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四种处世大智慧，读后受益
大道知行
老子所著的《道德经》是一部思想深奥、语言优美的经典。战国中期以后，以《道德经》思想为理论基础形成了道家、道教两大学术文化系统。鲁迅曾说，“中国的根柢在道教”，而道教的思想之根则在《道德经》。《道德经》思想是具有现代性的，其中蕴含的修身治世思想值得当代人反思继承。
以自然之道为众妙之门
老子生活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末期。他认为，要解决天下、国家、社会、人生等诸多问题，需要认知和把握恒常的、天地万物的根本即“道”，“不知常，妄作凶”。《道德经》以“道”为旨归。“道法自然”是《道德经》思想的精髓。“道”这个符号形式，在《道德经》中出现70多次，是其核心的概念。“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归根结底是“无物”或“无”，但又不是纯粹的虚无，“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又是“有”。
“道”是“众妙之门”，是宇宙天地、万事万物、一切奥妙之所出，也是一切奥妙之所归。“道”是浑然一体之物，先于天地而生，弥漫于四面八方，超出天地六合之外；静而无声，动而无形，独立无匹，不失其常，普遍周流，循环运行而无止息，是天地的根源。春秋时代所谓天道是天之道，道是从属于天的。老子则以为道比天更根本，天出于道。老子以“道”易“天”，和周人用“天”代替殷人的“帝”不同，不是以一个新的神代替原来的神，而是用无人格的、独立恒常的存在，取代有意志的神，是以哲学取代宗教神学。老子学说，可以说是春秋末期哲学的曙光，是中国哲学的开端。
“道”生成天地万物而内在于万物之中，不占有万物也不以万物的主人自居。“天地母”“万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天地万物的生成与毁灭，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就是“道”的规律。“反者道之动”，既是向对立面的转化，也是向本真的归返。这种循环观念是古代哲人面对死亡时化解苦痛的良方，如妻子死后“鼓盆而歌”的庄子，歌吟着“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陶渊明。古人学道，有求长生者、求仙者，有用以济世者，而更多的人则是用来化解人生遇到的各种失意、祸患与苦痛。
“道”是事物运动变化的自然之理，万物生存成长的必然法则，因而是人们治国取天下、安身立命的当然之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效法天地，天地取法于“道”，“道”则以“自然”为法则，从根本上讲人要取法“道”。“自然”在《道德经》中不是自然界、自然物的意思，不是在“道”之上还存在着“自然”，而是自然而然之意，如王弼所谓“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道”自然无为，“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故“无弃人”“无弃物”。因而，“道”和符合“道”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是最高的善。
以若水之善为德性之基
“道”幽隐而没有名字，老子“字之曰道”，“为之名曰大”，是假名以立说。“名”来自人的命名行为，产生于一种分辨的意欲，即通过赋某物以“名”而将其与他物区别开来。老子讲“道常无名”，不仅在于“道”是浑然一体的、无限的、不可分割的而无法命名，也意味着对西周以来的政治制度和治世方略的反动，对其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批判。
老子认为，德、仁、义、礼之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都是人们丧失“道”之后才有的。尤以礼为甚，是忠信浅薄的表现，为祸乱天下之首。预设种种礼仪规范，是道的浮华，也是愚昧的起始。因此，要舍弃浮华的礼，而取用厚实的道与德。老子所倡导的德，不是人为的德，而是道在事物中的显现，是事物所得于道者，是事物的自然本性，是“上德”“玄德”。《道德经》中讲德，作为表示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范畴，约有二义，一为否定性的，即“失道而后德”之德；一为肯定性的，即“道生之，德畜之”之“德”。所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同“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重积德则无不可”的“德”，都是源于道而为事物本性的德。这层意义上的德与道实质相同，道家也称为道德家即源于此。
道之落实于事物而为德，是事物的本性。故凡依其本性或体现其自然特性的行为，就是最高的善。自然事物的运化变迁，与人有意识、有目的、有情感、有动机的行为不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故最能体现其得之于道的本性。最能体现“道”德性的，是水。水的特性和作用接近于道，几乎与道一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依养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虚怀处卑，接纳万物的回归；水滋养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处于众人所不愿处的卑下之地，因而接近于道。所不同者，水有形而道无形，水可见而道不可见；所同者，则在其德。水所体现的德，举其大者，约有四端，即：善利万物、不争、处下、柔弱。
不争、处下、柔弱是老子所主张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争，就是不与其他事物相争，不逞强示能，如善于做统帅的不逞勇武、善于战斗的人不发怒之类，是合于天道、自古以来的最高准则。不争，就不会受到埋怨和谴责；不争，天下就不能与之相争，而善于取得胜利。处下，就能够容纳一切，而为万物之王。“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因而，圣人欲在平民百姓之上，就要言语卑下谦恭；大国要取小国，就要在小国之下；小国欲取大国，就要自处于大国之下。柔弱，就能长久地生存，就能攻坚克强。“道”是天下至柔之物，而能够在天下至为坚硬、坚固之物中纵横驰骋。水也一样，天下没有什么事物比水更柔弱，也没有任何事物在冲激攻克坚强的事物方面胜过水，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替代它，所以老子感叹：“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以“若烹小鲜”为治理之术
