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自由之城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

作者：刘军

在《阿姆斯特丹：世界最自由城市的历史》一书中，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历史学家、曾任阿姆斯特丹约翰·亚当斯研究所所长的萧拉瑟（Russell Shorto），讲述了阿姆斯特丹自13世纪从一个小渔村直到当代的历史，揭示了这座“世界上最自由的城市”所代表的自由精神曲折起伏的发展进程。

17世纪欧洲宗教战争期间，阿姆斯特丹是宗教异端人士的重要避难所；其宽容、自由、多元的价值观，使其成为出版启蒙运动书籍的出版中心；在阿姆斯特丹首创的联合东印度公司，则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股份公司，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第一个期权市场——这些构成了日后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20世纪末，阿姆斯特丹以容忍大麻咖啡馆和性交易非罪化而举世闻名，但阿姆斯特丹的多元文化传统也成为战场：2004年，一名狂热分子杀害了电影制作人提奥·梵高，引发阿姆斯特丹市民与当地穆斯林社区的紧张关系。

今天的阿姆斯特丹，则逐渐从社会自由主义的传统愿景，转向资本主义“雅皮士”：铲除棚户区，缩小红灯区，以优惠的税收条件吸引跨国公司……与当代风云激荡的全球社会一样，当代阿姆斯特丹也正在经历着巨变。

唯一的联邦共和国、第一家股票交易所

16世纪时，尼德兰低地国家独具的特质——不基于封建体系、靠买卖资产与携手促进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催生出世界上第一个跨国公司：联合东印度公司（荷兰语缩写为VOC）。

联合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开创历史先河的独特的联合体：它是一家私人股东发起、受到政府特许和保护、接受政府监管的私人营利性公司。它有权力、更有义务为保卫荷兰共和国发动战争；有权建造并维护军事要塞，有权利用这些要塞迫使外国人与其进行贸易；还有权与外国政府磋商并缔结条约。

《阿姆斯特丹：世界最自由城市的历史》

历史学家乔纳森·伊斯雷尔指出：联合东印度公司是一个独特的政商机构，世界上其他地方无法仿效，因为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联邦共和国，是一系列市镇自治政府的集合，致力于促进贸易、工业的发展，手里还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

VOC诞生以后，凭借着迅速扩张的全球贸易，把世界连接到了一起，也重塑了整个世界。它把欧洲引入亚洲和非洲，又把亚洲和非洲带进欧洲；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程度散播疾病，制造奴役和剥削——VOC总共把超过一百万欧洲人运送到亚洲，把250万吨亚洲产品运回欧洲，是其最大的竞争对手——英国东印度公司总货运量的4倍以上。它用武力接管不屈从于其意志的王国，任命公司官员为岛屿的统治者，还曾屠灭某些族群。

VOC钻研出许多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原则。它把日本的铜和银运往中国，用贸易所得购买丝绸和瓷器，再卖到东印度群岛换取香料，最后将香料运回欧洲。它让瓷器、咖啡、茶等成为西方人的日常用语和居家生活的一部分。VOC在全球贸易领域的武力扩张，让全世界的人第一次对商品外销产生了依赖。安纳托利亚的牧羊人、印度人、中国人、印尼人，纷纷从本地耕种者转变成为全球贸易网络的参与者，把胡椒、肉桂、象牙、丝绸等销往世界各地。

荷兰海上运输的扩张，同样影响着欧洲：波兰的种粮者，斯堪的纳维亚的铁制品及焦油加工者，法国的葡萄生产者，西班牙的食盐精炼者，也被荷兰人带入了全球贸易网络。

这一切不仅涉及运输系统的建立，更涉及保险、贮存和加工系统的优化对全球贸易网络的保障。阿姆斯特丹人想方设法培养欧洲市场对咖啡、茶叶和烟草的依赖，常常采用极其现代的营销方式，开启了现代消费主义，而消费主义恰恰是自由主义的一个促成要素。

VOC虽然在海上货运和商业交易方面成绩斐然，但它对世界最大的影响——对自由主义的发展最为深远的影响——却是在金融领域：VOC在阿姆斯特丹孕育出了现代世界的基石之一——证券交易所。

1602年4月1日，大批阿姆斯特丹民众涌入水坝广场附近的一所私人住宅——VOC创始人之一迪尔克·范欧斯位于内斯街的家。接下来的5个月里，范欧斯贡献出他的房子，供购买VOC股份的人办理相关手续。先后有1143人在VOC的阿姆斯特丹办事处购入了价值3679915荷兰盾的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57%。

