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毁在赤峰的蒋军起义飞机
万壑松风——本名孙国辉 退休前曾供职市政协文史资料部门，热心学习赤峰近现代史料和摄影，曾出版《赤峰摄影史》及举办肖像摄影艺术个展，文学作品曾被国家及外省报刋选用。
坠毁在赤峰的蒋军起义飞机
文 / 孙国辉
孙洪生同志曾诚恳地说：“这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但事情的前一阶段我不清楚，咱们市纪委的老书记鲍玺同志经历过，你可以再找他核实一下。”为此，我于2013年9月18日登门拜访了年届八秩的鲍老前辈。
建国前，也就是1949年3月初， “三八”妇女节之前，时任热河省赤峰市政府秘书室文书、刚刚21岁的孙洪生，听到人们私下传说，有一架国民党飞机在格日僧一带掉下来爆炸了。当时，一些人 私下议论此事。战事频仍的年代，一架飞机的坠毁本属寻常，但这事，在当时的赤峰人心里却另有一番滋味。
1948年5月26日（农历四月十八） 由于国民党错误判断冀察热辽军区兵工厂驻在赤峰，便派空军对赤峰进行轰炸。是日上午10点30分，第一波蒋军空军4架飞机突然飞临赤峰上空，这一天，正是 三道街西屯碧云寺（娘娘庙）按例举办庙会的日子，街上聚集了很多赶庙会的群众，敌机便向群众投下两枚炸弹，所幸有一枚未炸。又踅向头道街北市场投弹一枚，向旧北大桥南端西侧投下一枚，所幸落于水中未炸。而第二波轰炸紧接着袭来，三架敌机又于中午12点飞临赤峰，在空中疯狂盘旋，俯冲投弹，向头道街（当时繁 华的商业街区）、东南园子（今长青公园一带）、北沙坨子（现桥北一带）、南山等投掷炸弹多枚。
善良的赤峰民众从未经历过飞机轰炸，更没有防空 袭知识，只知乱躲乱藏。一霎时血肉横飞，烟尘冲霄而起，哭喊呻吟震天，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据事后统计，敌机这天共投弹21枚，炸死炸伤无辜群众二百余人 （包括政府工作人员2人）。且房倒屋塌，炸毁房屋近两千间，并有大量牲畜伤亡，物资损毁亦无法数计，更给百姓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和严重的心理创伤。直到现在与经历过那场轰炸的老人谈及此事，仍余悸犹存，仇恨难消。
据孙洪生回忆，“那年农历四月十八，当时我在战勤指挥部任文书，是国民党撤出 赤峰一周年，敌人特意派飞机来进行报复性轰炸，并在报纸和电台上宣传‘把赤峰炸平了’。敌机在头道街北市场，北河套两岸，三道街铁匠营，骆家胡同菜园子投下不少燃烧弹和炸弹，有的炸弹放在箱子里就扔下来了，没响。当时，市委在二道街，市长的房子炸了一个很深的坑，都炸出水来了，我们在防空洞里感觉像坐车一 样颠簸，到中午，飞机走后，政府人员撤到水地。所幸敌机在东部投下的燃烧弹未炸，不然后果更难设想。”
在其后的近一个月内，蒋军空军几乎每天都出动1至3架次飞机到赤峰上空，恣意盘旋侦察，寻找冀察热辽兵工厂驻地，不过未再狂轰滥炸。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蒋机坠毁事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亦属必然。
后来孙洪生问过来赤峰公出的翁敖联合旗政府政策研究室组长鲍玺，他比孙洪生小一岁，是翁旗高日苏人，他证实了确有一架敌机在草原上因为没有油坠毁，飞行员跳伞一事。
过了不久，当地民兵用铁轱辘车拉着三个飞机机组成员来到赤峰市政府。当时民政科的副科长傅康接待了他们，给他们烧水喝、做饭吃。到晚上，傅科长和孙洪生跟他们进行了长谈。
由于对蒋军飞机轰炸赤峰的惨剧耿耿于怀，所以他们先问几个飞行员过去驾机来过赤峰没有，他们回答没有，说他们的飞机属于十大队，是运输机，能搭载卅余人，驻扎在汉口。
