰稿人既不了解“茶汤”是天津卫的一种特色民间小吃，也没有想着去南市食品街或古文化街亲自品尝一番，而是顾名思义的在“茶”字上做文章，才画出了卖茶汤的商贩手扶着龙嘴大铜壶的把手，在给一个老者（顾客）的茶壶里沏茶的场景，让人啼笑皆非。
又如：高伟的第二个忍不住——《祭灶》，绘画者显然没有深入了解“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风情民俗，自以为是的画了一幅缺乏普遍意义的“寡妇祭灶”图画。
我与王树明和马宇彤二位先生不熟，冒昧地揣测：或许二位先生原籍不是老天津卫，又或许是天津生人但年纪尚轻，但无论如何也不该出现这种茶汤与茶水的“张冠李戴”。因为“茶汤”这种小吃，在天津并没有绝迹，稍微细心一点，多多留意一下社会生活，是绝不会出现这样的谬误。
对“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风情民俗缺乏了解，尚可体谅。毕竟这种风俗随着“文革”的“破四旧”几乎荡然无存。如今五十岁以下的国人，怕是没有几人亲眼看到过“祭灶”的场景。唯一为“祭灶”留下的一点痕迹，就是南市食品街的一些店铺里还有“糖瓜”可卖。
“糖瓜”与“祭灶”有什么关系呢？农历腊月廿三被称为“小年”，是民间祭祀“灶王爷”的节日。祭灶的风俗，由来甚久。《论语》中，就有“与其媚舆奥，宁媚舆灶”的叙述。先秦时期，祭灶位列“五祀”之一（五祀为祀灶、门、行、户、中雷五神）。故民俗俚语中有“腊月廿三灶王爷上天”之说；家家户户的灶王龛上都贴有“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的对联。据说，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罚。因此送灶时，人们在灶王像前的桌案上供放“糖瓜”。有人说灶王爷吃了糖瓜，尝到了甜头，就不好意思在玉帝跟前说坏话；也有这样说的：糖瓜粘嘴，灶王爷粘得嘴都张不开，也就没办法在玉帝那里讲坏话了。总之，都是想是用“糖瓜”贿赂灶王爷。只不过这种低档次的“行贿受贿”，在现代中国版的“新官场现形记”里，显得太小儿科了。
下面就说一下与“祭灶”有关联的第七个忍不住——《蒸糖瓜》。“蒸”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的。糖是无法蒸食的，不然，就成了一滩如稀泥巴样的糊状粘稠物。出现这样的错误，显然是作者不知“糖瓜”是做何用的误解。以为“糖瓜”类似“蒸饼儿、糖包子”，所以才有“蒸”的一说。岂知“糖瓜”不是面食，而是糖食，它的制作方法是类似熬糖稀那样，“熬”出来的，而不是像蒸馒头那样，“蒸”出来的。只是糖瓜的外形似小瓜而已（类似白龙糖，制作方法与糖瓜相同，形状是一白色条形物，当年的一分钱即可买一条，称它是白龙，当然是夸张）。故《祭灶》与《蒸糖瓜》是同一个民俗事物中的两个侧面，彼既错，此也误矣！
又如：第九个的《热水舖》，第十五的《卖药糖》等，如果画家知道“水铺的锅盖，两拿着”这句歇后语，或者读过《胡同里的叫卖》这本书，自然知道那时候的水铺是用大锅烧水，顾客来买白开水，掌柜的会用水舀子将大锅里的滚开水舀到顾客的水壶里。自然不会出现水铺的掌柜，也像卖茶汤的小贩一般用大壶给顾客沏水。
对于卖药糖的小贩，如今六十岁以上的人并不陌生。他们或是挑着担子，前后各是一个呈八角形的、分成若干小格子的大玻璃盒；或是挎在颈部的一个呈楼梯形的、分成若干小格子的玻璃盒，里面装着红黄青绿白各种颜色，甘甜酸辣凉各种味道的糖块儿。因卖药糖大多是晚饭后上街叫卖，因此玻璃盒子上置有彩色小灯泡，伴随着“买药糖嘞~~那（读nei）位吃了我的药糖，又酸~~又甜的~~薄荷~~凉~~糖~~”的吆喝声，在霓虹灯稀缺的夜幕里，格外引人注目。
绘画中卖药糖的小贩像磨刀人那样吹喇叭吆喝生意，显然是出自作者的想当然。老天津卫人看了这一幕，定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以上这些还只是作者对沽上社会生活和风俗民情的不了解。但第三个《锔瓷匠》、第五个《铁匠铺》、第八个《钉马掌》和第十二的《打竹帘子》则是生产和生活常识的欠缺了。《铁匠铺》里掌钳师傅与抡锤的助手（或徒弟）若是站在掌钳师傅右手位，大锤与小锤无法配合得当，极有可能大小两只铁锤互相碰撞，造成工伤事故；钉马掌也是如此，那可不是给病人注射针剂，病人会老老实实的趴着。如此钉马掌，没有拴住的牲口不撂蹶子才怪呢！钉四只马掌，踢伤两个工匠，肯定是平常事。
以上种种，当可改之，但那第六个忍不住——《杠房》，把料理丧事的杠房当作民间里健身习武的场所，则与实际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了。因为《杠房》二字中，有个“杠”字，就把它与“杠铃”联系到一块儿，未免太“顾名思义”而想当然了。如高伟先生所言，只得推倒重新绘制。
如果画家的百幅作品中只是有三几幅画作出现纰漏也还罢了，谁知竟让高伟先生一口气说了十七个“忍不住”，还是令人遗憾。
艺术创作（包括文学作品）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本来是一个古老的话题。绘画艺术从古代的“师造化”的模仿自然，到近现代的“再现现实”的真与美，都是说美术来源于现实，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真与美是美术的客观根源。艺术家只有在生活的源泉中汲取营养，创作才具有生命力。闭门造车，想当然都是不可取的。更不必说五十年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为政治需要刻意杜撰出的泥塑《收租院》那种伪造历史的所谓“艺术”作品了。它只能“煌煌”于文革十年，却缺乏持续永久的艺术生命力，终成镜花水月，过眼烟云。虽然它的出现有着复杂而又混乱的历史内涵，但无法掩盖它是世界雕塑艺术史的一个耻辱，而贻笑大方。
总之，艺术源于生活，真实的生活才是艺术的本质。时代变更，但艺术创作的真谛永恒。孔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做学问，搞艺术，皆当如此。
①高 伟 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天津市公关协会副秘书长，民俗文化专家，“天津方言语音建档工程”专家组成员。
② 附图：几种正确的“天津百年市井风俗”图片
马文华，天津市人，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当代天津人文志》副主编，南开有线电视中心编辑，《散文福地》编辑部副主编。早年就读于天津水产学院（今河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1972年开始在《光明日报》《甘肃日报》《人民军垦》等刊物发表作品。参与编撰报告文学集《忠诚的足迹》《公安英雄》，世纪文库《当代人物文献》，地方文献《当代天津人文志》等。其执笔的专题片《超时默许》获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纪录片《破壁》在中国《生存·生命·生活——走进科学》影视大赛和全国地方广播电视台创优评析中两次获二等奖，并参加2010年西安国际影视节。2013年该片在中国西部电影节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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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轩 兰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