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对话彼得·蒂尔:逆向思维之道

时  间：2016年3月25日

地  点：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伦报告厅

来  源：比较

本文共计10191字数，阅读约需要14-17分钟。

彼得·蒂尔（Peter Thiel）创业家和投资家

1998年创办PayPal并担任CEO，2002年将PayPal以15亿美元出售给eBay，把电子商务带向新纪元。2004年做了首笔在Facebook的外部投资，并担任董事。同年成立软件公司Palantir，服务于国防安全与全球金融领域的数据分析。

蒂尔联合创办了Founders Fund基金，为LinkedIn、SpaceX、Yelp等十几家出色的科技新创公司提供早期资金，其中多家公司由PayPal以前的员工负责营运，这些人在硅谷有“PayPal帮”之称。

蒂尔成立了蒂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鼓励年轻人在校园之外学习和创业。他还成立了蒂尔基金（Thiel Foundation），推动科技进步和对未来的长远思考。

蒂尔是《纽约时报》排名第一的畅销书《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Zero to One: Notes on Startups）的作者。

理解历史洞察未来

钱颖一：非常感谢你给我们清华学生上了深具启发、富有洞见的两周的学分课程“创办新企业：中美新观察”。四年前，你在斯坦福授课，课堂笔记后来成为顶级畅销书《从0到1》。四年后的现在，你来清华讲授非常精彩的课程，课程基于这本书，但也融合和增加了很多新观点、新例子。这些新的观点和例子反映了过去四年中你新的思考和观察。在此课程结束之际，你能否简要总结一下，你过去四年中有哪些重要的新观点或者新观察融入了本次课程中？

蒂尔：过去四年里我发展出来的很多想法，是《从0到1》里一些观点的深化。关于创新的历史，我觉得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看看工业革命以来创新的历史，你会发现，创新对社会非常有益。

问题是，在创新史上，哪些阶段创新者确实能获利？哪些阶段创新者更难获得商业成功？围绕创新历史的这个问题很有趣。例如，软件对于发明者很有利，而飞机发明者则没怎么获利。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企业家比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获益多。这个历史问题内涵丰富，所以我思考很多。

一个和创新历史相关又和中国相关的问题是：在整个体系中，高附加值在哪里？如果我们有拼图一样复杂的产业链，谁真正获取了绝大部分价值？我们怎样真正知道谁获取了价值？

我在课上举了苹果和富士康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苹果获取了价值链中的绝大部分价值，而富士康相对获利微少。苹果的价值7倍于富士康。一种可能性是，价值主要由研发和品牌环节获得，即苹果公司获得；而制造环节创造的价值少得惊人。另一种可能性是，智能手机极其特别，比起其他产品，智能手机的品牌和研发更重要，而汽车或者其他产品，制造仍占据中心地位。

但是我想，高附加值在哪里，谁最有能力获取，谁更有议价能力？这些都是超级重要的问题，需要经常思考。

钱颖一：这两个方面是和中国很相关的：历史的角度和高附加值在哪里。第一，在座的大部分学生，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和中国，大部分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所以对历史所知甚少，但历史非常重要。第二，价值获取问题，现在中国正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对任何一个产业而言，谁获得价值是关键。

蒂尔：这在中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理解历史非常重要，同时要认识到未来与过去会有所不同。你无法从历史中找到所有答案。我认为对中国过去的20年或30年而言，全球化是极其重要的趋势。这种趋势会继续，但不会再那么重要，可能中国正从出口模式转向消费导向的社会。如果仅看历史，你会得出结论，一切都在全球化，除了全球化别无其他。所以，我们可能会犯研究历史太少的错，也可能会犯研究历史太多的错——某种意义上被历史所限。

钱颖一：所以第三点是，未来将会不同于过去。

蒂尔：是的，如果没有不同，那我们只是活在当下，就像非常长的瑜伽冥想。

何为逆向思维？

钱颖一：这些都是新的观点。我想，从你四年前的课到今天的课，有一个贯穿其中的思想，就是逆向思维（contrarian thinking），对吗？这次课中你进一步丰富了你的思想。

蒂尔：对，这是贯穿始终的思考。但是逆向思维，并不是为了和别人持不同意见而持不同意见。如果这样，就不再是逆向思维，仅是加了个负号的延续性思维——先看看主流舆论是什么，然后在前面加个负号。

钱颖一：很多人有这种倾向，当他们不同意你时，就在你说的一切前放上负号，变成对立面。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逆向思维？