当时飞机上的飞行员共三人，组成一个机组。组长（驾驶员）叫李冠冕，大个子，上尉军衔，广东人，26岁，在国内念完大学后曾到美国集训。分管通讯的叫罗炳雄，是四川人，发拍和接收电报，负责联络。还有一个是技工长李广景，上士军衔，35岁，沈阳人。
据李冠冕说，他们对蒋介石反动政府大打内战十分反感，也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便与我地下工作者取得了联系。经过几次私密商议，决定做好先期准备，待时机成熟，便架机起义。当时他们认为解放区的总指挥部在张家口，于是把张家口选定为投奔的目的地。地下组织也为他们的起义行动做了很多工作，向他们提供了到解 放区与地面联系的电报密码，并且向他们颁发了起义投诚的书面证明。甚至起飞后先向东方飞行，以麻痹蒋军空军的指挥及监视系统，飞过一定距离后再踅转北上，转赴石家庄等细节都考虑到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总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几个人心急如焚，再加上当时汉口的天气很热，更感焦躁。但在我党地下工 作者的指示和安排下，他们积极地检查和维护飞机，以便随时起义将美制飞机交给解放军。终于，在3月8日这一天，他们偷到了起飞指令，几个人如获至宝，立即 于傍晚时起飞，伪装迂回飞行后飞抵张家口。
当时，夜幕已降下，张家口已是万家灯火。机组人员知道已经到了解放区，心中十分兴奋，组长李冠冕边驾驶飞机低空盘旋，边告诉通讯员罗炳雄：“快和地面联系，报告我机方位，告知我是起义的飞机，申请降落。”
“是。”小罗取出珍藏在衣袋里的联系电码，熟练地敲打着电键……一遍又一遍。李组长驾机在张家口上空低飞盘旋，等待着地面的指示，然而，没有任何回应，李冠冕一边命令“继续发报联系”，一边继续盘旋，但耳机里仍然杳无音信。突然，地面繁如星斗的灯火一霎那全部熄灭了，他们几个经过商量，判定是密码有误 差，地面的人以为是敌机来轰炸，实行了灯火管制。李冠冕迅速把飞机拉高，以免地面不明真相而击伤甚至击落飞机。同时继续发报，争取联系上。于是飞机在较高的空域盘旋，同时不停地联系……半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音讯，经过商量，他们驾机向北方飞去。
三月初的北方春寒料峭，三位投奔光明的人却还 穿着半袖和短裤军装，感到了彻骨的寒意。引擎均匀地鸣叫着，空中气流时有变化，仪表盘发出的荧光隐隐地照亮了因紧张而显得苍白的脸，在看不清地标的夜间凭借仪表飞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十分钟过去了，一刻钟过去了……月亮时隐时现，星星眨着眼睛，似乎在窥视着这只叛逆的大鸟掠过夜空……越来越冷了，一阵 阵寒战不时掠过全身，牙齿抖得直响……李冠冕告诉大家赶快穿上跳伞服，这样可以暖和一点……
“不行，我们不能再向前飞了，说不定我们已偏离了航线，也许已越境进入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或者进入苏俄国境。如果那样，依照国际关系法，我们将被遣返国统区，咱们就没命了。现在我决定，再向南飞行，设法找到北方的城市降落，就是在荒野里迫降也不能再回去。”
引擎的轰鸣加大了，飞机迅速调过头来，向神秘无际的来路飞去……
飞了一段时间，李冠冕最担心的事发生了，油量仪表指针缓缓地向零指去，没油了！他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其他两个人，并果断地命令：“飞机马上就要进入滑翔状态，但维持不了多少时间，大家检查伞具，准备跳伞……快，不然坠机就没命了……”
忽然，引擎声停了，这表示汽油耗尽了，夜空中骤然静得出奇。李冠冕迅速奋力打开舱门：“快跳！”待通讯员和技术员跃出后，他也迅速扑向茫茫夜空。
