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谋
张嘉谋（1874——1941）字忠甫、中父，通用中孚，自号梅溪钓徒（简称梅溪）。祖籍直隶开州（今河南省濮阳），清乾隆年间，高祖张瑛始迁南阳，居城西北白庄，已历7世。
曾祖存义，县学廪生：祖熙籍，均读书明大义。父光云字庆之，同治、光绪间，县办育婴堂，每月捐资，又遵父命，捐建崇正书院，授职县丞。
母周氏，兵部员外郎于京女，终年仅27岁。嘉谋幼时，随师南荫堂读书。17岁入南阳府儒学，补为廪生。他勤奋好学，博闻强记，曾游学开封，深得明道书院山长、名儒黄曙轩的尝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举人，由河南学使选派赴陕州任三门书院主讲，后任淅川丹江书院讲席。1901-—1903年，又任南阳崇正书院主讲，宛南中学堂总教习。
嘉谋生当清朝末年，受变法维新思想影响，着力于创办新式学堂。光绪末，在南阳西关开办了敬业小学堂、劝忠小学堂。1905年，在汴与孙佩南先生交游，互相砥砺，才名益甚，蜚声中州。1906年，他以内阁中书身份，任全省教育的领导机关——河南省学务公所议绅。时，民风未开，女子受封建家庭禁锢，出门求学者不多，他先与汲县人李敏修在开封创办中州女子学堂，并让自己未婚儿媳刘立先到校受课；又在南阳办起端阃女子学堂。1909年，他与段厚甫、王欢喜等，在开封创办河南国医讲习所、河南体育学堂，在南阳张仲景祠堂办起国医专修馆。为振兴河南实业，又开办了河南商业中学堂。民国10年（1921年）秋，嘉谋联合王敬芳、张之锐等人创立私立开封第一女子中学。校址初设在开封老官街（今乐观街），两年以后，该校分出一部分成立河南省立女子中学（即开封女高的前身，今为第25中学），另一部分迁至三皇庙街，1930年12月奉教育部令，改名为河南私立北仓女子中学。在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北仓女中不仅以民主进步的校风著称，而且在教学质量和学生体质方面，也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1924年，又在南阳北关创办南都小学，康有为为之书写校牌。
为了继承华夏之风，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嘉谋重视提倡国学，曾在南阳设立凝斋国学专修科，在开封设立国学专修馆，并与人联名向省议会提议，就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登封嵩阳书院旧址，设立嵩阳国学院。他办学的目标既考虑为学生就业开辟出路，又着眼于为地方培养文书人材。1932年，在开封创办私立河南国学专修馆时，他自任校长，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3年，课程以国文、应用文、法制为主，兼有史地、会计、统计、经济学、说文解字、书法等科。次年该校改为河南私立尚志高级文书科职业学校，他在校主持校务。
嘉谋一生献身河南教育，从主讲书院，到执教学堂，创办各类学校10余所，不仅四方奔走，辈划经营，费尽心力，且于学校办成之后，无不身临讲堂，呕心沥血，甚至在年暮病重之时，仍坚持给学生讲课。时人将他和豫北李敏修并称为“北李南张”两大教育家。
嘉谋对河南历史文化方面的贡献也为人称道。光绪年间，南阳知县潘守廉集议重修《南阳县志》，委于嘉谋办理。嘉谋不辞辛劳，更定凡例，博采资料，详加考实，亲自撰写，历时6年，四易其稿，最后定为8册12卷，约30余万年。其内容上自天地日星，下及山川河流，显而人伦自用，微而昆虫草木，无不备载，保存了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生活各领域及地理，物产、资源、田亩、赋税等可靠资料。其体例以12个纲提携全面，以图、记、表、志、传五体，网罗一县之历史、地理及风情，每卷冠小序，概迷一卷旨趣，接下转入正文，夹叙夹议，杂以考证诠释、引申。嘉谋还担任过河南通志馆纂修，参加《河南通志》编纂。主撰《河南疆域沿革考》，为查明疆域变迁，他拔山涉水，足遍中州，历时3载，终成其稿，共百余万言。后新修《涡阳县志》，维修《西华县志》《巩县志》、《孟津县志》，他都参加了编写和修订。明嘉靖版《南阳府志》，系海内孤本，嘉谋得后，视为珍宝，但讹误较多，经他参研书物，旁证博引与实地考察，给予注释校正，费时3年，较原著增加十分之七，重新刊印，广为传播。1914年，李敏修在北京设立中州文献征集处，以保存河南历史文献。嘉谋大力协助，承担采編任务。他遍访省内各县，搜集各地先贤遗著多种，对有价值的图书，则认真校勘刻印，以广流传。他曾同井俊起、周季铗，以元遗山的《中州集》为底本，把河南散落民间的中州古今诗一一甄录，助井伟生编成《中州诗抄》12卷，刊刻付梓，以弥补钱九韶《河岳英灵集》之未备。1923年、1929年，又先后校勘明内乡李蓘撰的《李子田诗集》2卷和《黄谷杂谈》4卷，作为《三怡堂丛书》 （安阳张风台著）的一种，重刊行世。1933年春，他与杞县蒋藩、阌乡韩和卿等人，整理校订湘潭黄曙轩撰的《晚悔庵笔记》，于1934年印行。
1928年，他还与张曼石、萧吉甫、蒋恢吾等人在开封发起成立“衡门诗社”。后在他的主持下，于1936年出版《衡门社诗选》正集4卷，副集2卷，计收诗1190多首。期间自己也写诗不少，如《早春书感》、《刈麦》等。此外，经他广征博采，阐幽发微，辑各地人物资料，写成《南阳先民集》。他借到广州参加特别国会之机，专程吊访了明绍武君臣冢及清乾隆间南阳太守庄有信墓，志碑文，又访问了河南名儒常秋崖的后人，辑录其手书《家训》。经过一番努力，先后征得珍贵文稿多种，如《谦光堂集》、《王凝斋集》、《苍雪诗抄》、《妙远堂诗抄》等。特别是痛定思痛居士所撰《汴梁水灾纪略》（稿本），记载了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黄河在开封决口的详细资料。其它，又有邓州彭而述《读史亭诗文集》、密县钱九韶《南亭诗稿》、罗山郑菼《晚香斋诗樊稿》、光山程思培《朱间楼文集》等。嘉谋征辑到的文献，和李敏修在北平征辑的文献合为一处，计达1597部之多。但因历史战乱，多有散失，尚存700余部，在新乡市图书馆珍藏。
民国年间，嘉谋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非常关心河南的考古发掘事业。1928年，在南阳发现仿拓汉画10幅，1930年整理刊布，南阳汉画象石始公诸于世。是年，中央研究院派董作宾等人到安阳发掘殷墟，嘉谋大力赞助并亲自参与调查。次年，中央研究院因发掘和陈列问题，与河南发生纠纷，使发掘工作一度停顿。嘉谋奔走幹旋其间，终于使纠纷解决，发掘重新进行。1931年，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联合成立河南古迹研究会，他被椎选为主任委员，由考古学家郭宝钧任其助手，主持实际工作。此后6年间，对地城下文物的发掘：计浚县4次，辉县、广武各两次，巩县、汲县、永城各1次。对地面文物的调查，先后达20余县，嘉谋无不亲自参加主持。他不顾年老体弱，拿着小鞭，骑着毛驴，且行且歌，同行人均感跋涉困顿，而他独不觉自己是老年人。经过费时尽力，将发掘所得写成《浚县彝器》、《殷墟彝器》、《汲县彝器》3书。
嘉谋立身行事，尤足为后人楷模。光绪年间，他任内阁中书，但他反对帝制，拥护共和，赞助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时，他被选为众议院议员。1913年，革命党人杨名西因受袁世凯部追捕，逃到他北京寓所避难，追兵几次前往搜索，他冒杀头危险，百般掩护，使杨脱险。袁氏称帝议起，附袁新贵因嘉谋向为河南知识界所器重，纷集其门诱以高官厚禄，促他表态附袁，但终不为之所动。嘉谋一生不治产业，从不以个人名利为念。1923年，军阀曹馄当了总统，指使其党徒众议院议长吴景廉等用金钱收买议员，嘉谋迫于压力，和其他议员一样得贿金5000元。他分文未取，悉用于兴办地方学校和公益事业。其急公好义，可见一斑。他在南阳建立私人图书馆，其私人图书典籍，甚至个人的手稿，任人借阅，从不吝惜。后 又 倡 议 创立南阳第一图书馆，将自己全部藏书予以捐赠，充作馆藏。为此，南阳县长范绍尧特倡议建立中孚图书馆 ，于1942年8月5日嘉谋逝世一周年之际，举行了开馆仪式。
张嘉谋献身河南文化教育事业，历50年余，虽建树颇多，但意犹未足。他曾说“倘加我数年，当更多的创办公益事业”。并自警地说：“时方多艰，尽一分力，免一分过也”。因奔走国事，不曾间断，常少休息，积劳成疾，其子张文涛，字清涟，任美国柯罗拉度矿学院矿师、焦作工学院院长，讲学南北近20年，他从未一言召归。在病重期间，又恐其子不能尽心服务社会，写信中只说是“患失眠症医不愈”。最后终因头部生疮，延至颈部，逐渐肿及前耳，呼吸困难，治疗无效，溘然长逝。
1942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为昭彰嘉谋之功德，曾颁布《中孚公褒扬令》：“查河南南阳故耆宿张嘉谋，博览疆记，学术湛深。初主陕州三门书院及淅川丹江书院讲席，继在豫创办学校达十余所，乐育英才，蔚成茂绩。综其一生尽卒于教育文化事业垂五十年，并殚心著述，致力于考古之学，功尤难泯。应予褒扬，以资矜式。此令”。
1947年4月，由张文涛录、南阳熊绍龙鉴定的《南阳张氏先芬录》，在开封新时代印刷局作为“陶然斋” （张嘉谋室名）丛刊之一出版发行。8月，由熊绍龙选订、张文涛校字的《梅溪诗选》，在开封马集文斋刊刻出版。
杨鹤汀(1877-1961），名维鲁，以字行。因排行十四，又称“杨十四少”。世居南阳县赵营村，民国12年(1923年），迁居南阳城内粮行街。鹤汀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堂。求学期间，倾向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加入同盟会，潜心教育，开发民智，培养“救世人才”。毕业后返豫，在汴中州公学任教习。三十四年（1908年），与同盟会员罗飞声及开封优级师范南阳籍学生返回南阳，创办南阳府公立中学堂，鹤汀任监督，飞声任教习长，联络进步人士和学生，秘密进行反清活动。辛亥革命前夕，该校同盟会员已近百人，准备购买枪支，待机起义。不料事情泄漏，南阳总兵谢宝胜派兵搜捕，鹤汀躲在某油坊的草垛中，得以幸免。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武昌组建的“河南旅鄂奋勇军”及季雨霖部，于民国元年(1912年）1月，由襄阳北上，连克新野、邓县县城。当奋勇军迫近南阳时，鹤汀联络著名士绅，多次面见谢宝胜，指出革命军之强大和民心之向背，要其停止抵抗。由于奋勇军军威所至和鹤汀等人的促使，谢宝胜终于感到“众寡悬殊，民心难抑”，于2月18日弃城出走，南阳胜利光复。2月20日，经各界代表推选，鹤汀出任南阳知府，立即着手恢复社会秩序，并开仓放粮。为时不久，南北议和，袁世凯势力侵入南阳，鹤汀在任3个月，便拂袖而去。同年夏，鹤汀被选为河南省临时议会议员，在开封中学任教。1928年，由汴返宛，创办南阳女子中学，自任校长，因身体不佳，改任校董。在创办女中过程中，原来“校无寸土舍无椽”，初借张嘉谋宅，继借任德甫院上课，后又迁老盐店作校址，历尽艰辛，终于告成。他曾作诗以志其事：“三迁校址如萍生，喜得新基待斩荆，陋室如斯且莫笑，从来白屋出公卿。”
