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必读:为什么人类对牛欲罢不能

2021年2月10日,青岛浮山湾点亮了牛年灯光秀。

牛年到了,万家灯火逐次被点亮,年夜饭正在一盘一盘准备着,手机上跳出一条又一条问候新春的消息……还是那个熟悉的“年”。

中国人对牛有偏爱,因为在牛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勤劳、刻苦、踏实这些被我们珍视的品质。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牛,都代表着人类文明向上的追寻。

今天这篇文章,是硬核读书会为你准备的年夜饭佐餐。我们来讨论一下,为什么全世界都不约而同地喜欢“牛”?

值此新年之际,新周刊·硬核读书会祝你,牛年大吉,新春快乐!


作者 | 维舟
✎编辑 | 程迟
在十二生肖里,牛排在第二,但民间传说,本来上天是安排牛居首,只是狡猾的老鼠坐在牛角上,在最后一刻跳到温厚老实的牛前面,抢了第一。
这虽然只是传说,但的确可见人们普遍认为牛在社会生活中要重要得多。牛是名副其实的“浑身是宝”:牛角可制作成梳子等各种器物、牛肉可食用、牛毛可用于编织、提供牛奶,还温和易于驾驭,是极好的畜力,甚至牛粪都还能用作燃料。当然,牛本身就是宗教献祭时最重要的动物。
距今约9300年,牛在中东被驯化,这对旧大陆诸文明而言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牛年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开始,我们一起看看,为什么人类那么偏爱牛。
西方的牛
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这其中的差异了。
“西天取经”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中说,印度的城市建筑“壁以石灰为饰,地涂牛粪为净,时花散布,斯其异也”。
在他之后不久赴印度的义净也有相同发现,因为印度婆罗门教、印度教都以牛为神圣,认为牛粪是最圣洁的,举行祭祀的地方必须铺一层牛粪。
《大唐西域记》 玄奘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在印度神话中,黎明女神乌莎斯每天出现时乘坐的车,是由7头红色母牛拉的;印度教还相信,神灵活在母牛之中,神学家确认一只母牛体内的神灵数量有3.3亿,因此“服侍母牛和向母牛祈祷,将使未来的21代人通往涅槃”。杀死母牛是极大的罪恶,凶手的灵魂要在轮回历程的最低一级开始转生,而从恶鬼轮回到母牛要经历86次转世。
印度至今出了名地崇拜“圣牛”(sacred cow),其狂热程度甚至到了外国人难以理解的地步。
7世纪的印度雕像。/维基百科
早在1970年代初,7亿人口的印度就有2.3亿头牛,生病、绝产、无奶、衰老和残弱的牛数量之多举世无匹,全印度家畜总数中有1/4到1/2都是没有用处的,但都能善终。“圣牛”成了印度人不论如何都不予改变、抛弃的象征,因而“圣牛”一词在印度的日常口语中指坚守习俗和传统。
实际上,把牛视为神圣的远不止印度。据希罗多德记载,在古埃及信仰中,“一道光芒降临在天堂中的母牛身上,使它怀上了阿比斯”,阿比斯就是太阳。连太阳都是母牛所生,那它自然便是生出万物的大母神象征。
埃及神话中,牛也是神圣的。/布鲁克林博物馆
古埃及人对崇拜的努-阿蒙神(Nun-Amon)这样祷告:“神圣的牝牛,万古之女神,你养育了太阳,并播撒了众神和人类的种子。”它代表着孕育一切的原初物质,其人格化身纳努特(Naunet)也是女神,又生下天空之神奴特——一位遍身星辰的女神,常常以浑身点缀星辰的神圣牝牛形象出现。
如果说印度、埃及崇拜的是作为万物母体的母牛(cow),那么在另一些文化里,崇拜的却常常是作为力量和神圣象征的公牛(ox)。
在创世神话中,牛是最经常被提及的动物。公牛之死为世界带来了富饶,尤其是食物的丰盛,“各种果实来自牛角,各种酒类来自牛血,谷物来自牛尾,家畜来自其精子,大蒜来自牛的鼻孔”,最后从其尸体中生出55种谷物和12种药用植物,其精神进入月轮中得到净化。
在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原本是农业和谷物之神(酿酒要用谷物),是第一个驾牛犁田者,他也因此常以头上长角的公牛形象出现。们在祭祀他的节日里撕裂并吞食活牛,以此象征着在分享神的血肉。
狄俄尼索斯像。/维基百科
既然牛被视为世间繁殖力的来源,顺理成章地,牛棚也就被视为像洞穴一样孕育万物的地方,所以基督教中,耶稣在洞穴和牛棚之中出生。罗马帝国时的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甚至说,耶稣基督就是公牛,他的角蕴含两种不同性质,就像救世主,其双角就是十字架的两端。
在古代波斯,牛和狗对原始伊朗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两种动物,它们不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还融入到宗教信仰和仪式之中。
古波斯的祆教(拜火教)先知琐罗亚斯德是牛的狂热保卫者,他所著的《伽萨》中,歌颂牛、保卫牛是重要主题,这使祆教信徒永远对牛极其崇敬。牛是大神马兹达创造的第一个生灵,是百兽之先,因而杀牛是双重罪过:既害了牛本身,又害了一切兽类代表。
萨尔贡二世宫殿(今藏于卢浮宫)里的人首牛身像。/维基百科
在中东文化中,月亮的地位往往还在太阳之上,而公牛就是月亮的象征。古代两河文明的宗教中,月神Nanna(苏美尔人称呼)是太阳神和金星女神之父,徽号为新月,有时用硕大的公牛角来表示。