投诚飞行员忆述：
“几秒钟后，飞机滑翔而去的方向火光一闪，接着是轰然一声巨响，飞机触地爆炸了。
“当时我们几个人在空中相距不太远，心里都感到十分惋惜，送给解放区的一架美制飞机毁掉了，我们本来是想把这架飞机送给解放区立功的，那是一架质量很好的美制运输机。
“着陆后我们有两个人掉在一个沙窝里，离飞机坠毁的地方约五公里，然后三人迅速集合在一起，把降落伞裹在身上取暖，那伞布虽然结实，但太薄了，一点儿也不顶事……周围静极了，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到远处狼群的嗥叫。正在这时，我们看到了远处的火光，还有马蹄声。不一会儿，便四面八方都是火光，人喊声，马蹄 声，转眼间来到跟前。原来是数不清的人举着火把，拿枪对着我们大声质问，他们说的话不是汉语，但也不是俄语。这时，我判定他们是蒙古人，但又不知道我们降落在什么地方，是外蒙还是内蒙？但这些人并没穿军装，他们对我们很仇视。枪口始终对着我们，有拉枪栓、顶子弹的声音，看得出他们的信念就是如果我们反抗便 就地枪毙。我们把身佩的左轮手枪扔在地上，拿着中共地下党的证明给他们看。他们似乎都是民兵，经过很长一段交涉辨识，直到来了两个有文化、有威信、穿汉族衣服的人以后，才把我们押上了牛拉的车，我们三个一人坐一辆。后来，天渐渐亮了，我们发现我们缓慢地走在只有这种牛车才能走的沙地里，赶车的人和骑马武装 的人说的都是蒙语，我同他们说话他们都听不懂。”
在起伏不平的沙地里颠簸了约四十公里，一行人到了一个集镇，后来听说这是翁敖联合旗政府所在 地（1948年夏，冀察热辽党政军机关，由建西五家迁往宁城一肯中，当时的赤峰市分三个专区级建制：昭乌达盟政府、热中专署和热辽专署。热中专署所领翁敖联合旗政府治所在玉田皋。），当时属敖汉老府区玉田皋，住在一个烧锅（酒坊）院里，记得那烧锅的东家叫张宝山。据鲍玺回忆，当时老哈河以北的地域划给了翁敖联合旗，驻有我六支队，负责人是孔飞，以南是卓盟纵队，为李海涛的队伍，另外设乌丹县。当时旗里主持工作的是工委书记邓英，驻有旗支队，邓英兼支队长， 下辖三个连。当时格日僧区长布和朝鲁、代理书记兼农会主任丁和扎布向邓英汇报了飞机在海拉苏一带掉下来的情况，当时鲍玺在旗工委组织部政研室任组长。邓英听了布和朝鲁和丁和扎布的汇报并仔细阅读了飞行员携带的党的地下组织开的起义证明后，当即给大家做工作，说明这些飞行员是起义的，不要伤害他们，又和几个 飞行员谈了很久。邓英是山西人，1938年参加革命，曾在延安工作，接触过南方人，基本听得懂他们讲的话，加上那位技工长李广景是沈阳人，交流起来就更方 便了。同时，用电台向热河省作了汇报，省里的领导指示要很好地对待这三位起义人员，让他们吃饱穿暖，并尽快将他们安全送到赤峰。
把三位起义的 空军人员用三匹马拉的大轱辘车送到了赤峰市，赤峰市政府社会科副科长傅康接待了他们，安排烧水吃饭。傅康对他们弃暗投明，果断驾机起义的行动予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表示既然起义设诚，就成为解放军的一员，解放军将一视同仁地诚恳相待，并马上发军装，叮嘱天气冷，要注意身体。傅科长的话给了他们极大的鼓励。
当这几位起义飞行员到赤峰后，便是孙洪生负责日常接待。当时孙洪生任热河省赤峰市政府秘书室文书。晚上睡觉时，同几个人睡在一铺热炕上，聊了不少。孙洪生问去年来炸赤峰的蒋军飞机为什么轰炸时有些炸弹没有响，他们说很多轰炸解放区的炸弹都是日本鬼子留下的，时间很长了，有的炸弹引信失灵，有的负责投弹的 士兵因为不愿意炸老百姓就成箱地扔下来，甚至扔到人迹罕至的山沟里应付事。
为避免在社会上引起传言和误解，翁敖联合旗的负责人专门指派人员连夜处理了飞机残骸掩埋在沙坑里，并开会告诫各级工作人员对此事保密。