老子认为，天下无道的根源是领导者的胡作非为。统治者政令烦苛，经常以酷刑威逼民众，而朝政极度腐败，农田非常荒芜，仓库十分空虚，社会上盗贼横行，民心大乱。社会政治要走上正确的轨道，统治者就要无为，“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就是说为政不可多事，不可挠动天下之心，如同烹调小鱼一样，就是无为、好静、无事、无欲。
无为是老子治国智慧的总纲，是好静、无事、无欲的总概括。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应自然而为。无为取法乎“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即取法天地，顺应自然规律。天地怎么样对待万物，圣人就按同样的原则、用同样的方式对待百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是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人们把草做成刍狗的时候，既不爱它，也不恨它，祭祀完了就抛开它，对它没有什么感情。天地对于万物就像对待刍狗一样，无所谓仁慈不仁慈，圣人也当如此。无为，也是对古代帝王统治经验的总结。
无为，不是不治理国家，不是不干预百姓的生活和行为，而是说要按照符合自然之道的方式来治理国家，让百姓不觉得受到了管治和干预。这是最高明的国家治理方式，核心是百姓的行为符合道的要求时就不用管治，而在偏离道的时候再加以纠正。无为，不是圣人、王侯无心于天下国家的治理，而是顺应民心、遵从民意，所谓“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天下百姓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守信的人也有不守信的人。老子主张，对善良的人、不善良的人，同样善待，才能得到大善；对有诚信的人、没诚信的人，都同样信任，才能得到天下诚信。圣人对百姓一视同仁，就要保持对国家治理的怵惕恐惧之心，不妄言妄动、胡乱折腾；就要为天下百姓浑融其心，让民众没有贪欲邪思、奇技淫巧。圣人要像父母对待孩童一样对待百姓，让天下民众能够吃饱穿暖，筋骨坚强。这种独具特色的民本思想，对嗣后的政治理论和治理实践都有莫大之影响。古代官员常挂在嘴边的“为民父母”，与此密切相关。
无为，是以超然的态度对待事功，不是有意去求功，更不自居其功。在行事时要“去甚，去奢，去泰”，去掉那些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东西。“万物作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退而言之，就是“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无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在功成事遂之际仍能超然处之。
以寡欲守静为修身之要
老子的“道”，是天地自然之道，治国取天下之道，也是安身、长生之道。“道”之所以可贵，就是有求则能得，有罪而可免，祸患可除去，而能长生久视。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对身体的死亡、形质的消逝，似乎并不在意，其实只是申言“无身”去患之意：“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人要去除祸患，就要知足。“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人有祸患凶咎，都因为不知道满足，希望获得名声与财货。人之所以不知足，一方面是外在的诱惑，如音乐与美食，能让过往的客人停留一样；另一方面则是内在的欲望，过往的客人能让音乐与美食留住，还是因为有听与吃的欲望，而这才是不知足的根本。知足，就要从自身做起，“少私寡欲”。
“少私寡欲”，就是减少、去除各种与公众不同的私欲。背公为私，私欲就是个体独有的欲望，也是与道、德相悖的各种欲望。因为道是至公的，与道不符就是私。这些私欲，就是除最简单、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外的所有欲望，包括五色、五音、五味之类，也包括名声、财货之类。人不可以追求声名、财货、地位、荣宠，因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声名之类的外在之物，与身体或生命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也不可常保，故不可求、不当求。进一步说，各种智虑、知识乃至于言论，都要去除。从言论来说，知“道”的人不说，而说的人则不知“道”。智虑或知识，总会带来相反的东西，“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寡欲知足、绝智弃言，都是贵身之举。真正的贵身，则要“无身”。人有祸患，源于“有身”，“无身”就没有祸患。“无身”不是要弃身或忘身，而是要抛除一切可能引发祸患的生理的欲求和心理的、智虑的因素，所谓“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而达到与“道”同一的状态。这样就能超出亲疏利害贵贱之外，而为天下所贵。寡欲知足、绝智弃辨之类，都是阻断对外在事物的欲望，养成对待外物和人自身的恬静态度。长生久视，无欲、好静是不够的，还需要“营魄抱一”“专气致柔”的炼养。“营魄抱一”，就是使形体与精神合一而不相离；“专气致柔”是即聚集精气到最柔和的地步。修养和炼养，根基都是“涤除玄鉴”“致虚极，守静笃”，就是涤除一切欲望、智虑等，而能够观道、见道，达致与“道”为一的境界。道家重“观”，道教徒的聚集、修炼之所称为“观”，缘由即在于此。观道即见道的状态，是神秘主义的，也是智慧清明的，因为处在这种状态的人洞观到了宇宙的奥秘。至于是否真的如此，唯有见道者知之。
老子所推崇者，是玄之又玄的“道”，是自然无为的政治，是见素抱朴的人生。老子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广为人知，更没有被付诸行动。“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因而，“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老子思想在汉初成为国家政治的主导思想，但到汉武帝时期就被儒家思想所取代。直至清朝覆亡，政治、社会、伦理领域儒家独尊的局面从未改变，老子和道家思想退居幕后。正如萧公权所说：“所可惜者，吾国古代未有实际民治之制度，如古希腊之所曾见，使老子得据之以建立一积极具体之民治思想，其柔谦之术遂成为消极之政治抗议。”
本文原载于《人民论坛》（作者陆玉林），图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