在波斯祆教中,公牛也对应月亮,波斯帝国的许多君主都头戴尖角饰,象征着他们成了月神和公牛的化身。无独有偶,在最初古希腊文明的曙光米诺斯文明中,公牛也是统治者政治权力的象征。
中国文化中的牛
像这样的文化理念,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陌生的。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也很重要,但起到的作用不尽相同,其地位不可能高过人,更不会被神化——牛魔王可能是个例外,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个形象很可能来自印度。
虽然牛自古是“六畜”之一,但中国境内所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未发现过公元前2500年之前驯养黄牛的遗骸,它很有可能是和小麦、绵羊、马一起沿着青铜之路传入中国的。也就是说,我们所熟悉的这种家畜,其实是外来物种。
除了考古证据之外,还有一个关键证据:高达95%的中国人在基因里缺乏消化乳糖的酶,所以喝鲜牛奶会拉肚子,这正说明中国人的祖先不依靠乳制品过活,所以有这样“基因缺陷”的人也不会被自然选择淘汰。相比起来,印欧各民族乳糖不耐受症的发病率都很低:俄罗斯人中有16%,丹麦人中仅有4%,荷兰人更是低到1%。
荷兰的乳制品行业至今仍然发达。图/Dpaajones
在近现代西方食品舶来之前,除了蒙古人等游牧民族外,中国人普遍不喝牛奶,以至于《金瓶梅》里提到两盏酥油白糖熬的牛奶,那算是稀罕食品,连见多识广的应伯爵也是头一回看到。牛奶工业是近代才由沿海通商口岸引入的,普及进入大众生活则只有最近一代人的时间。
因此,对中国人来说,牛的价值从一开始就有所不同。
《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曾强调,大型家畜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最显著的是,这些动物提供了肉食、奶制品、肥料、陆上运输、皮革、军事突击手段、犁具牵引、毛绒以及使先前没有抵抗力的民族失去生命的病菌”。在这里,牛几乎可以提供上述所有作用(哪怕速度较慢,难以用作军事突击,但也有“火牛阵”),但中国人既不吃牛奶,也很少吃牛肉,更注重的还是务实地在农业和运输上利用其畜力。
大体而言,牛有四大用途:牵引力(耕作、牛车);宗教(祭祀);肉食;副利用(皮革、奶制品)。中国社会就独重第一个方面。欧洲人吃牛肉,因为牵引力可用马来代替,但中国社会却不大用马,因为不经济。
由于接近中亚的广阔草原地带,中国人很容易从游牧人群那里得到这些牲畜,因此不必像印度人那样在村中饲养大量畜力,至于肉食、肥料和皮革,对食物更不挑剔的猪就能更好地提供。
印度加济兰加国家公园,一群河水牛在水边觅食。河水牛是一种濒危灭绝的野牛,总数量不足4000头。图/NejibAhmed
与原始印欧人那种牧牛、农业并重(甚至牧牛更重)的生活不同,华夏先民一开始就更重视谷物种植,神农、后稷都是农神,生养万民的不是牛,而是五谷。
由于疏松的黄土用人力即可开垦,中国人也历来更注重人力,牛耕大约在西周才出现,最晚不过春秋,但普及得很慢,也未全部代替人力,直到汉代,边郡及江南仍有一些地方不知道使用牛耕。换句话说,就算是在农业生产生活中,牛起到的作用也不如人重要,那当然就不会特别尊崇牛了。
西晋时期的墓室壁画。/维基百科
当然,先秦也常将牛用于献祭,“执牛耳”一词就是因为歃血为盟时盟主须亲手割牛耳取血,所以才衍生出“居领导地位”的含义。不论如何,牛只是祭品,它本身并不被视为神灵。
“牺牲”的本义就来自用牛献祭(色纯曰牺,祭祀为牲),也同样注重公牛,见《礼记·月令》:“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从汉字的造字来说,“特”原指“公牛”,而“物”指“杂色牛”,可见人们起初是用牛来泛指一些更抽象的概念。
大体到唐代时,古时用以献祭的品种大多已被人们淡忘,人们对牛的看法也越来越世俗化,像“牛马”“做牛做马”这类俗语均隐含着这些动物低贱的意味。
由于中国社会历来就是更注重谷物种植的农业文明,所以牛也并未成为权力的象征。如果是在一个畜牧为主的社会里,那牧群的数量就很自然地会代表着财富、声望和权力。
家养水牛,亚洲稻作区的主要力畜。图为老挝,一个男孩正在使唤水牛犁地。图/Paulrudd
这和印欧社会很不一样,很多印欧语言中表示“财富、金钱”的词语,其本义都是“牛”,如英语里的fee(费用)、古英语的aver(所有物、财产、财富,特指“牛”),印度现在的货币单位卢比(rupee)来自印度斯坦语rupiya(银币,块银),再往上可追溯至梵语rupa(牛)。此类例子极多,同属汉藏语系的兄弟语言中也有:藏语yak既指“公牦牛”,也指“财富”;彝语中“牲畜”和“钱”也是同一个词。
汉文化中没有这样的观念,因为华夏先民很早就脱离了牧业,汉字中“财”字从贝、“富”字则表家中有酒器,而酿酒又意味着有余粮,这表明人们认为财富是来自货币和积蓄的粮食。这样一来,牛本身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用于交换、劳作来获得财富的工具。
中国古代也曾严禁杀牛,但不像印度、波斯、欧洲那样出于宗教上的原因,而是出于一种世俗主义的务实考虑:对农业生产来说,耕牛很有用,不能轻易屠宰。
汉代以农业立国,所谓“重本抑末”,强化了对耕牛的保护。到唐代,《唐律疏议》规定禁止私宰、盗窃牛马的法律有好几条,甚至连自家养的也不准宰杀:“主自杀马牛者,徒一年。”唐武宗明白指出:“牛,稼穑之资,中国禁人屠宰。”
《金瓶梅》插图。/维基百科