“七·七”事变，抗战军兴，鹤汀满怀爱国热情，动员女中学生投笔从戎，但未几豫省大部沦陷，他对国民政府大失所望。次年夏，便隐居于内乡马山口，行医治病。他目睹祖国山河破碎，十分感慨：“空怀一片报国志，无兵无权谈何易”。曾穿起道袍，意欲遁入空门。当听到前方捷报时，又责怪自己未能奔赴前线：“万物纷纭天地间，方知松柏耐岁寒，樗 木偷生岩穴下，欣随桃李仰高山”。当得知其次子杨廷宾由北平奔赴延安，他引以为荣。1942年秋，河南省党政军伏牛山工作团在南阳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非常气愤，斥之为一派胡来。抗战胜利后，鹤汀被推举为南阳县参议会参议长。解放战争的发展，使他进一步认清形势，1947年离宛赴宁，住在他的长子杨廷宝处，并写了《责国民党》七绝诗5首。1952年，鹤汀已75岁高龄，他申请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并挥笔作诗以述其志：“抗美援朝伸正义，保家卫国是当仁……为何从军志所在，快驱强寇安东邻”。他对张仲景医术研究，造诣颇深。1954年，先后著《伤寒论浅歌》和《金匮浅歌》，现存于南阳医史文献馆。
吴资玉（1877--1947)，名翼修，回族。原籍邓县张村镇吴集，清末在南阳经商，遂定居。为回族中望族。
资玉幼年勤奋好学，光绪末中秀才。一生酷爱书法，始攻唐代颜真卿楷书，后临攀清代刘石庵行书。如遇名贵真迹，不惜重金购买，曾以数车小麦，换得刘石庵书长卷一幅，又用大价购买名书法家何绍基的“还少体”。为练习书法，常不避严冬盛夏，埋头伏案，日以继夜，一丝不苟，年复一年，书斋座前脚踏之砖，磨损竟达数公分之深。潜心数十载，其笔法藏锋秃劲，字貌老练耐观，清至民国年间，名扬南阳书坛。光绪末年，两湖总督张之洞寿辰，各省府、县俱送幛祝贺，南阳知府也在其间，经张挑选，唯把南阳送的寿障，挂于庭堂中间，宴会时，张向来宾道歉说：“在座诸公，此幛系南阳吴资玉所写，颜体写得非常成功，故置于中间，都请原谅”。资玉家客厅，张挂一幅刘石庵书大字横披，其文为：“读圣贤书，立修齐志，存忠孝心，行仁义事”。每当宾至，无不认为出自资玉之手。南阳大商店的字号、厅堂的字屏，庵堂寺庙的匾额、楹联以及街坊邻人的对联，不少是他的笔迹，其书法艺术被人们誉为南阳一绝。
资玉曾应聘到国文专修馆和私立南都中学任书法教员，治学严谨，教导有方。他的书法虽造诣较深，但从不以己为准绳，常要求学生师法名人，并告诚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取法乎下，则所得愈下”。他教育学生，不遗余力，国文专修馆离其家数里之遥，风雨徒步，不惮其劳，还常在课外或家中对学生进行指导。出示其珍藏的唐代钟绍京书《灵飞经》原帖，向学生详述写小字的笔法，供大家临摹。
资玉不阿权贵的品质也为人称道。1927年5月，吴佩孚败亡路经南阳，各界士绅竞相欢迎，唯资玉置若罔闻。回民代表、吴的部下李谦向吴介绍：“南阳回民中有位书法家，与大帅同姓、同名、同是秀才出身，可一见否？”吴亲访资玉，临别带走唐诗一套，因一借未还，资玉常惋惜不已。
资玉逝世后，其所遗书法珍品，尽献人民政府。
徐旭生(1888-1976），名炳昶，笔名虚生、遯庵，河南唐县（今唐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
徐旭生幼读私塾，聪慧好学，中国古典文化功底深厚。25岁远赴西欧，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西洋哲学。1919年徐旭生学成归国后，先后任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6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1927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37年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解放后，先后出任北平研究院领导小组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述等身，造诣颇深。
1927年，徐旭生担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团----“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考察为期6年（1927-1933），在我国条件恶劣的西北部约460万平方千米区域内进行多学科考察，绘制地图，取得了轰动国际学术界的考察成果：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生产能力巨大的包钢；在新疆发掘出包括7个新种的72具二齿兽、恐龙等古爬行动物化石，使我国的古生物研究跃上一个新台阶；在属于古居延的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出上万枚闻名于世的“居延汉简”等。此次考察历史上第一次把全部采集品留在我国，结束了从19世纪末以来我国大批珍贵文物任外国人随意拿走的屈辱历史。徐旭生由于对考察团的卓越组织领导，获得以瑞典国王名义颁发的勋章。我国政府为这次考察出纪念邮票一套——这是我国第一次为学术界出版发行纪念邮票。
徐旭生的后半生辛勤耕耘于史学领域。从1932年起，他开始探索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专心研究中国古史传说，并著有《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1959年夏，72岁高龄的徐旭生率队奔赴豫西地区进行“夏墟”调查，发现了著名的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1964年春季，他又亲临偃师二里头工地，具体指导遗址的发掘工作。探察期间，他谢绝地方政府的照顾，和年轻人一起坐硬座，住工棚，吃普通伙食。在他的带领下，二里头、告成、下冯、陶寺等遗址先后发掘。徐旭生不愧为夏文化探索的开拓者。
任白涛(1890—-1952），幼名洪涛，笔名冷公、一碧，南阳市人。父早亡，由伯父任学椿（清光绪辛卯科举人)教养。幼嗜学，因接触邻人同盟会员张衡蒲，阅读进步书刊，遂产生民主思想。辛亥后，任上海《民立报》、《神州日报》、《时报》、《新闻报》驻汴特约通讯员，曾参与反对袁氏称帝斗争。
民国5年（1916年），白涛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同时补习日文。因酷爱新闻学，曾参加日本新闻学会。时周恩来亦在东京求学，一些进步留日学生，常在周恩来、王拱壁寓处相聚，白涛乃与周恩来相缔交，两人志趣相投，友谊甚笃。此间，白涛已完成《应用新闻学》一书初稿，凡4篇。时我国尚无新闻学专著问世，可称为我国新闻学专著嚆矢。1920年，白涛从日本回国，因《应用新闻学》交商务印书馆未被出版，乃自费印刷200册。不久离沪去杭州，寄寓灵隐寺，创设中国新闻学社，积累新闻资料，与各地有志于新闻学研究者共同探讨学术，潜心钻研。时以卖文为生，常为《教育杂志》、《妇女杂志》撰稿，并译述外论，介绍国外情况和发表本人对教育、妇女、社会问题的主张。当时稿酬菲薄，生活清寒。名记者戈公振在撰著《中国报学史》时，鉴于手头资料不够，曾于1923年到寺中访问白涛，向其请教。白涛乃将历年珍藏的报刊资料，慨然借予选用。当年，李一氓在《中国评论》杂志撰文，揭露商务印书馆出版伍超的《新闻学大纲》一书，与白涛所著有雷同之嫌。经任核对，发现此书有百分之七十系直接抄袭于《应用新闻学》，当即致函商务印书馆交涉，但未予理会。越年、任又寄寓杭州大佛寺，从事著述，适胡适来杭游览，晤谈中了解到白涛耗多年心血之著，却被伍超窃取，遂函师友之谊的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王云五，始将伍超一书毁版，而将任在《教育杂志》发表的文章，辑成《改造中的欧美教育》出版刊行，并以版税作为赔偿。以后，胡适又介绍任白涛与亚东图书馆主持人相识，任的《应用新闻学》、《给志在文艺者》、《恋爱心理研究》、《恋爱名论》等书相继由该馆出版。
1927年，白涛由杭州迁居上海，仍悉心撰著。次年，与南华通讯社女记者邓涧云(广东鹤山人）缔交，两人志同道合，于1929年秋在上海结婚。
1935年，白涛将历年所积累的资料，分类整理，动手撰写《综合新闻学》一书。原计划30万字，到1937年秋始全部杀青，计130万言。时，“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迁往香港。为避免邮政检查，任托友人汪馥泉把《综合新闻学》稿件寄出。复又著《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交北新书店出版。1938年春节，白涛夫妻离沪到广州，正值日机大轰炸，局势动乱，但白涛仍不忘著述，写成《国际通讯机构及其它》一书，交广州商务印书馆出版。战局急转直下，广州处境险恶，白涛通过《新华日报》驻广州经理张尔华的关系，把原稿资料、信件、日记等装成木箱，由帆船运往梧州，自己则于10月21日广州沦陷当天，匆忙沿“广三”铁路步行离穗，几经颠沛流离，始抵梧州。在广西滞留期间，又为商务印书馆写成《日本对华的新闻宣传政策》一书。