据孙洪生讲，为奖励和安置起义人员和鼓励参与此事的民兵等有关人员，省里决定拨给一部分救济款。当时的市长陈鹤轩（后曾任沈阳市副市长）让他和警卫老李 到省里把这部分救济款拿回来。当时的热河省政府是流动工作的，位于宁城的一肯中，当时热河省政府和冀察热辽中央分局都在那里。据孙洪生回忆：他当时带手枪，老李带的步枪，他们俩步行去的。当时李运昌同志任热河省委书记、热河省政府主席、热河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杨雨民是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见过他们以 后，领到大半布口袋纸币（东北九省流通券，当时这种钱很“毛”，壹仟元只值壹角钱），我和老李带不走，万般无奈之下我又去找杨副主席。杨雨民听到情况后，当即说：“你晚上来找我。我去赤峰，你们坐我的汽车走。”晚上我们携款登上了那辆烧木炭的卡车。杨副主席要夜间走，是为了避开敌机的轰炸。就这样，他们平 安回到了赤峰。
李冠冕、罗炳雄和李广景三个人在赤峰很好地休整了一段时间。理发、洗澡、换新棉军装，在食堂吃小灶。市委书记冯良友、副市长李正平经常与他们聊天。后来，奉上级指令送他们去了承德。当时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几个月时间。
孙洪生老人叹谓，这几个飞行员我以后再没有联系过，也再没见过面，我估计他们可能成为咱们空军航校的教员，为我们空军的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了。但在“文革”中也或许受点触及，但愿他们平安渡过那场浩劫，安渡晚年。
鲍玺老人家在结束谈话时嗟叹：“事情已经过去64个年头了，当时的知情人如果健在，也都80多岁了，据我所知，像当时参与此事的布和朝鲁同志和丁和巴图、孙洪生，乃至杨雨民、傅康、李运昌、李鹤轩等都已溘然作古。现在能有人关注这件事，不使此事失传，我感到欣慰。”
撰写此文时，为了忠实地反映历史，除基本依照与孙洪生同志的谈话记录外，笔者还登门拜访了鲍玺同志。另外还拜访了傅康同志的胞弟傅昆同志、杨雨民同志的亲属，并查阅了有关的历史资料、传记等。
本文杀青后，曾投给《赤峰日报》等媒体发表，引起一些关注。后来与翁敖联合旗有关的现翁牛特旗和敖汉旗亦在媒体上予以转载，在去年11月28日的全市政 协文史资料会议上，翁旗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纳森同志告诉笔者，那架坠落飞机的残骸找到了，地点在现海拉苏一带。当确认了实有其事之后，赤峰市政协有关领导旋即派出车辆。在文史委副主任张宏元和秘书李文鑫的陪同下，笔者携摄影器材直奔发现残骸的地点，那便是翁牛特旗海拉苏镇好意毛都嘎查。在翁旗政协文史 委主任纳森的指引下，找到了残骸的收藏者曹德睦旺吉拉，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曹德睦旺吉拉还是市政协委员内蒙古11届人大代表。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热情地搬出了他收藏的全部残 骸和小零件，有的机身铝皮已经打成了铝箥箕和烟筒。螺旋桨前面的扰流罩被巧妙地制成了水斗子，但一些扭曲的铝片上仍可辨出“USA”（美国）的印痕。笔者 在一只铁盒子里捡出两枚小物件：一是镌有英文的铜铭牌，一是两面压铸有英文的小电木说明牌，(电木【Bakelite】一种人造塑胶，原名因发明人而得，其物系由石碳酸及乙醛缩合制成，具高度隔电性，可代替木质制作器皿或什物)这两个小物件上的英文分别说明飞机上的机件为“美国道格拉斯飞行器制造公司”生产和编号。以及该零件若失效后应按照铭牌上的型号和代码购买换装等意思······