宋代对耕牛的保护更为细致严格,在朝廷的三令五申之下,牛肉逐渐淡出肉食之列,虽然市面上并未禁绝,但至少和寻常的猪肉、鸡肉不同,《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大块吃牛肉,本身就表现出对法令的反叛和挑战。同样以宋代为背景的《金瓶梅》,所表现的其实是明代的社会风气,但其中41处提到各色食物,也仅有一处指明是牛肉。
对禁止宰食牛肉最严格的是清代,因而《红楼梦》中宴会不断,却几乎不曾提到牛肉。德龄在《清宫二年记》中回忆陪侍慈禧太后时证实:“牛肉在宫中是不准吃的,因为牛会耕田,所以吃牛肉是一种很大的罪过。”而相比起来,宫中猪肉的菜仅一天“就有十种不同的烧法”。
《清宫二年记》, 德龄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
日本也曾出于佛教“不杀生”戒律的考虑,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禁食兽肉,基本主要靠鱼类补充动物蛋白,直到明治维新时代才解禁。1880年代的日本一度狂热推崇西化,相信西方人是因为常吃牛肉才人种高大强壮,牛肉被称为“开化的药铺,文明的药剂”。
总的来说,在中国文化中,牛的形象谈不上神圣,也很难成为权力、声望和财富的象征,有时倒被视为低贱,人们对它的赞许和善待,大多是由于它作为农耕劳动力所起的作用,因而“老黄牛”意味着勤劳、肯干、坚忍——这实际上很像是中国农民自己的象征,也是人们珍视的品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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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前引《英雄与母亲》,第178页。在北欧神话中,母牛也孕育万物,“冰与火的结合也创造了一头名为欧德姆布拉(Audhumbla)的母牛,它舔舐的冰块中形成了一个名为布尔(Bur)的人形造物,他的孙子就是奥丁(Odin)、威利(Vili)、菲(Ve),即北欧众神的祖先,他们杀死了尤弥尔。”见[英]菲利普·帕克《维京人的世界》,高万博等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第143-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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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张宏杰《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岳麓书社,2019年,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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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何良昊《世情儿女:<金瓶梅>与民俗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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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古罗马也有类似观念,即祭祀时以纯色牛为最隆重,向Jupiter和Uranus献祭时主要用雪白色的牛,凯旋时也用白色公牛为牺牲。见[古罗马]M.T.瓦罗《论农业》,王家绶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72页注

[24] [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57页

[25] 亚里士多德也有“牛是穷人的奴隶”一语。

[26] [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叶江译,格致出版社,2019年,第83页

[27] 前引《南腔北调》,第262-263页

[28] [德]麦克斯·缪勒《比较神话学》,金泽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0页。北欧维京人也有类似观念,“如尼文中的F在原始日耳曼语中叫作*febu(古北欧语的fé),意为‘牛’,引申义为‘财富’。”见[瑞典]安德斯·温罗特《维京时代:从狂战士到海上贸易的开拓者》,王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

[29] [美]戈尔茨坦等《今日西藏牧民》,肃文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45页

[30] 何俊芳《语言人类学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

[31] 德龄《清宫二年记:清宫中的生活写照》,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页

[32] 茂吕美耶《平安日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0页

[33]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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