1939年春，白涛抵重庆，遂去中共代表团驻渝办事处寻找周恩来，适周去第三战区视察，便留下通讯处辞去。周恩来返渝后，因5月3日、4日日机轰炸，白涛原址化为废墟，无法找到任的下落，曾登《新蜀报》寻任：“任白涛兄：弟已回渝，仍寓曾家岩渔村。兄现寓何处?请告。翔宇启”。“翔宇”是周恩来在留日时用的别名，只有少数挚友知道。任遂于次日赶赴曾家岩面晤，向周恩来叙述了别后20多年来的生活和工作，并表示毕生以研究新闻学为素愿，为抗战期间国际新闻宣传略效绵薄。不久，周恩来介绍白涛到郭沫若主持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设计委员，从事对敌宣传。当时，重庆屡遭日机轰炸，任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将文稿资料等物，装在竹箱内，存放曾家岩。每逢空袭，中共代表团驻渝办事处工作人员便将上述资料搬进防空洞，为防潮湿，警报解除后再重新取出。皖南事变后，白涛被裁减。时湖北省政府迁恩施，拟邀白涛出任《新湖北日报》总编辑，任当时想去延安，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意见：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志和朋友在新闻界工作，你还是先到恩施去好。白涛在恩施，虽是《新湖北日报》总编辑，但薪金菲薄，生活清苦，住所楼下养猪，楼上住人；晚上要提着灯笼，走过田埂去上班，下雨天还要穿着带钉泥鞋走路。可是他仍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任职9个月，因与工人打成一片，受到社长谢然之的忌恨和排挤，被迫离开该报，再度失业。
其后，白涛曾任第六战区中校参谋、湖北省政府参议。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重庆，一度借住在神仙洞《新华日报》职工宿舍，后迁至化龙桥《新华日报》编辑部，每遇星期六，打一次“牙祭”，还举行联欢会。在沸腾的革命洪流中，白涛感到极为兴奋，曾说：“这是我一生最有意义的日子”。1946年7月，白涛夫妻离开重庆，来到南京，曾去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所在地，得悉寄存曾家岩的文稿资料，早由中共中央代表团专机运出，存放在上海马斯南路(今思南路）周公馆。不久，白涛到上海，乃赴商务印书馆晤编译所负责人谢仁冰，知《综合新闻学》原拟分4册出版，1、2册已于抗战时期在香港发行；3、4册排版后打好纸型，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尚未印刷。任将第1册、第2册取回阅读，因未经作者本人校对，谬误百出，加以付排后垂10年，形势变化颇大，非订正不可，第3册、第4册亦需修改后方可出版。谢虽同意，但商定不能多更动版式。白涛历时9个月，将全书修改竣事，谢却翻悔说：“这部书有些章节写得过于尖锐，目前不可能出版”，只是将该书全部清样、纸型、铜版、锌版等物交与白涛，不了了之。
1948年，任为三联书店翻译了《资本论图解》第1册，作为研究马克思著作的辅导读物。新中国成立后，白涛曾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又孜孜不倦地继续修订《综合新闻学》，并为北新书局编写一些文学、医学书籍。1952年春，周恩来总理了解到白涛生活清苦及工作情况，嘱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派人慰问，并电邀白涛赴京工作。7月中旬，白涛摒挡就绪，即将成行，不幸突患中风，经多方医疗无效，于8月31日病逝。
白涛遗稿、往来文件、日记、资料以及《综合新闻学》等遗物，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和白涛生前愿望，全部交国家有关单位保存。
郭宝钧（1893—1971），字子衡，号古颐、适斋，世居南阳城东白塔村，曾祖时始迁城东关安乐街。祖父馨山、父亮亭都系巢丝工人。宝钧出生前几个月，年仅20岁的父亲不幸去世。祖母和母亲两代孀居，含辛茹苦，供他读书。民国11年（1922年），毕业于北京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曾任河南省立南阳第五中学校长、河南省教育厅视学、秘书等职，还参加创办南阳宛南中学。
民国17年（1928年），他以河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央研究院主持的安阳殷墟第一次考古发掘。1930年，他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决心毕生从事考古事业。30年代初，他主持参加了安阳殷墟宫殿遗址的发掘，写出了《B区发掘记之一》，《B区发掘记之二》等报告，肯定了殷代宫殿建筑的遗址，修正了殷墟文化“漂没说”等错误观点。1930年和1932年，他两次参加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的发掘，与梁思永先生等编写了发掘报告《城子崖》，发表于1934年出版的《中国考古报告集》上。1932-1933年，在浚县辛村两次主持西周时期卫国墓葬的发掘，写出了《浚县古残墓之清理》、《浚县辛村》等考古报告。1935一1937年，又先后两次参加辉县琉璃阁和汲县山彪镇等地的考古发掘，并写了《山彪镇与琉璃阁》，发表在1957年出版的《考古学专刊》乙种第11号上。30年代，还写出考古论文《古器释名》（1933年出版）、《戈戟余论》(1935年出版）等。
抗日战争时期，他随中央研究院往返于川滇，为保卫祖国文物历尽辛苦。他还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写出不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如《由铜器所见到之古代艺术》(1944年版《文史杂志》）、《薛氏歀识齐侯钟铭读法考》（1944年版《说文月刊》第4卷)《教育部交管长沙古物之探讨》(1942年版《高等教育季刊》）、《中国古铜器大纲》(1941年）。1948年，他写的《古玉新诠》，对玉器的发生、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当年，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他坚持未去，于1949年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50年春，他主持了殷墟洹北武官村大墓和洹南四盘磨等处的考古发掘，取得了殷代社会是奴隶社会的重要证据，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社会发展史提供了新的资料。1950年和1951年，《光明日报》刊登了他的《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和《发掘中所见的周代的殉葬情况》，进一步提供了殷周社会是奴隶社会的有力证据。1950—-1953年，他又3次参加辉县琉璃阁、固围村、赵固区、石泉、褚邱等地的考古发掘。1952年，他同夏鼐等考古学家带领部分学员和工作人员，在郑州、洛阳等地进行实习性考古发掘，发现了著名的商代早期文化遗址一郑州二里岗古文化遗址和洛阳东郊古墓葬群。1954年，他又主持洛阳西部的发掘工作，编写了《洛阳涧滨古文化遗址及汉墓》和《1954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等。从50年代开始，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逐渐从田野发掘转向科学研究，写出《关于戟之演变》(1952年10月）、《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迹》(1956年）、《陶器与文化》（1956年），《殷周车制研究》(1960年）、《殷周的青铜武器》（1961年）等文章和专著。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综合性专著《中国青铜器时代》。这部书是他以新的历史观点，利用考古发掘的丰富资料，对我国古代社会史进行探讨的重要著作。它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夏、商、周三代的社会状况，在史学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
郭宝钧是我国现代考古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是著名的考古学家、考古教育家。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曾在重庆社会教育学院、河南大学及北京大学任教授，并指导考古学研究，对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较大贡献。
宝钧曾先后送3个儿子加入人民军队，参加西南剿匪斗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他秉性耿直，为人正派，不图官，不图财，把全部精力投入考古事业。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注重实践，讲求科学，40年如一日，在考古学方面，获得了丰硕成果。到了晚年，他常说自己已到蚕要吐丝做茧之时，只有给人类留下点财富，才不枉活一世。他不顾病魔缠身和亲属劝阻而忘我工作。正在他写作《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和《考工记注释》时，不幸病逝。他生前曾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理事等职。
张子和（1894—-1972），名文礼，以字行。南阳县高庙乡高张营人。幼读私塾，后随父习医，长于外科。民国7年（1918年）冯玉样部视其医术精湛，任为上尉军医。1926年秋，因母年老多病，退役悬壶故土。1946年迁居南阳城内，历任景武高中、复兴中学校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新华公社卫生院、市医药卫生科学研究所工作，曾被卫生主管部门命名为中医外科土专家，多次出席省、地、市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1962年，当选为市政协委员，次年，调入市人民医院，直至病逝。
子和幼承庭训，通晓中医外科理论，又博采历代医家所长，师古而不泥古，学今而能化裁，在数十年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疮疡治疗经验，多有创见。
