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在城关镇的五年（六）

第六节 农业税征收那些事

那个时候的乡镇工作，除了计划生育外，最主要的就是收公粮了。

1989年以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的那些年，每逢缴纳公粮的时候，农民经常主动去缴到乡镇粮所。那时有一句话：“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然而，从1990年开始，拖欠农业税、拒缴集体款的农民一年比一年多，到了1996年，农业税、集体款很难收上来了。算起来，从1982年农民踊跃缴纳爱国粮到1996年的征收困难，仅仅历时15年。

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里，农民的行为就出现了天壤之别的变化呢？

除了学者与媒体指责的“农民负担过重”之外，还有哪些外界不太了解的深层次原因呢？乡镇干部是怎样向农民征收的？农民又是怎样对付乡镇干部的呢？

为了完成农业税征收任务，每年一到这时候，乡镇就会把这项任务压倒管区，管区再分解到村。为调动各级的积极性，镇里都会给管区、村按一定比例提成。因为这公粮能不能收起来全靠管区、村干部这些“封疆大吏”了。那时候我们对老百姓说的最多的话是“哪个皇帝不征粮？”

层层分解之下，难免就会出现增加农民负担的现象，农民负担过重也是实际情况。农民就会想尽千方百计阻挠征收农业税。

相对于乡镇政府来说，村民处于弱势地位，但并不等于他们就没有办法对付政府。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拖欠；二是耍赖；三是拒缴。这三种办法村民不仅用在农业税征收上，在其他方面也广泛使用。村民的这三种武器很有效果，给乡村干部的工作带来很大难题。直到现在，这三种办法还是村民的常用武器。

村民怎样“拖欠”呢？乡村干部去收粮收款，他就说粮食自家还不够吃，也没有钱。下次去，又说过一段时间交。乡村干部来的次数多了，就先交农业税，统筹款以后再交。乡村干部还有其他的事情，最多来十次八次，就到年底了，也就拖过去了。

在村民看来，拖着不交还有一个好处，看看其他村民是不是都交了，尤其是看看村里那几个总是拖欠农业税的人交不交，都交了，就交。有人没交，说明乡镇干部没办法全收上来，也就跟着不交。免得先交吃亏上当。

拖欠的另一个原因是村民故意为难乡村干部。有的有钱也不交，就是让乡村干部多来几次，为难一下。这也是村民对乡村干部的一种态度吧。

村民又是怎样耍赖的呢？耍赖是一种软对抗的方法。比如，有条件好的村民故意说没有钱交，有的村民提出种种苛刻条件，满足他的条件，才会交。有些条件乡镇干部无法办到。比如，他儿子要当兵，要乡镇政府照顾……你做不到，我就不交。

有一次，副乡长带队到一农户家中收农业税，这户的女主人故意装疯卖傻，披头散发，撒泼耍赖，来个“老牛大憋气”佯装“昏死”过去。工作队员连忙掐人中，好一阵忙活。等她“苏醒”过来，看见乡镇干部没有被吓跑，只得乖乖的交了公粮。

最后就是来硬的，直接拒缴。拒绝缴纳农业税、统筹款，就是直接对抗乡镇政府的权威。乡村干部就用强制的手段来对付“钉子户”。

其实，对于农业税，多数村民还是讲不出不交的正当理由，以没钱为借口拒缴。对于统筹款则是直接拒缴，理由是，统筹款是你们乡镇干部自己收上来用的，凭什么我们养你们乡镇干部？

村民之所以采用这些方式对付乡镇干部，因为他们掌握了乡镇干部收粮的规律：先收当年的农业税、统筹款，然后再收去年的。至于前几年的欠款，谁也不会去收了。一来前几年的欠款，不是乡镇政府考核驻村干部的指标了，大家谁也不会去收；二来，驻村干部也是经常换的，以前的事情谁去管？三是也没有时间去收，本年度的征收任务都完不成，谁还有心思去收以前的？

只要拖过一两年不交，就不会再有人催缴了，村民也就赚到了。

那时候，农民负担确实重，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基本刚够温饱而已。因农民负担问题引发的干群矛盾甚至极端事件时有发生。

2000年，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了一封闻名全国的信，他在信中说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话，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自那以后，“三农”问题，成了党的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聚焦“三农”问题，也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

1996年以后，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级都采取多种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上级不准乡镇干部采取强制手段，农业税和统筹款更难收上来了。

后来中央实行了税费改革直至最终取消农业税，农民负担问题才彻底解决。现在，老百姓再也不用纳粮了，而且还给老百姓发补贴：小麦直补，发；玉米直补，发；农村低保，发……就连60岁、80岁以上的老人都给发钱了。而现在乡镇干部担心的却是发的钱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所以，现在好多人都感慨地说：国家真是有钱了！真正关注民生，以人为本了。乡镇干部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也就不因农民负担问题而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