VOC的一个特点是恒久性：在此之前，公司的组建都是围绕一次特定的商业冒险募股筹资，并在冒险结束后就解散；而VOC却延续了下来。尽管它最初只获得了21年的许可，但后来常年获得更新。VOC的恒久性意味着，投资者并不是将钱投入某次远航，而是直接投入公司本身。它还涉及一项意义更为深远的创新：股份持有人可以把股份卖给他人。

原始股售罄后，几乎一夜之间，后继交易市场就拉开了序幕。萧拉瑟强调指出，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革命性创新在于，它是世界上第一家销售公司股份的市场——二级证券市场。公司的股份可以转卖，创造了金融交易空间。金融市场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迅速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载体。

从现代意义上看，基于公司股份的股票最能代表资本主义的本质，而股票交易市场，是阿姆斯特丹人的首创。阿姆斯特丹在发展自由主义方面的领头人角色则表明，个人与社会处于互动的“共舞”之中，共同分担风险的愿望，带来了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和第一家股票交易所。

阿姆斯特丹的斯宾诺莎

萧拉瑟在该书中给了斯宾诺莎不少篇幅。斯宾诺莎是体现着现代思想的哲学家，是最早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之一、民主思想的早期倡导者。

1632年，斯宾诺莎出生在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社区。萧拉瑟指出，成就了斯宾诺莎的，恰恰是他出生在阿姆斯特丹——这个允许各种自由主义思想和势力生根发芽的地方。

1656年，斯宾诺莎受到阿姆斯特丹犹太教会的“绝罚”，被革出教门。斯宾诺莎遭此“绝罚”，既有他挑战犹太教陈腐教义的原因——他辛辣地嘲弄犹太教的“上帝选民”观念，批评宗教的附属品圣书、戒律等，认为那些“荒谬至极”；也与他在经济思想上支持自由贸易有关。

阿姆斯特丹作为自由贸易的典范，所取得的商业成就很令斯宾诺莎自豪。但他也看到了人类与资本主义“第一次接触”的阴暗面。在联合东印度公司和其姊妹公司西印度公司不断积聚权势的过程中，这两个巨无霸扼杀了无数的小企业，陷入困境的斯宾诺莎家族企业可能是其中之一。垄断企业日渐赚取超额利润，而破产者不断陷入贫困。斯宾诺莎由此认识到，资本主义尽管效率无穷，却也是一架需要监管与控制的无情机器。

斯宾诺莎赞同呼吁关停、终结超大贸易企业的共和主义者，他们认为VOC这样的垄断企业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已经成为荷兰人民利益的威胁。但是，当时的犹太社区长老与荷兰政府中的保守派结盟，进而与大型贸易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地位显赫的犹太人大多是VOC的投资者，斯宾诺莎敢于攻击VOC这样的垄断企业，自然被犹太长老视为害群之马。“绝罚”斯宾诺莎，正是为了维护犹太社区保守势力的宗教正统权力和经济利益。

斯宾诺莎对于绝罚的反应，也非常耐人寻味。他本来有权提起上诉，但他放弃了。斯宾诺莎说，“这样更好，我乐意踏上新的道路”。他一声不响地离开了犹太社区，去找寻新的人生意义。

斯宾诺莎从阿姆斯特丹搬到了莱茵斯堡的一个社友会社区，后来又搬到海牙市郊的村庄。他打算献身于17世纪欧洲的新事物：一种基于理性的宗教——他决定投身于荷兰的自由主义事业，并为此而内心喜悦。

斯宾诺莎认为，他的使命便是向世人揭示，自由不是对秩序的威胁，反而是社会治安与信仰虔诚的必由之路。他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的“地狱之书”——《神学政治论》中，把宗教神学剔除出政治领域。斯宾诺莎在该书中破天荒地提出：政治的基础应该是个人自由，民主政体是所有政体中最自然、最与个人自由相协调的形式。

斯宾诺莎做出这一判断的现实典范，就是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的空前繁荣是自由结成的果实，因为在这个欣欣向荣的省份，和这座最为繁华的都市，宗教与民族各异的人能够以最为和谐的方式生活在一起。”他写道。