蒂尔：真正的逆向思维是自己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也不是跟周围人唱反调，而是思考有意思、其他人甚至都没想过的问题。所以逆向思维就是探索你感兴趣但别人还没发现其有趣之处的方面。

我有一个朋友几年前是个博士生，他认为成功的博士生和不成功的博士生之间最大的差异，不是做研究的能力，而是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如果你能提出正确的问题，问题不是太简单也不是太难，你就能够回答而且回答得有趣。这种能力颇具生产力，从正确的问题出发，你能得到很多有趣的结果。很多最聪明的人非常努力，但他们从未真正提出正确的问题。他们提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在问、很多人都在研究的问题，因此难以脱颖而出。如果问题有趣但不可能回答，也难以取得很大进展。

所以逆向思维不一定总是给出不同答案，如果提出没有人问过的好问题，就是非常好的起点。

钱颖一：这是两个要点。一是提出好问题，二是寻找没有很多人感兴趣但你真正想探索的领域。

蒂尔：我们甚至经常会对提出好问题感到尴尬，因为我们经常想，这些问题很笨，或者一定已经被其他人问过了，我一定是遗漏了什么，才去问这些显得太笨的问题。我们还都会有这种羞愧感——当听到不太懂的事情时，就会想，我是不是有点笨才不懂？因此不提问。可能事实上没什么，只是聊得稍微复杂点，你只要简单问一问，就会发现根本不难。所以我想，有时，问那些看上去笨笨的问题实际上挺难做到的。

历练逆向思维的方法

钱颖一：那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发展出问问题的方法，发展出这种逆向思维的方法的？你在斯坦福本科专业是20世纪哲学，以及斯坦福法学院的法律博士（JD）。那么，哲学和法律是如何帮助你发展逆向思维，还是实际上并没有帮助你发展逆向思维？

蒂尔：我对想法如何连接，如何契合到整体中，总是非常好奇。虽然哲学的很多东西并不太实用，但有个思维锻炼很好，就是询问事物间的相互联系。我喜欢和朋友聊天，对各种话题都感兴趣，这自然而然会有灵感。美国过去20—25年间，经历了大规模不理性的行为、心理层面上非常奇怪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我们经历了疯狂的互联网泡沫；21世纪初，经历了疯狂的地产和金融泡沫。所以回头看看，对这些事物保持一点距离、保留一些批评，很重要。

钱颖一：你创建了一个科技公司，你也投资了很多其他科技公司。你自己本科学的是哲学，研究生读法律，你有没有学过工科、理科的课程？

蒂尔：我本科学了很多理科课程，比方说微积分，还有我当时一度还想学生物技术。但是我当时觉得生物技术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比方说，讲到生物的质谱，等等。但是有一些法律课程讲到这些理科的东西。80年代的时候，当时斯坦福和硅谷的联系其实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密，它们在地理位置上是非常近的，但是在斯坦福，我们对于硅谷的情况其实并不知道，虽然只有一墙之隔。当时硅谷已经有了，但当时在我们学生当中影响并不很大，并没有很多学生在讲说要中途辍学去创业，这个在80年代那会儿一点都不常见。现在斯坦福的名声是创业、创新。但是当时可能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做投行，做金融方面的行业。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20年中有这样一种变化，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改变尤其快。过去这七八年当中，这样的变化越来越快，以前学生对于金融非常热衷，现在的斯坦福学生不是那么热衷于金融行业了。

钱颖一：应该说这不仅仅是硅谷，也是全美、全球的趋势？

蒂尔：是的，从文化上讲是这样。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纽约当时是所有年轻人都想去的一个地方，它应当说是世界上最令人激动的城市。现在这样一种中心已经从纽约转到了硅谷。尤其是从大学的角度来讲，虽然他们并不希望我这么讲，但是很多学生从哈佛转到了斯坦福。哈佛的人听我这么讲要不高兴的，但是当时哈佛的老师问我：你对我们有什么看法？硅谷的人对我们怎么看？这种问题可能10年前根本不会有人提，但他们现在会问这样的问题。

钱颖一：你有个好朋友马斯克，他去年10月份也在这儿，他讲到物理学第一性原理帮助他进行思考。你能不能讲一讲在斯坦福大学，你自己感受到影响最大的一门课。

蒂尔：应该是我大二的时候学哲学课程。我和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是同一年的。我们当时要写一篇论文，之后，老师给我们评分，让我们重新再写一遍。这是非常少见的一种方式，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很习惯写论文或者写文章了，但是这次不一样。这个课程当中，我写了最好的一篇文章，但是提交上去之后，老师改了很多，说这只是一个草稿。所以这样的一门课，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经验。