子和对疮疡治疗，颇有见地。常说：“疮科之病，百千方症，首当辨明阴阳。阳症者，其毒浅，多谓火毒之滞，发于六腑；阴症者，其毒深，多因寒疾之凝，阴毒深伏，发于五脏。疮疡反映之症状，不是纯阴纯阳，而是错综复杂，阴阳交叉，务求详审”。在治疗方法上他认为：“方不在多，心契则灵。症不在难，意合则明，必须药症合应”。不能“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形之于外，必根于内。子和特别重视疮疡的整体治疗，提出：疮医务必精内，治外而不治内，是舍本求末。病者郝某，患右股骨骨髓炎，骨质破坏残缺，某医院拟作截肢处理。经子和诊治，合用王氏阳和汤、补中益气汤，升而补之。又倍用参、芪，使阳和汤的温补和阳、散寒通滞作用起到如虎添翼效应，并加补胡桃、全虫，外用面包裹而烧熟食之，以达补精填髓，终使痼疾治愈，迄今健康。
脑疸之症，子和认为属于阳中之阴，发于督脉、膀胱二经。其疮虽起，难发、难化、难溃，最忌毒不外达，致成内陷。需用温托助阻，才能化逆为顺。故常以四妙汤为基本化裁，黄芪往往重用2市两以上，多收到良效。
子和非常重视脾胃在治疗疮疡中的作用。他说：“脾胃乃后天之本，脾胃旺则气血生化有源，气血乃化毒之本。脾胃和气血之盛衰，与疮疡之顺逆转化有密切关系”。对《外科症宗》所述：“诸疮全赖脾上，调理必须端详”的观点，他十分重视。在治疗中，往往采用药饵化毒兼提，药物与食疗相合。常补以小公鸡、瘦肉、不油腻呆胃之品，每多取效。他认为：疮疡虽属火毒之症，一旦脓出毒泄，用药也应旋即减除苦寒之品，以防损伤胃气。
子和幼生乡村，长期与劳苦人民交往，深知病者就医用药之难。他十分重视筛选民间土单验方，如用薯叶加黑糖或马齿苑加黑糖捣泥，外敷阳症肿疡；用鲜蚯蚓加白糖化汁，外敷蜘蛛疮(带状泡疹)；用长形河蚌壳锻烧研末，治疗甲沟炎引起的肉芽增生；油泡苍耳子，治疗疔疮等，多取奇效，又减轻病人负担。
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号平庐，字彦堂。出生于南阳城内长春街一个小店主家中。6岁入私塾，年稍长，又读了些古书，他家庭不富裕，放学后，还要帮助父亲料理店务。他擅长书法，年节时常书写春联卖钱。十一、二岁时，一个刻字的街坊教他学习刻字，14岁起，就靠刻字补助家用。此间，他养成了对中国古代书法浓厚的兴趣。清宣统二年（1910年），进入元宗高小，学些新课目。不幸，第二年兄弟去世，父亲需要他帮助料理店务而中途辍学。民国2年(1913年），店内开始售书，他有机会不用花钱读到新书，并和几个朋友组成一个文会，以提高书法水平。
1915年春，作宾考取县办师范学校，入学前剪去了辫子。次年毕业、成绩优良，留校教书。父亲去世后，因无人经理店务，便于1917年春卖掉店铺，跟随张嘉谋去开封，在张家管书房兼办家务；后又入开封一所训练政府工作人员育才馆读书，初步接触了甲骨文。1919年毕业后，他和同学办了一份《新豫日报》，当了两年编辑。
作宾渴求知识。1922年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语言学家钱玄同等人的课程一年，暇时对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进行摹印、研究。1923年，北大开办研究所，作宾进了国学系，学习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和历史学，又担任《民谣周刊》编辑，以其收入支付生活费用。1924年冬，和北大师生参加故宫收藏珍品的分类编目工作。
1925年春，作宾应聘去福州协和大学教中文。同年冬，回河南中州大学任讲师。1927年夏，又回北京任北大研究所国学系干事。8月，他和北大师生因抗议政府合并9所大学而离开北京，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和文学院代院长、中文系和历史系主任傅斯年结为知交。后来又进了傅斯年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作宾因母病回宛，在南阳中学任教。同年暑假，他去安阳考察，发现当地村民在殷墟挖掘并出卖甲骨。他向傅斯年建议，由中央研究院主持进行系统发掘。傅同意后，任作宾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10月13日到30日，作宾开始进行现场工作，首次发掘获得甲骨残片784件。此后到抗日战争前夕，由李济主持的15次安阳小屯村殷墟发掘，作宾大都参加。1930年11月，他又参加了山东城子崖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1932年，作宾成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当年3月，他发表了《甲骨文时代研究例》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确定了识别甲骨片上殷代文字分期的10个标准：殷代帝世系年谱，殷先王称号，殷帝王姓氏，出土物墓葬地段，异域地名，铭文所述人物，铭文所述事件，铭文的语法结构，铭文的表意结构，铭文的书写形态。由于创立了这些鉴别标准，使盘庚迁殷到纣王亡国的273年中的卜辞（采《竹书记年》说)，有了5个比较科学的分期，可以比较清楚地考查有关殷代统治者的生平和历史事件，按照年代的顺序考查殷代的制度、历法、地理资料；确定同时出土的其它文物的年代，并能校勘古今书籍中有关殷代文化的记载。
除安阳的发掘的工作外，作宾又在1933年秋主持了山东滕县的发掘，制订了周公测量台的修复计划，并于1936年考察了古代苏州城的城基。1937年春，他准备刊印安阳甲骨文，并把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由于8月间日军入侵上海，未能出版。1940年，又把另一份稿本《股墟文字甲编》，送交商务印书馆香港印刷厂，1941年秋完成印刷和装订。此时，日军几乎占领中国全部沿海地区，此书无法运往内陆。日军占领香港后，又遭散失或毁坏，一直到1947年才得以重新出版，广为发行。
抗日战争时期，他随历史研究所迁往长沙、桂林、昆明、南溪，因傅斯年忙于其它工作，该所由作宾主持，继续研究殷代历法。他自1931年开始，写过《卜辞中所见之股历》一书，1943年著《殷历谱》，这是10多年的研究所得，于1945年出版时，被人誉为纪念碑式著作。
1946年，他和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回南京，应邀作了甲骨文和金文的讲演。1947年1月，由上海启程出国，任芝加哥大学客籍教授，并在耶鲁大学讲学。1948年，缺席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底，他经夏威夷、日本回国，着手把历史语言研究所撤往台湾。他对他的老友、曾在北大文理学院等校任教的魏辉廷先生说：“他是不愿跟着跑的，只因这批文物他最熟悉，责无旁贷，自己离不开它们”。作宾去台北后，任台湾大学中国古文和历史教授。1950年夏，他和友人一起创办学术刊物《大陆杂志》。同年12月，傅斯年逝世后，作宾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该年冬，发表《武王伐纣年月日考》，断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111年。1951年，出版《西周年历谱》。1953年，出版《殷墟文字乙编》。由于他的学术成就卓著，于1954年获得了中央教育部奖金和奖章。
1955年8月，作宾辞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辞去台湾大学教授职，应香港大学之请，去该校东方文化研究所进行研究工作。1956年，香港大学任他为历史学名誉教授，又任崇智学院历史教授。翌年，还在新亚州大学教书。在香港时，完成了中英文难照的《中国年历总谱》。1957年冬，在曼谷第九届太平洋科学大会上，发表了《中国上古史年代》一文。1958年秋，又回台湾大学任职。195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论文集，纪念董作宾65岁诞辰。1960年8月，作宾任台湾大学甲骨文教授，1963年11月23日去世。遗有前妻所生的孩子育京（译音）、1935年续娶的熊海萍(译音）及其所生子女晓明、晓星、晓萍、晓义和晓武5个。其前妻还有两个儿女，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于1937年赴延安参加革命。
作宾在历史学方面最大的贡献是他对甲骨文字的研究。语言学家钱玄同曾把他和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誉为“甲骨四堂”。人们称董为甲骨断代学的“泰斗”。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
冯友兰13岁丧父，秉承母训，发奋读书。曾于北京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23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以及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教授等职。1930一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等职、曾主持过清华大学的日常校务工作。1946年赴美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并先后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新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5年起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务委员及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冯友兰一生著述甚丰，中、英文著作近500万言。20世纪20年代，他出版了《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谋求解决中西文化冲突的途径。20世纪30年代，他编者出《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有英、日、朝文译本)，这是近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确立了他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主要奠基人的地位。抗日战争期间，他撰有“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有英文译本）、《新知言》，建立了一个有特色的完整的新理学哲学体系。1948年，他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原著用英文，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文译本），成为世界各国中国哲学史通用教材，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初稿》《四年的回顾》等著作。晚年又以95岁高龄完成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对以哲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近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未来，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内外都有广泛的影响。