1934年，道格拉斯制造了双引擎运输机DC-2，1936年推出了著名的DC-3.在二战期间该公司制造了客机、轻型和中型运输机、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等。从道格拉斯公司1921-1949年生产的飞机型号中查看，我处坠毁的运输机估计应该是是道格拉斯DC-1(1933)、DC- 2(1934)、DC-3(1935)、DC-4(1938)、DC-4（1939）、DC-5(1939)中的一种。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残骸上均无火焰烧灼和熏烤的迹象。
曹德睦旺吉拉委员详细回答了笔者的询问。他说这些残骸都是他父亲高睦扎布年轻时（30多岁，属龙，若活到现在应为111岁）从不远的地里捡回来的，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还卖给乌丹的人，那人姓郝拉走了六车，现在只剩下这些了。据他回忆，父亲生前曾给他讲过：多少年以前有架飞机在此盘旋了从早到晚整整一天，还撒下了不少花花绿绿的传单。到晚上便听到轰的一声，房子都震动了，也不敢出去看。第二天就看到摔坏的飞机，砸成的坑里还有红色的油，还能点着灯。几天后陆续来了三个男人，长着白头发白脸是外国人，还跟我们找西瓜吃，到飞机残骸处说了些什么拿了一个里的东西就走了。（当时人们传说头一个降落在敖汉，第二个降落在那日罕，第三个落在松树山【乌兰敖都】）后 来政府来人把主要部件拉走。（笔者曾插嘴问是什么政府，答曰不清楚，父亲也不知道）还有飞机里装了不少肥皂，很多衣服，上衣和裤子连在一起的。还有很多钱，纸的，不知道是什么钱······由于年湮代久。曹德睦旺吉拉委员又是听他早已过世的父亲所说，其父亲有的也是听别人传言，有些情节又较为离奇，故令 笔者疑窦丛生。
首先是年代，以曹德睦旺吉拉委员的年龄及乃父之年龄和讲述分析，其时间当为1945——1955年左右，当时正是日本投降、蒋 介石打内战、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后。当时有飞机在此处航行的不外日本鬼子、前苏联、国民党宪军。而这架飞机又明确显示为美国生产，就排除了前苏联和日本鬼子飞机的可能。而唯一在抗战期间驾机援华的陈纳德之“飞虎队”，届时已离开中国，故三个外国人开飞机的说法恐难成立。
其次是地点，好意毛道地处塞外，当时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散居的牧区，以飞机从早到晚撒传单或文告，且那时的飞机巡航时间是否能达十余小时，皆为变数。
还有与坠落的起义飞机不同的另一架飞机坠落的坠机事件，这种可能性更是小得不能再小。
还有一点，亲历此事并直接接触过飞行员的市政协原副主席孙洪生和原市纪委书记鲍玺同志都是参加革命较早，经历过各种考验，对党的事业忠诚不二的年高德劭的老同志，笔者坚定不移地认定他们都是胸怀坦荡的革命前辈，且此事与他们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他们的德望都令人不相信他们会撒谎和臆造历史经历。而且其逻辑 推理是正确的、可信的，故应该对他们的忆述充分相信。
按照周恩来总理对政协文史工作“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的指示精神，笔者不但仍然相信拙作原先写出的事实，而且这些飞机残骸更验证了这些事实，如确实是美国的飞机；是坠毁但未起火；三位驾驶员从空难中生还······
笔者庆幸孙洪生副主席将这段经历告诉了自己；鲍玺书记佐证了这一史实，各级政协重视和玉成此事的调查。更感谢曹德睦旺吉拉委员的协助，方使笔者不致有噬脐之患，使这段历史不致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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