在硅谷让我感到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方面，就是写作。如果说我们能够写好一篇文章，不管是做科学的，做技术的，做创新的，如果你能写好一篇文章的话，其实你都不需要成为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小说家，基本上比普通人好一点点的话，那你就是很好的亮点了。你就可以获得别人的关注，你就能够获得别人的青睐。应当说，过去这10年当中最成功的这些风投家，他们之前都写过长篇大论的博客，如果说你也能够很好地写作的话，应当说，在硅谷是很好的一块敲门砖。

钱颖一：非常有意思。我感到非常好奇，你还能记得在大二哲学课的内容吗？你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过去几年当中对你有没有影响？

蒂尔：我们在哲学课中讲的问题都是非常大的，非常宏观的。还有当时我们也在讲，在自由世界当中的各种矛盾性。我还记得，我第二次写论文的时候，我写道：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不可能是同时正确的，可能有一个正确，一个错误，但是也有可能是，两个都是错误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钱颖一：我们在讲到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时候，好像可以回到刚才说的量子力学当中。这个问题大家探究得还是不够。

蒂尔：非常好，你思考得非常透彻。我们可以把物理的原则运用到在哲学当中，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又能够获得一些新的想法。

钱颖一：他（马斯克）对于哲学的了解应当没有你多吧？

蒂尔：他虽然非常的多才多艺，但是哲学没有那么厉害。

逆向投资：SpaceX和清洁能源技术

钱颖一：我想回到逆向思维。我想更具体了解，在你的投资决策中，逆向思维如何帮助你。除了Facebook，你能给我们举一些这样的例子吗？哪些时候除了你没有人真的想投资？哪些时候很多人都想投，但是你却拒绝了？

蒂尔：一个比Facebook更有戏剧性的例子是，2008年夏天第一次投资给马斯克的SpaceX时，我们收到一些邮件，他们说：“我们非常高兴没有投钱给你，这件事儿太愚蠢了。”潜在投资人主动发这样的邮件，很不常见。

投资SpaceX看上去非常奇怪，主要问题是：这不是IT，你对投资火箭公司有任何经验吗？这生意风险太大了。但是如果仔细思考，你会发现，SpaceX的商业模式实际上非常棒，因为人们会预付费来买火箭，所以相对而言，项目一旦启动，就是正现金流生意。而且，埃隆是在与那些非常陈旧的航空航天集团企业竞争，例如波音（Boeing）和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40年来没有新火箭公司出现，显然这是没有什么人懂的领域。所以我们不需要非常擅长投资火箭公司，因为在投资层面，绝对没有人与我们竞争。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专业知识，我们也一样，但我们只要稍微做点研究就可以做到相对专业。

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投。作为风险投资家，总是犯这样的错误——投资了以后发现公司最后很糟糕或者错过了后来很棒的公司。2005—2008年间，我们放弃了清洁能源技术领域这一整个投资类别。我认为清洁技术很好、很重要，但公司非常同质化，这方面的投资竞争太激烈，以至于脱离了潜在商业价值。当时我感觉这个领域已经有些泡沫，但不可能去公开提出疑问，大家都很狂热。最后这波热潮结束，而且速度很快。

钱颖一：所以你很高兴你没有投。

蒂尔：那个时候是。今天我认为，清洁能源技术可能是值得投资的冷门领域，但2005—2008年，不投清洁能源技术就对了。

跟搞技术的人说商业模式，跟谈商业模式的人说技术

钱颖一：你知道互联网金融在中国非常火热，你创办了PayPal，启动了这个行业。我记得在今年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你被问到关于互联网金融和金融技术的问题，当时你对金融技术的回答非常有趣。请你再跟我们说说你的想法。

蒂尔：我想金融技术（FinTech）空间很大，所以很自然大家都会关注这个领域。挑战总是在于：能够多好地区别于他人。很明显，如果你能创造新的借贷系统、新的银行，会非常有价值，但最后会有很多人跟你竞争。

我总喜欢说：当人们想谈技术时，你应该谈谈商业模式；当人们想谈商业模式时，你应该问问技术问题。生物技术公司经常谈技术，所以你应该在商业计划方面去大力推动。金融则是另一个极端，大家总爱谈商业战略、市场、快速崛起。这时候你就应该问，这里面有什么技术？除了一个网页外，还有什么技术？如果对技术问题回答得很棒，那就是很棒的起点。不过这是个典型的会难住人的问题。有可能一个成功的金融技术公司并没有太多技术，但有非常好的市场或者渠道机制，但我会很怀疑其持续成功的概率，因为太多人想那么做了。