1990年冯友兰逝世后，世界上很多报刊发表了消息。《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刊登了长篇讣闻，美国《纽约时报》也刊载长篇报道文章以示悼念。
陈凤桐（1897-1980），河南内乡人。著名农学家，新中国农业科学技术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人。
1917年入保定甲种农校学习，毕业后曾任开封繁塔和张家口农事试验场技术员。1929年进入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回国进入北京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学习。1933年任江西农学院推广部主任。在农学院期间，曾参加该院“苏区考察团”，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宁都、广昌一带考察土地革命后的农村，撰写了《苏区农业考察报告》，对苏区农业的生产、苏区农民生活等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宣传中央苏区土地革命后的巨大变化。1940年，调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农林局局长，创办学术刊物《自然科学界》。
他长期从事组织领导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倡导并开展了消灭牛瘟，控制蝗虫危害、华北麦棉品种区域化等科研项目取得成果，为中国农业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杨廷宝(1901—-1982)，字仁辉，河南南阳市郊赵营人。其父杨鹤汀，是辛亥革命时期南阳同盟会负责人之一。
廷宝少读私塾，就学于李可亭先生。民国元年（1912年），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15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清华留美预校，与闻一多同学，并为至交。1921年夏，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刻苦勤奋，锐意进取，仅用两年半的时间，学完了4年的课程。1924年，廷宝以其精湛的设计作品，参加美国建筑设计方案评奖活动，一举夺得美国城市艺术协会设计竞赛一等奖和艾默生设计竞赛一等奖，在美国引起巨大轰动。原来对他“白眼”相待的美国学生，也对他刮目相看，称他为“小老师”，费城等地好几家地方报纸曾刊登过他的事迹和照片。他的两件设计作品，还被选进美国出版的《建筑设计原理》一书。1925年，他大学毕业后，美国不少建筑事务所曾出重金聘请，但廷宝眷恋着祖国，毅然告别了母校和师长，于1927年经欧洲回国，受聘于天津基泰建筑工程公司。当时，我国建筑设计权为外国人所把持，中国建筑师很难插足。当他得知张学良招标营建公寓的消息后，立即飞赴沈阳，在较短时间内，拿出完美的设计方案，击败一个个外国对手而夺魁。从此，外国设计师垄断中国建筑设计的局面被打破，廷宝的名声也随之大振。
1932年，他受聘于北平文物管理委员会，主持古建筑的修缮工作。他亲临现场勘察，虚心向老工匠求教，吸取他人的技术和经验，很快掌握了中国传统古建筑的规律、特征和施工技术。由他主持规划、设计的天坛祈年殿等古建筑的修缮工程和清华、东北等9所高等学府以及紫金山天文台第一座气象台、南京中央科学院、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楼、国民党党史资料陈列馆、中央通讯社大楼、中央医院、中央体育场、中山陵音乐台、下关车站、南京大华大戏院、国际联欢社扩建工程、北极阁住宅、谭延闿墓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为建筑界同行所称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南京工学院副院长、建筑系主任、建筑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学》主编，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名誉理事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副省长等职，并当选为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以极大地热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2年，廷宝接受在北京建造“和平宾馆”的设计任务，他从实际出发，为国家着想，坚持经济实用、美观大方的原则，巧用地势，设计了一幢一字形大楼。为解决停车场狭小的问题，他创造性地设计了“过街楼”，让车辆穿过大楼底层；院内的5棵古树，也设法保存下来。在门厅、餐厅等内部设计中，他反对片面追求所谓“气魄”，而是掌握居住建筑的特点，突出居住建筑的谐调气氛，给人以宾至如归的感受。这项设计的成功，受到周恩来总理和中外人士的赞扬。1962年，在徐州建造的准海战役纪念塔，施工中出现塔身倾斜的严重技术故障，廷宝以其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经验，提出一个改进方案，不仅保住了已建成的大部塔身，且比原设计更显得美观和富有立体感。此外，廷宝还主持和参加了江苏省体育馆、雨花台烈士陵园规划和烈士纪念馆、雨花台烈士陵园红领巾广场、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南京民航候机楼、南京五台山体育馆、南京丁山宾馆等重大工程设计。他博采各家之长，勇于探索、创新，注意因地制宜，符合国情，经济实用，他的设计具有稳健、凝练、庄重的格调。1983年出版的《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汇集他的作品100多例，是研究我国近代建筑的重要史料。同时，廷宝在指导各地城市规划和古建筑保护方面，发表过大量有价值的意见，对太湖、武当山、武夷山、泰山等风景区的规划和建设，提出许多重要的建议。
廷宝在国际建筑学界亦享有很高威望。他先后两次当选为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参与领导国际建坛8个春秋。他曾17次率领代表团或代表我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进行科学考察活动，为发展我国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开展学术交流，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廷宝不但是中外闻名的建筑学家，还是杰出的建筑教育家。1940年，曾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以后的数十年中，他培养了大批高级建筑人才，其中，许多人已成为我国的著名学者、教授、建筑师。他还亲自指导研究生，为发展建筑教育事业竭尽精力，在教育界享有很高盛誉。
廷宝绘画亦造诣很深，出版有《杨廷宝水彩画选》、《杨廷宝素描选集》，画风轻快明朗，颇得美术界好评。
1982年4月，廷宝应邀回到故乡南阳，参加研究扩建医圣祠工程方案。一到家乡，他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亲临工地勘察，参加研讨会议。又在南阳市城市规划会议和学术报告会议上，对古建筑的修茸、自然环境保护以及市政建设等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家乡11天，竟工作了十天半。离开南阳后，又奔波于武汉、北京、上海等地。当年12月23日，不幸在南京逝世。临终前，他还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躺在病床上，一字一顿地给孙儿背诵陆游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彭雪枫少时聪颖好学，喜欢读书习武。他曾参加过五卅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修业于开封训政学院。1930年5月被派到苏区，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历任红军大队、纵队、红三军师团、江西军区、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师长、纵队司令员等职。
彭雪枫英勇善战，战功卓著。长征途中，歼敌娄山关，二战遵义城，出色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1935年11月率红四军与红二师一起全歼国民党一0九师，取得直罗镇大捷，为中共中央在陕北立足奠定了基础。抗战时期，彭雪枫率新四军第四师驰骋中原南北，转战江准大地，进行了大小战斗千余次，累计歼敌4.8万人，取得了辉煌战果。