当代研究者认为，斯宾诺莎是第一位现代犹太思想家，也是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创始人。斯宾诺莎是一位积极参与政治的理论家，他倡导并体现了一种新的个人解放思想，是一位对启蒙运动、自由主义等多种运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思想家。斯宾诺莎是第一个把犹太人和犹太教的公民地位(后来被称为“犹太问题”)，作为现代政治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著名思想家。他改造犹太教，纳入了自治和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他把犹太教的“弥赛亚预言”转变成进步的历史哲学,使用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的理论语言，捍卫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和现代商业共和国。斯宾诺莎对于宗教宽容和理智自由进行了最有力的辩护，力证它们是政治稳定和自由政体的必要基础。

1677年，44岁的斯宾诺莎离开人世。“阿姆斯特丹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哲学家在他人的鄙夷与侮辱中黯然离世，和他一起离去的，还有自由主义本身。”萧拉瑟写道。

前景未卜

萧拉瑟还以伦勃朗、笛卡尔、威廉三世等历史人物的思考和际遇为例，揭示了阿姆斯特丹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于现代世界的深远影响。

伦勃朗在阿姆斯特丹完成了《蒂尔普大夫的解剖课》之后，在阿姆斯特丹一夜成名。市民们趋之若鹜，争相请他画肖像画。萧拉瑟认为，伦勃朗为阿姆斯特丹市民所做的肖像画，不仅是艺术史上不朽的杰作，而且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本质和精髓：个体性和个人概念的出现；自我意识的产生；自由行事、自由建立事业、自由改变身份和地位的权利。

伦勃朗时期个人肖像绘制事业的崛起，与荷兰人的新观念有关：他们正在以全新的、个人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社会身份，彻底摆脱旧制度的限制，再也不受君主、教会的束缚。

笛卡尔几乎与伦勃朗同时抵达阿姆斯特丹，其后五年一直住在这里。笛卡尔评价阿姆斯特丹不吝赞美之词：“世上还有哪个国家能给你如此彻底的自由？让你带着如此少的焦虑入睡？让军队以随时保护你的安全为第一要务？或者拥有如此少的投毒迫害罪行、叛国投敌行径与污蔑诋毁的行为？”

1688年，荷兰执政威廉进军英格兰，加冕为英王威廉三世，成就著名的“光荣革命”。萧拉瑟认为，此前的一个世纪里，英国借鉴、吸收了大量荷兰文化的元素，尤其是其宗教宽容、容忍多元的价值观。到1688年，英荷两国在文化、知识和政治上联系紧密，以至于威廉的入侵看起来像是一次自发的合并。

英国的金融现代化和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扩张，是威廉入侵英格兰带给英国的馈赠。历史学家认为，此事更大的意义在于，绝对君主制在不列颠的绝迹、君主立宪制的兴起以及议会主权的确立。

整个17世纪，阿姆斯特丹帮助散播的自由主义思想——资本主义、宗教宽容、世俗主义、民主政治——由荷兰海岸传到英国，渗透进英国人的观念与意识之中。英国人又使用这些思想材料，构筑了自己的帝国，并借着不列颠帝国的扩张，将其传遍了全球。当然，对于萧拉瑟的这个观点，有论者认为，他把历史影响的因果关系单一化和绝对化了。

萧拉瑟在书中总结说，阿姆斯特丹是把个体看得比任何制度或机构都要重要的现代观念的诞生地，是“以人为本”观念的摇篮。阿姆斯特丹所体现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宗教自由、公民权利、自由贸易、立宪政体、民主选举——是西方民主国家最珍视的文化遗产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荷兰人精心打造了一个新的体制，将社会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两大流派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由资本主义提供不竭动力的社会福利国家。

今天，荷兰在依然保持着其宽容、自由、多元的基本价值观的同时，也开始受到“多元文化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困扰。其解决之道，是固守“文化多元主义”的宽容、自由、多元之道？还是如某些批评家所说，需要更加积极地恢复启蒙理性的“现代性工具”，以对抗和清理各种极权、极端思想和势力？

萧拉瑟对此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他在结尾处写道：阿姆斯特丹的历史过于独特，使它走上了迥异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个人自由之路。很多人相信，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未来之路并不明确。

萧拉瑟指出，西方民主国家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国族建构的民族主义历程，未必有利于自由民主制度的输出和建立。他引用福山的观点，指出那些将个人自由视为根本价值、政府权力受到制约、对民众负责的自由社会，正面临着那些相反倾向的国家制度的挑战，并且有可能在“制度竞争”中失败。

阿姆斯特丹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价值和制度的前景如何，在当今反全球化、反普世化的全球性分裂、对立和喧哗中，仍然前途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