钱颖一：所以应该说，对金融技术，你还没有听到令人信服的观点？

蒂尔：我想各种类型的商业模式都是很棒的，只是到头来都挑战重重——如果没有技术，你最后面临很大的市场竞争，代价很大。金融技术公司通常有很多借贷，最后你可能不得不卖掉公司股份以获得启动资金，你的股权会被大大稀释。所以一些商业模式可能很棒，能做得很大，但对股东的回报可能很有限，因为股权稀释太多了。

有很多案例，即使在起步时非常拿不准，但结果很好。例如PayPal，我们起初认为就是市场竞赛，我们必须尽快规模化，因为通过邮件发送资金链接不是太大的创新，所以需要网络效应，更主要的是，市场推广非常烧钱。大概一年后，事实证明，网上有大量的窃贼、诈骗，所以反诈骗技术变得很热，创造了巨大价值。PayPal是个金融技术公司，最后变得很有技术含量，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而成的，刚开始我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

生物技术有望大突破

钱颖一：除了因特网、金融技术、空间技术，你认为未来10年最令人兴奋的技术有哪些？

蒂尔：可能我感到最兴奋的一个领域，是不同形式的生物技术。如果我们能解决几类问题，将能真正给人类生命带来变革。就像我在演讲中说的，癌症治疗进展有限，未来几十年有望取得非常大的进步。很多领域都大有可为，即使长期以来挫折重重，进展缓慢。在硅谷，专门的生命科学实验室还很少，而且都在转向IT。再说一次，这不是简单的加个负号式的逆向思维，而是我有点怀疑，我们现在是不是太聚焦于IT，而对生物技术投入不够。

中国面临“从0到1”的挑战比想象的要来得快

钱颖一：在谈到技术的未来时，你很善用逆向思维。硅谷的很多人、很多工程师对未来的技术以及增长非常乐观，但你是个例外。你谈到了创新可能停滞，或者放缓。对上述现象，你解释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智能手机技术，可以被直观感知——仅仅因为我们整天都拿着iPhone，所以我们以为技术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事实上并没有，只是感觉上的偏差。第二，我们有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巨大的财富由少数公司创造，但事实上只是财务回报聚集于少数公司，而不是造福了整个社会。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现在，假设你是对的，即发达国家正进入技术进展较慢的阶段，那么与之相关的两个问题是：第一，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像美国或者欧洲，这些评价如何影响了你的投资决策？第二，中国离技术前沿还很远，中国的投资者和创业者应该创办些什么样的公司？

蒂尔：总有整体和细节两方面的问题。如果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技术进展非常有限，那你会想，创新很难。如果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技术进展迅速，那你会有很大的竞争压力。

例如，有人谈到生物技术产品方面有重大突破。我们假定，他们找到治疗自闭症的办法——有个设备戴到头上，连上脑电波，就能治好自闭症。

在一个技术进展很快的世界，你会自然而然地焦虑——也许大家正在用其他各种办法攻克这一课题，竞争将非常激烈。在一个技术进展非常快的世界，人们不断担心竞争。

而在一个技术进步有限的世界，关键问题就变成：这到底行不行啊？如果有人告诉我有这样一种设备，我最初的反应不会是：“谁是现在正在治愈自闭症的另外10个人，他们会与我竞争，打败我？”而变成：“你的技术真行得通吗？让我们花点时间看看是否真可行，如果我们确信可行，那我们要在竞争格局上做点什么，但不一定那么努力，因为竞争不太激烈。”

所以，社会创新处于井喷还是缓慢的阶段，社会和个体考虑问题的优先顺序会非常不同。

中国还在追赶中，但复制模式不会永远持续。中国已嵌入了全球化版图，亟须走到技术前沿，就是“从0到1”，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多的原始创新。

钱颖一：所以你认为，中国面临“从0到1”的挑战可能比人们所想的要来的快。

蒂尔：对。

钱颖一：这是你的逆向思维。

蒂尔：我很高兴在中国有很多人读我的书。

跟“PayPal帮”学团队创业

钱颖一：很多学生报名听了你的课，其中一些同学想要成为创业者，有些虽然不想，但是也都想要有所创新。你会给那些想成为创业者的同学什么建议？会给那些仅仅想有创新能力的同学什么建议？对我，作为商学院院长，有什么建议？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可以用哪些方法来培育学生的想象力、逆向思维和创新能力？