彭雪枫博学多才、文武兼备，素有“儒将”之称。在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期间，他主持创办的《拂晓报》和拂晓剧团，充分发挥我党的政治优势。他编写了《游击战术》《战略战术讲授提纲》等教材，并亲自授课，提高了新四军指战员的战斗水平。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在指挥收复河南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英勇殉国，时年仅37岁。
彭雪枫牺牲后，中共中央专门在延安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陈毅等均给予其很高的评价。1989年11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军委确认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33位军事家，彭雪枫名列榜上。为纪念彭雪枫将军，在江苏省泗洪县半城镇和安徽省宿州市建有彭雪枫将军陵墓和纪念碑。南阳镇平县“彭雪枫纪念馆”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丁声树(1909-1989），语言学家，号梧梓，河南邓县（今邓州）人。1932年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44年至1948年在美国考察。1952年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杂志主编等。为中国政协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丁声树在语言文字领域奋斗近半个世纪，研究范围很广，在汉语语法、汉语音韵、汉语方言、古代汉语及词典编纂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致力于古汉语研究。他古今结合、融会贯通，以治活语言的方法研究古代语言，开创了科学研究古代语言的一代新风。这个时期的论文有《释否定词“弗”“不”》《诗经“式”字说》《论诗经中“何”“曷”“胡”》等。
在音韵学研究方面，他所著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科学出版社，1958）是调查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的人常备的工具书，他与李荣合著的《汉语音韵讲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也是对音韵研究的重要贡献。
在方言研究与调查方面，他主持编写的《昌黎方言志》和与他人合编的《汉语方言调查简表》《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方言词汇调查手册》等都为方言调查工作、方言研究以及方言研究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语法学研究方面，他与吕叔湘、李荣等合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一书，在我国语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获得国内外语言学界很高的评价。在词典编篡方面，他主编了《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3）。该词典所取得的成就中体现了丁声树渊博的学识、谨严的治学态度、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及细致的工作作风。
姚雪垠（1910-1999），原名冠三，字汉英，笔名雪痕、冬白等，河南邓县(今邓州）人，现代著名作家。
姚雪垠幼年家贫，读了三年小学和一年半初中。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1931年夏，姚雪离开河南大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从事文学创作。七七事变后，主编抗日刊物《风雨》周刊。1938年，到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3年在重庆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并任创作研究部副部长。1945年，他应聘担任国立东北大学（时在四川）中文系副教授。1946年5月离开重庆，往返于邓州和开封之间，从事文学创作。1947年1月到上海寻求发展。后曾在上海私立大夏大学任教授，兼副教务长和文学院代理院长。1951年，他回开封专事写作，后在武汉中南作家协会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下放到武汉郊区东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1978年当选湖北省文联主席，同年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当选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1980年当选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长。198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9年4月29日，在北京病逝。
姚雪垠一生勤奋好学，自幼就对中国文学颇感兴趣，他一生以文学为武器，驱散封建黑暗，讴歌幸福生活，写下了众多影响较大的长中短篇小说。他最早开始文学创作是在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后，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小说《两个孤坟》。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他用手中的笔结合当时形势，写出了不少颇具影响的短篇及中长篇小说。代表作有《差半车麦秸》《长夜》《春暖花开的时候》《牛全德与红萝卜》。1957年后，专攻“长河式”小说《李自成》，1963年出版第一卷，1977年、1981年出版二、三卷。前三卷共八册230万字。1999年姚雪根去世后，《李自成》五卷12册全部出齐，共300多万字。其中第二卷曾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李季(1922-1980），河南唐河人。原名李振鹏，现代著名诗人。
1938年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次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赴太行山，任八路军连政治指导员、联络参谋。1942年冬至1947年，在陕北“三边”地区工作，先后当过小学教员、县政府秘书和地方报编辑。1948年回延安，任《群众日报》副刊编辑。1949年，参加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不久到武汉，任中南文艺工作者联合会编辑出版部长，主编《长江文艺》。1952年冬到玉门油矿深入生活，担任矿党委宣传部长。1955年至1957年，在北京任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任作协兰州分会主席。1962年后，先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主编。粉碎“四人帮”后，任《诗刊》主编、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3月8日逝世。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李季的文学创作以极大的启示和鼓舞，激发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其代表作有《王贵与李香香》《生活之歌》《玉门诗抄》《建设的歌》《向昆仑》《石油诗》《奈良川的大石桥》等，特别是他在延安时期创作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茅盾称赞说：“是一个卓绝的创造，说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也不过分。”
李季被公认为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新诗人中的优秀代表之一。
二月河（原名凌解放，1945年11月3日-2018年12月15日），出生于山西昔阳，南阳作家群代表人物，郑州大学文学院原院长 。河南省优秀专家，历史小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二月河1967年高中毕业，1968年入伍，在部队历任战士、宣传干事、连副指导员。1978年转业，任南阳市卧龙区宣传部科长、区文联主席，1995年当选为南阳市文联副主席，被誉为"南阳的形象大使和文化名片"。2017年当选河南省籍十九大代表。
其笔下五百万字的"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作品，被海内外读者熟知。
2018年12月15日，二月河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
《与二月河先生二三事》
作者：高贤信（中共南阳市卧龙区委书记）
二月河先生是从卧龙区走出来的当代著名作家。
他的故居坐落在绿树掩映、红墙黛瓦的卧龙区委大院内。先生生活于斯、成长于斯、耕作于斯，可以说，这里是蕴育先生大德、成就先生宏学、承载先生足迹最多的地方，先生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卧龙人”。我到卧龙区委工作后，认真聆听了社会方方面面对他的颂扬评价，深感“先生之德，高山仰止，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了民众各界对先生的怀念之情。在先生离去周年之际，在卧龙区实施以卧龙岗武侯祠文化园区建设为龙头的文化强区战略过程中，念及先生对南阳传统文化宣扬的毕功尽力，回想起与先生交往的一些杂谈往事，随笔记来，以飨读者。
