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惩罚“恋家”的人？
“终有一天你离开家，努力打拼继续前行，尽你所能做到最好。”音乐家米兰达·兰伯特(Miranda Lambert)在她的歌曲《The House That Built Me》中，描述了我们如今极高流动性文化中许多人的感受。高度的流动性会干扰人们对地域的归属感。依恋情结在我们的心理健康中起什么作用?即便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家庭的依恋一直都被认为是自然和健康的。
1688年乡愁被列为一种疾病后，人们对恋家的态度开始有所改变。随着勘探和领土扩张，人们开始认为流动是有益的，在某些情况下十分必要，可人们不愿离家最终却成为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实际问题。
到了1898年，早期的心理学家之一克莱恩认为科学表明有迁徙冲动是健康的、正确的，对家庭的依恋是追求幸福的障碍。克莱恩对比了两种类型的人格。他称赞“世界主义”移民是“兴趣广泛，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找到愿意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志趣相投的人”。它们生活在在商业、投机、大胆、进步、宏观的利益世界。克莱恩把热爱、留恋家庭的人贬为“乡下人，步履沉重，胆小怕事”，他们的兴趣“与社会的保守和微观事务联系在一起”。
把依恋家庭视为不适应环境的观点，促使心理学家探索预防和治疗思乡这种不健康状况的方法。对家留恋是一种坏处吗吗?或者，在一个经济、技术和社会进步都依赖于流动性的世界里，它是否已经成为一种阻碍发展的弊端?实证研究尚未对这些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许多研究表明，思乡可能与孤独、抑郁、焦虑、难以适应新环境以及身心健康问题等心理问题有关。
既然离家在外可能伴随着思念之情的悲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与家之间会形成如此强大的情感纽带。当然，思乡、恋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童年所有美好经历的产物。正如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名言所说:“家是你不得不回去的地方，亲人不得不接纳你的地方。”我们的关系超越了愉快的经历。它包含无条件的爱、承诺、忠诚和持久的联系。
当你离开的时候，就代表家的一部分和你一起踏上了旅程，因为家庭塑造了你。显然，发生在一个家庭中的人和事对一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赋予时间的意义显而易见，很容易理解。无论是纪念日、截止日期、还是开始日期、结束日期都是如此——我们用很多方式记录时间，原因各不相同。
但地点的意义却没有那么明显。一个地方可以通过发生在那里的事件来获得它的价值。正如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所说:“我们不能将这块土地神圣化。但是曾在这里战斗过的勇士们，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把这块土地神圣化了。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人们仍然还在参观士兵们“奉献出最后全部力量”的地方。时间是抽象的，地点是具体的。我们无法将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爱、欢乐和牺牲握在手中，但我们可以看到并触摸到这些经历所发生的地点。
更重要的是，我们难以忘记这个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生活的地方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在一个小城镇长大，我们会认为自己是“小城镇”的人。我们承认你可以离开这座城市，但你不能把这座城市从你生命中抹去。我们成长的地方的基本元素与我们的身份交织在一起，部分原因是这个地方提供了一些机会，也阻碍了其他一些机会。即使是最简单的某一点也会对你产生影响。通过邻里间的对话和交流，培养了一种更大的社区意识，而封闭的入口则阻碍了自由的社会交流。
如果我们的过去是积极阳光的，我们可能认同并热爱我们的家。我们将家庭的方方面面融入了我们自身，即使我们把它们与不良经历联系在一起——通常是通过对它们做出反应，有时是通过将对自己的负面感觉同化为自卑或自嘲。当我们在这里的感觉过于消极时，我们可能会离开，选择去一个新的地方寻找一个新的开始。
想要防止思乡就一定会面临一个悖论。尽管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但当孩子们之前很少或没有离开家的经历时，思乡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如果乡愁是我们依恋一个充满爱的家而付出的代价，会有人想要降低一个孩子在家庭中的生活质量，以防止未来的乡愁吗?事实上，研究表明，更不稳定的家庭，会有更大的焦虑和不安全感的特征，反而更会增加孩子日后想家的风险。
想要应对影响适应新环境的思乡病，更有效的方法是帮助一个人利用他们安全、充满爱的家的基础来应对生活中遇到的压力和挑战。心理学家Averill和Sundararajan回忆了在台湾纪念品商店的徽章上看到的情景:“将分离的悲伤转化为怀旧。“回家，如果只是为了回忆，可以提醒我们自身的价值，因为我们曾经被无条件地爱过。”
它能唤醒孩童时期的希望和乐观情绪。与其将依恋归为病态，我们还不如理解它是如何为我们造福的，尤其是在孤独或与家人分离的时候。欣赏我们是如何被我们的出生地塑造而不是控制的，这是在个人成长的同时，能够保持自我的连续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关键。
兰伯特在这首歌中描述了她童年时的家，她解释说:“我想，如果我能触摸到这个地方或感受到它，我破碎的心才可能会开始愈合。”在这里，我就像一个事外之人;也许有一天，我能重新找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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