蒂尔：我想没有公式。有很多种方式：创业公司可以创新，在大公司可以创新，在政府可以创新，在非盈利组织可以创新，在很多情境中都可以去创新。回到这点，把正确的问题作为起点总是重要的。创造大家可以探索不同问题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斯坦福，行之有效的一个方面是，很多学生和教师之间有很强的联系，这些关系会伴随你很久。

1998年，创办PayPal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公司会成还是会败。但是我们告诉自己，我们要在创始人间建立很强的联系。我们将要一起工作数十年，因为这是个长期的游戏、长期的战略。也许会成功，也许会失败，我们希望能够以有趣的方式一起工作数十年。

钱颖一：PayPal创始人的联结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后来以“PayPal帮”（PayPal Mafia）闻名。

蒂尔：对，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建设团队。想问题应该长远。同学们才起步，不好衡量，但你应该常想着建设美好生活的方式是什么，未来的几年几十年持续地学习。

钱颖一：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应该在清华经管学院真正建立联结和关系，10年以后，将会以“SEM帮”（SEM Mafia）而闻名。

蒂尔：对，听上去真是高回报。

过度全球化[1]

钱颖一：你认为全球化是“从1到N”的过程，不算真正的创新；而过去的三四十年，是一个全球化主导的时代。

蒂尔：我想，崇尚创新是很近的事，尤其发生在过去10多年，具体时间很难衡量。当然，在发展中国家，情况有所不同。

在全球化主导的时代，人们没有理由一定要去进行原始创新，因为复制就是最容易摘到的果实。在美国，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产业，例如金融，表现极其好。如果说，仅仅通过全球化就可以大展拳脚，那你应该勇往直前，去摘全球化的果实。对于顶尖人才而言，全球化确实曾大有可为。

可是现在全球化趋势已经不如过去那么强劲了，我想它的发展顶峰是在2007年。今天，2016年，全球化趋势绝对已过顶峰，可能已经走向反面。在1970年到2007年之间，全球化使得贸易增长了2—3倍，和GDP增速一样快，很容易滑向反面。现在需要回归创新。

当创新压力大增时，在美国，有才华的年轻人从蜂拥去纽约，变成潮涌向硅谷。在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2007年，对有才华的年轻人来说，纽约是魔力之都。年轻人都想去银行业、投行、麦肯锡咨询、高盛等等，这些行业与企业和全球化紧密联系。从2008年开始，人才更多流向硅谷，相比以全球化征服世界的故事，大家更喜欢创新的故事。

钱颖一：为什么你认为全球化的顶峰是2007年？是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吗？

蒂尔：银行是全球化的中心，在金融危机中，银行是最受重创的。也可以说，过度的全球化引发了危机。

钱颖一：这是你的创新观点，就是说，全球化同技术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蒂尔：对，但不是全面替代关系，是部分的替代。

钱颖一：通常大家认为因果关系是这样，金融危机削弱了纽约和金融行业的吸引力，所以大家转向硅谷。你的观点是，因为全球化走得太远，所以金融行业陷入困境。

蒂尔：两者都是。但我想我的解释比标准解释更进一步。如果只是按标准解释，你可以说，危机是因为一些监管政策出问题导致的事故，所以可以回头纠正。但是他们回头重来了，并不管用。如果是浅层次的错误，你可以回头纠正；但如果是深层的错误，那事情就从根本上没法运行了。我想那是深层错误。

钱颖一：这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听说全球化走得太远这个观点。通常人们反对全球化时，会说“全球化破坏了工作机会，降低了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这是比较典型的观点。但你的观点听上去不同，你的观点是过度全球化。请解释一下过度全球化。

蒂尔：全球化和技术这样的词汇一样，意味着很多东西，会令人困惑。过度全球化是想象力失败的产物——除了全球化，你想不出其他东西。你能想到的未来，就是让世界变得一模一样。你能做的事，就是试图更快聚合。当人们只有这样很失败的想象力时，就会导致资源都进入全球化套利中。

钱颖一：所以你的全球化定义，就是市场的扩张和技术的复制？

蒂尔：有各种各样的全球化。一种是复制可行模式，是已有事物的延伸。因此，全球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同质化。我不是反全球化，我认为，是全球化（“从1到N”）被捧得太高，以至于影响了创新（“从0到1”）。