初识先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那时，我正奋战在省内外交通公路建设第一线。当时的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长曾在方城县做下乡知青多年，对南阳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从项目一线回宛之际，他特意嘱托我去看望二月河先生，并讨要新作签名。因此我与先生约定到家面叙。那是一个傍晚时分，刚一走进大门，就看到一个表面锈迹斑斑的煤炉上，架着一个没有盖锅盖的铝锅，锅内几节羊骨头随着沸腾的汤水起起伏伏，蒸腾的热气在这只凹凸不平的沧桑老锅中逸散开来。先生迎我进屋后，我匆匆浏览了这位已是著名作家的斗室。方寸之地，陈设甚是简单，一张不大的书桌上随意摆放着一些作品手稿。我与先生就在书房内促膝而谈。我们从先生的创作方向，谈到了创作上的一些史料支撑，又说到湖南籍作家唐浩明创作的“晚清三部曲”，并与其“落霞三部曲”进行对比。先生对唐浩明先生的文学造诣推崇有加。在我看来，二者都是写清代明君贤臣。唐浩明先生的“经世致用”与二月河先生的“重实轻名”造就了他们在创作方向上的差异。前者用文学手法探索三位名臣在大变革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后者用行云流水的文字描写了气势恢宏的帝王御国盛世蓝图。当我提起“南唐北凌”之说时，先生很是高兴，却谦虚地说自己是没法与唐浩明先生相比的。还有一个印象较深的话题是先生参评茅盾文学奖未达一事，在他的脸上我看不到一丝芥蒂，满是失之泰然的豁达。
当时，我看到他艰苦的创作环境和简陋的研究条件，发自内心地敬佩先生对文学的坚韧与执着。尽管他没有优越的史料占有条件，没有良好的创作环境，却写出了多达500万字的史学领域经典之作，不仅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科普了历史知识，也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由盛到衰提供了经验教训，为探索社会治理结构提供了遵循帮助。他那艰苦卓绝、孜孜不倦的为学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为了弘扬他的这种精神，我们要更加关心关爱先生所钟爱的作家群体，给他们创造更好的研究创作条件，让他们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去推介卧龙、宣传南阳。
与二月河先生结识后，我不时受朋友之托，找先生讨取签名。但由于工作繁忙，深谈不多。适逢2004年初夏，田永清将军回宛，卧龙区档案馆的吕琦女士热心地邀我参加了田将军与二月河先生和夫人的餐叙。当时我们谈到美丽的白河，先生朗声道：“我们的白河水面是好几个西湖！”他为母亲河的烟波浩渺、格局之大而自豪。出于对西湖千百年来形成文化积淀的浅显认知，我就不恭地与先生争论了起来。我说名山名水因名人而名，名山名水应该有它的文化支撑，但是，我们古老的白河中，南阳的历史文化没有与之很好地融合展示，如果拿白河与西湖相比，无异于乞丐与龙王比宝。我接着说道，我们白河可有苏小小的传说？可有梁祝的故事？可有许仙白素贞的爱情？先生听后思忖良久，对我的说法未置可否。而后，先生在散文《初记白河》中就提到，要把白河的“学历”弄清楚，刘秀“粜米渡口”应该就在白河这片方寸之地，刘秀的妻子阴皇后也应随丈夫来了南阳，在白河边“浣衣梳洗”；张衡、张仲景等南阳名人，也应在白河边读过书、在白河边游玩过。同时，先生多次在一些场合谈到白河，提出“没有文化的白河是苍白的”，主张把南阳的历史文化从“线装书”、从博物馆走向群众。
我从与先生的这次思想碰撞中也受益匪浅。带着这种思考，在我从事城市管理工作期间，就撰写了一篇《畅想白河》，主张发掘南阳文化底蕴，邀请社会各界参与，共同打造南阳历史文化名河。一幅幅画卷在我们的谈笑中清晰地展现在市民眼前，雪枫大桥以彭雪枫将军命名，警醒人们要“牢记历史，不忘使命，砥砺奋进，振兴中华”；以历代先贤光辉事迹凿刻壁画、造亭台、撰楹联，点缀在卧龙大桥、仲景大桥、光武大桥等桥梁两岸，旨在宣传厚重的南阳历史文化；修复奎章阁和梅花寨南寨墙、雕刻城市名人塑像、新增家训广场等文化工程，是为恢复“於显乐都，既丽且康”的千年荣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传承发扬了文化本身的艺术魅力和内涵，彰显了南阳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
先生的人格，耐人研学。
二月河先生情系南阳，成长于卧龙，对南阳这块古老大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一直关注着先生的思想脉络，对他的散文、漫谈都有所了解。先生朴实敦厚、随和自律、淡泊名利、与人为善，在区委大院居住多年，深居简出，很少向区里提出要求，这是先生作为一名军人、作为一介文人、作为一位普通市民磐石般的文格和操守。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夫人、女儿在做人做事方面都非常严谨。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当500多万字的“落霞三部曲”问世后，炙手可热，好评如潮，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知道二月河，面对鲜花和掌声时，他称这是人生的“佐料”。随着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先生越发声誉鹊起，但他依旧朴素如初。先生作为“南阳名片”，从来没有把它当作创收的资本，而是在用自身的影响宣传南阳的文化，提升南阳的知名度。数十年间的讲经传道，使更多人了解了南阳、喜欢上了南阳。先生热心公益事业、无私奉献社会，把书稿收入捐赠工会用来帮助下岗职工，捐助给希望工程用来培养青少年，捐助给农村用来助推美丽乡村建设，是鲜为人知的慈善家。作为中共党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他积极参政议政，提出“以'文’化天下，释放道德的'治理能量’”的倡议，积极宣传推动反腐倡廉工作，拳拳报国之心，令人敬佩。今年春期，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同班同学中有来自先生故乡山西昔阳者，先生的一生经历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话题，同学对先生的作品也青睐有加，对先生的品格更是赞不绝口。
“二月河开凌解放”。先生是我们南阳的文化名片，是我们卧龙的乡贤，是我们南阳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当前，卧龙区正致力千古名胜、天下第一岗——卧龙岗的恢复重建，正在实施以卧龙岗武侯祠文化园区、独山风景区、龙王沟风景区、张衡科技文化园区为核心的文化强区战略。在这卧龙腾飞的大好时刻，我格外想念先生，相信如果先生健在，以先生的才学和对卧龙的情结，一定会乐于参与其中，积极建言献智，助推卧龙的文化复兴大业。
先生晚年曾回到山西昔阳老家，重温故土，游览了“三晋”的河山，特地去了晋城的皇城相府。关注到了先生行踪，我忽然想到皇城相府内康熙写给老师陈廷敬的一幅楹联，可以用来归结先生暮年的追求和情怀，那就是“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
在先生离开我们周年之际，聊记二三事，以慰先生。
百里奚，姓百里，名奚，字井伯，春秋楚国宛人（《水经注》）。初仕为虞臣，故又以其为虞人。奚家贫，在齐国游学时曾乞食于人，为其友蹇叔收留。奚欲事齐君无知，被蹇叔劝阻。奚又闻周王子颓好牛，即养牛以作为晋见阶梯。当王子颓任用他时，又被蹇叔劝阻。后奚欲投奔虞国，塞叔仍加以劝阻。奚因急于仕进，没听劝告，做了虞国大夫。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虞君不听奚言，贪图晋国白璧、骏马之贿，误中“假途灭虢”之计，为晋所灭，虞君与奚都作了俘虏。秦穆公求婚于晋，晋献公把奚作为其女儿的陪嫁奴，禁送秦国。奚不堪其辱，逃回楚国宛地（今南阳市），被楚国边境的人捉住，牧牛为生。后秦穆公询知奚贤，遂乘楚王不知其人尚未任用之机，以缉拿逃奴为由，用一般奴隶身价——五张羊皮，将奚赎回秦国，拜为大夫之职，因号“五羖(gu)大夫”。
百里奚相秦7年，勤理政务，平易近人，生活简朴。“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战国策》下同），秦国大治，遂霸西戎。及卒，“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
张嘉谋（1874——1941）字忠甫、中父，通用中孚，自号梅溪钓徒（简称梅溪）。祖籍直隶开州（今河南省濮阳），清乾隆年间，高祖张瑛始迁南阳，居城西北白庄，已历7世。
曾祖存义，县学廪生：祖熙籍，均读书明大义。父光云字庆之，同治、光绪间，县办育婴堂，每月捐资，又遵父命，捐建崇正书院，授职县丞。
母周氏，兵部员外郎于京女，终年仅27岁。嘉谋幼时，随师南荫堂读书。17岁入南阳府儒学，补为廪生。他勤奋好学，博闻强记，曾游学开封，深得明道书院山长、名儒黄曙轩的尝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举人，由河南学使选派赴陕州任三门书院主讲，后任淅川丹江书院讲席。1901-—1903年，又任南阳崇正书院主讲，宛南中学堂总教习。
嘉谋生当清朝末年，受变法维新思想影响，着力于创办新式学堂。光绪末，在南阳西关开办了敬业小学堂、劝忠小学堂。1905年，在汴与孙佩南先生交游，互相砥砺，才名益甚，蜚声中州。1906年，他以内阁中书身份，任全省教育的领导机关——河南省学务公所议绅。时，民风未开，女子受封建家庭禁锢，出门求学者不多，他先与汲县人李敏修在开封创办中州女子学堂，并让自己未婚儿媳刘立先到校受课；又在南阳办起端阃女子学堂。1909年，他与段厚甫、王欢喜等，在开封创办河南国医讲习所、河南体育学堂，在南阳张仲景祠堂办起国医专修馆。为振兴河南实业，又开办了河南商业中学堂。民国10年（1921年）秋，嘉谋联合王敬芳、张之锐等人创立私立开封第一女子中学。校址初设在开封老官街（今乐观街），两年以后，该校分出一部分成立河南省立女子中学（即开封女高的前身，今为第25中学），另一部分迁至三皇庙街，1930年12月奉教育部令，改名为河南私立北仓女子中学。在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北仓女中不仅以民主进步的校风著称，而且在教学质量和学生体质方面，也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1924年，又在南阳北关创办南都小学，康有为为之书写校牌。