关于创新的逆向思维

钱颖一：你认为过去40年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创新是什么？

蒂尔：过去40年中，有些药物的发明非常重要。过去40年的创新主要围绕着电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软件、半导体等，我想相比其他领域，我们在这些领域进步很大。有个大争论：创新是加速了，还是停滞了？我认为在计算机领域是加速的，而其他任何领域则是相对停滞的。看看今天“技术”一词与50年前不同的含义，就知道了。50年前，就是1966年，“技术”一词意味着火箭、超快的飞机、农业绿色革命、核能，还包括计算机等等各种东西。今天，“技术”通常指信息技术。我们已经把定义收窄了。20世纪20年代，技术指轿车，现在我们不会把小汽车和技术联系在一起，除非把汽车延伸到计算机领域，例如自动驾驶汽车——汽车内置了计算系统。现在，如果其他领域也有这样的进步，对我们的文明会更有益。

钱颖一：现在的“技术”一词意味着信息技术，这很有意思。

蒂尔：对，事实就是，定义变窄了。某种意义上这也说明了创新的停滞。

钱颖一：经济学家会说，抽水马桶是最有影响力的创新。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是空调。如果没有空调，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都会丧失生产力，例如新加坡。

蒂尔：关于抽水马桶，是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说的，还有管道系统，很重要。电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于冬季和夏季。

钱颖一：一个感知问题：由于我们每天用手机，所以感觉技术飞速变化，但是实际上你没有感知其他的东西。进一步说，经济学家看数字、生产率等等，所以更悲观。不过你不同，你是创业家，你在硅谷，硅谷的绝大部分人都非常乐观，你是个例外。你的洞见是什么？

蒂尔：我想硅谷的挑战之一，在于人们有“看涨偏见”。因为如果你创办公司，你就要说世界正在变得不同，如果你是风险投资家，你要说有那么多可投资的出色技术正在涌现。所以，硅谷的人们自然会有这种倾向，他们会说，我正在干好多事。

近期的历史，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技术领域大泡沫，也加剧了这种倾向。当泡沫破裂的时候，硅谷之外的人都说，互联网就是泡沫。当人们说没那么多技术创新时，意味着他们认为公司估值过高了。创新和公司估值之间联系密切，这让硅谷人很自我保护。

在一个适度创新的世界，财务回报事实上可能非常可观，因为一旦你做出新东西，后来者很难追赶。如果创造出类似谷歌的新搜索引擎，在搜索上就难有重大创新了，没人能再创造出比你棒非常多的搜索引擎。结果是，你占据了搜索的垄断地位，很强大，很无敌。以20世纪80年代的磁盘驱动器产业为例，你可以造出全世界最棒的磁盘，两年后又会有人造出更好的。你的公司就会出局，投资也打水漂了。10年里，磁盘驱动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创造了消费者剩余，但是这种变化对磁盘公司并无好处。所以，技术发展缓慢的环境远比技术井喷的环境更有利可图。大饥荒时代的农夫，可能远比粮食充足时代的农夫容易赚钱——在粮食充足的时候，粮食价格会很低。

钱颖一：你说到现在美国的趋势，是人才涌向硅谷，崇尚创新，我可以用具体的例子来支持你的观点。有人比较了哈佛商学院和斯坦福商学院MBA申请人同时被两所学院录取后的选择，在过去两年，斯坦福首超哈佛。

蒂尔：我感到惊讶，这只是过去一两年的事情。

人工智能的“奇点”还远

钱颖一：你投资了人工智能，看上去你不像埃隆·马斯克一样焦虑。

蒂尔：我想AI技术非常重要，也有很大的潜在危险。AI是个容易有分歧的词，可以指下一代计算机，或者是最后一代计算机。“下一代”和“最后一代”可能是非常不同的事物。

如果通用人工智能（general AI）诞生，某种程度上，人类已经不需要思考了，因为计算机是如此聪明，创新都来自计算，而不是来自人类思考。通用AI将会非常奇异，也还很遥远。

钱颖一：但我们没有在做通用AI，我们在做专用AI，对吗？

蒂尔：即使是AlphaGo，除了下围棋也不会干别的，只是计算比人强的信息时代的持续。20世纪40年代末，计算机开平方根比数学家快。回溯到工业革命时候，机器替代了人力。我想专用AI是计算机时代的延伸，是积极有益的。通用AI就奇特了，可能很危险，但还非常远，我不担心。我想长期以来对AI过度预测了。

[1]以下三节内容取自于2016年3月23日《财经》杂志采访中与蒂尔的对话。

（译自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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