为了继承华夏之风，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嘉谋重视提倡国学，曾在南阳设立凝斋国学专修科，在开封设立国学专修馆，并与人联名向省议会提议，就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登封嵩阳书院旧址，设立嵩阳国学院。他办学的目标既考虑为学生就业开辟出路，又着眼于为地方培养文书人材。1932年，在开封创办私立河南国学专修馆时，他自任校长，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3年，课程以国文、应用文、法制为主，兼有史地、会计、统计、经济学、说文解字、书法等科。次年该校改为河南私立尚志高级文书科职业学校，他在校主持校务。
嘉谋一生献身河南教育，从主讲书院，到执教学堂，创办各类学校10余所，不仅四方奔走，辈划经营，费尽心力，且于学校办成之后，无不身临讲堂，呕心沥血，甚至在年暮病重之时，仍坚持给学生讲课。时人将他和豫北李敏修并称为“北李南张”两大教育家。
嘉谋对河南历史文化方面的贡献也为人称道。光绪年间，南阳知县潘守廉集议重修《南阳县志》，委于嘉谋办理。嘉谋不辞辛劳，更定凡例，博采资料，详加考实，亲自撰写，历时6年，四易其稿，最后定为8册12卷，约30余万年。其内容上自天地日星，下及山川河流，显而人伦自用，微而昆虫草木，无不备载，保存了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生活各领域及地理，物产、资源、田亩、赋税等可靠资料。其体例以12个纲提携全面，以图、记、表、志、传五体，网罗一县之历史、地理及风情，每卷冠小序，概迷一卷旨趣，接下转入正文，夹叙夹议，杂以考证诠释、引申。嘉谋还担任过河南通志馆纂修，参加《河南通志》编纂。主撰《河南疆域沿革考》，为查明疆域变迁，他拔山涉水，足遍中州，历时3载，终成其稿，共百余万言。后新修《涡阳县志》，维修《西华县志》《巩县志》、《孟津县志》，他都参加了编写和修订。明嘉靖版《南阳府志》，系海内孤本，嘉谋得后，视为珍宝，但讹误较多，经他参研书物，旁证博引与实地考察，给予注释校正，费时3年，较原著增加十分之七，重新刊印，广为传播。1914年，李敏修在北京设立中州文献征集处，以保存河南历史文献。嘉谋大力协助，承担采編任务。他遍访省内各县，搜集各地先贤遗著多种，对有价值的图书，则认真校勘刻印，以广流传。他曾同井俊起、周季铗，以元遗山的《中州集》为底本，把河南散落民间的中州古今诗一一甄录，助井伟生编成《中州诗抄》12卷，刊刻付梓，以弥补钱九韶《河岳英灵集》之未备。1923年、1929年，又先后校勘明内乡李蓘撰的《李子田诗集》2卷和《黄谷杂谈》4卷，作为《三怡堂丛书》
（安阳张风台著）的一种，重刊行世。1933年春，他与杞县蒋藩、阌乡韩和卿等人，整理校订湘潭黄曙轩撰的《晚悔庵笔记》，于1934年印行。
1928年，他还与张曼石、萧吉甫、蒋恢吾等人在开封发起成立“衡门诗社”。后在他的主持下，于1936年出版《衡门社诗选》正集4卷，副集2卷，计收诗1190多首。期间自己也写诗不少，如《早春书感》、《刈麦》等。此外，经他广征博采，阐幽发微，辑各地人物资料，写成《南阳先民集》。他借到广州参加特别国会之机，专程吊访了明绍武君臣冢及清乾隆间南阳太守庄有信墓，志碑文，又访问了河南名儒常秋崖的后人，辑录其手书《家训》。经过一番努力，先后征得珍贵文稿多种，如《谦光堂集》、《王凝斋集》、《苍雪诗抄》、《妙远堂诗抄》等。特别是痛定思痛居士所撰《汴梁水灾纪略》（稿本），记载了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黄河在开封决口的详细资料。其它，又有邓州彭而述《读史亭诗文集》、密县钱九韶《南亭诗稿》、罗山郑菼《晚香斋诗樊稿》、光山程思培《朱间楼文集》等。嘉谋征辑到的文献，和李敏修在北平征辑的文献合为一处，计达1597部之多。但因历史战乱，多有散失，尚存700余部，在新乡市图书馆珍藏。
民国年间，嘉谋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非常关心河南的考古发掘事业。1928年，在南阳发现仿拓汉画10幅，1930年整理刊布，南阳汉画象石始公诸于世。是年，中央研究院派董作宾等人到安阳发掘殷墟，嘉谋大力赞助并亲自参与调查。次年，中央研究院因发掘和陈列问题，与河南发生纠纷，使发掘工作一度停顿。嘉谋奔走幹旋其间，终于使纠纷解决，发掘重新进行。1931年，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联合成立河南古迹研究会，他被椎选为主任委员，由考古学家郭宝钧任其助手，主持实际工作。此后6年间，对地城下文物的发掘：计浚县4次，辉县、广武各两次，巩县、汲县、永城各1次。对地面文物的调查，先后达20余县，嘉谋无不亲自参加主持。他不顾年老体弱，拿着小鞭，骑着毛驴，且行且歌，同行人均感跋涉困顿，而他独不觉自己是老年人。经过费时尽力，将发掘所得写成《浚县彝器》、《殷墟彝器》、《汲县彝器》3书。
嘉谋立身行事，尤足为后人楷模。光绪年间，他任内阁中书，但他反对帝制，拥护共和，赞助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时，他被选为众议院议员。1913年，革命党人杨名西因受袁世凯部追捕，逃到他北京寓所避难，追兵几次前往搜索，他冒杀头危险，百般掩护，使杨脱险。袁氏称帝议起，附袁新贵因嘉谋向为河南知识界所器重，纷集其门诱以高官厚禄，促他表态附袁，但终不为之所动。嘉谋一生不治产业，从不以个人名利为念。1923年，军阀曹馄当了总统，指使其党徒众议院议长吴景廉等用金钱收买议员，嘉谋迫于压力，和其他议员一样得贿金5000元。他分文未取，悉用于兴办地方学校和公益事业。其急公好义，可见一斑。他在南阳建立私人图书馆，其私人图书典籍，甚至个人的手稿，任人借阅，从不吝惜。后
又 倡 议 创立南阳第一图书馆，将自己全部藏书予以捐赠，充作馆藏。为此，南阳县长范绍尧特倡议建立中孚图书馆
，于1942年8月5日嘉谋逝世一周年之际，举行了开馆仪式。
张嘉谋献身河南文化教育事业，历50年余，虽建树颇多，但意犹未足。他曾说“倘加我数年，当更多的创办公益事业”。并自警地说：“时方多艰，尽一分力，免一分过也”。因奔走国事，不曾间断，常少休息，积劳成疾，其子张文涛，字清涟，任美国柯罗拉度矿学院矿师、焦作工学院院长，讲学南北近20年，他从未一言召归。在病重期间，又恐其子不能尽心服务社会，写信中只说是“患失眠症医不愈”。最后终因头部生疮，延至颈部，逐渐肿及前耳，呼吸困难，治疗无效，溘然长逝。
1942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为昭彰嘉谋之功德，曾颁布《中孚公褒扬令》：“查河南南阳故耆宿张嘉谋，博览疆记，学术湛深。初主陕州三门书院及淅川丹江书院讲席，继在豫创办学校达十余所，乐育英才，蔚成茂绩。综其一生尽卒于教育文化事业垂五十年，并殚心著述，致力于考古之学，功尤难泯。应予褒扬，以资矜式。此令”。
1947年4月，由张文涛录、南阳熊绍龙鉴定的《南阳张氏先芬录》，在开封新时代印刷局作为“陶然斋”
（张嘉谋室名）丛刊之一出版发行。8月，由熊绍龙选订、张文涛校字的《梅溪诗选》，在开封马集文斋刊刻出版。
张嘉谋（1874~1941年），藏书家教育家、。字中孚，晚年自号梅溪钓徒。祖籍濮阳县。高祖父时迁居河南南阳。今南阳市宛城区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曾任内阁中书，主讲于陕州三门书院、淅川丹江书院。创办有南阳敬业学堂，河南女子师范学堂等学校。任河南省议会议员、中州文献征辑处调查员，1931年任河南通志馆纂修、河南省博物馆馆长等职。
张嘉谋学龄时受业于本县名师南荫棠，学习勤苦，成绩优异。17岁时考入南阳府学，得补廪生。1895年游学开封，入明道书院读书。1897年中选拔贡，同年中举人。社会名流争与交之，他与杞县蒋恢吾、固始万纯安、通许胡石青、巩县王抟沙、商丘井伟生、信阳刘邃真、南阳熊绍龙，合称中州八大名流。1898年张嘉谋赴陕州任三门书院主讲，次年任淅川丹江书院讲席。他在教学中，教导学生经世致用，对国学与西学、精神与物质，能够正确地对待，批判地接受。他拥护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并身体力行创办新学。北李南张
1905年，他多方筹划经费、招聘教师，在南阳创办了南都小学堂和敬业小学堂，并亲自担任了宛南中学堂总教习。自张嘉谋首创新学以来，南阳人才辈出。这不能不说是他热心兴办地方教育事业的功劳。当时，河南教育界将他和李时灿并称为“北李南张”。女子学堂
1907年，张嘉谋被清廷委以内阁中书，并出任河南学务公所议绅，协助李时灿议长掌管河南省教育行政。当年，他就和李时灿一起，在开封租民房创办了河南省第一所女子中等学堂——中州女学堂。当时河南民风未开，女孩子只能在深闺绣户中生活，他就动员未婚儿媳刘立先带头到中州女学堂报名，还亲自提着点心去劝学，很多家长深深为此感动，纷纷送女儿到学堂。同年，他又在南阳县白庄创办端阃女学堂。这所学堂是南阳最早的女子小学。1910年，他与在荥阳举办新学最力的张润苍，以及许子猷、阎春台等，将中州女学堂改办为河南女子师范学堂，校址迁至信陵书院（今河南大学艺术附中），为推动河南女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发掘殷墟
1928年，中央研究院派人到安阳发掘殷墟，他大力赞助并亲自参与调查。1931年，张嘉谋被推为“河南古迹研究会”主任委员。清光绪年间，张嘉谋虽任内阁中书等职，但他反对帝制，赞成共和。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时，他被选为众议院议员。
征集文献
毕生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对河南乡邦文献征辑，出力尤多，先后征获地方文献1 597部。极喜收藏图书，总藏书数万卷，以史书和地方志为多。并乐意将藏书借人，凡有求借者，从不拒绝。1924年，力主创办南阳第一图书馆，并将自己所藏书捐献给图书馆，1942年正式开放，即南阳图书馆的前身，曾建议名为“中孚图书馆”。编纂《疆域沿革志》《南阳府志》《南阳县志》《河南通志》《方城县志》《巩县志》《孟津县志》《中州诗抄》等，著有《浚县彝器》《殷墟彝器》《汲县彝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