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是如何成为一项研究问题的？
1897年，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1858-1917）出版了《自杀论：社会学研究》一书。通过这本书，涂尔干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实现了他的学术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 ： 利用对自杀主题的实证分析来启动更具有科学性的现代社会学。今天阅读这本书，其创新方法仍然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他的基于国际统计数据的流行病学方法，以及那些常常令人惊讶的发现——举个例子，自杀率不是在社会危机期间上升，而是在治理准则崩溃时上升。
虽然这项工作被誉为社会科学的奠基性文本，但历史学家已经表明，涂尔干与其他几代研究的受益者相比，可能不是一个先驱者。正如历史学家达里尔·李（Daryl Lee）所说，这本书“不是标志着自杀研究的开始，而且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对自杀主题的强烈焦虑和争论的高潮。”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神职人员、神学家和哲学家的问题，却在19世纪越来越成为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研究问题。为什么事情会改变？
如果我们回头看看古希腊和罗马，那时候的哲学家们就在讨论自杀是否是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结局之一。诸如苏格拉底和卡托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因为自杀而亡，但他们在逝世后继续享有可敬的声誉。但是，基督教欧洲对由于自我原因造成的死亡却表现出更少的宽容。一千多年来，基督教思想家大多认同圣奥古斯丁（354-430）的厌恶自杀的思想，奥古斯丁认为自杀是傲慢拒绝服从上帝旨意的行为; 上帝，并且只有上帝能独自正确地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应该何时结束。因此，自杀被视为犯罪，自杀成员的尸体往往被亵渎，他们的财物也会被没收。
思想的转变开始发生在1500年至1800年之间。尽管16世纪和17世纪前期的知识分子继续宣称自杀是一种道德上的憎恶，18世纪的一些启蒙运动人物如伏尔泰（1694-1778）和大卫休谟（1711-1776）在某些情况下争辩它的合法性。历史学家研究司法和教会记录显示，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整个欧洲的地方当局慢慢地将自杀合法化，认为对受害者的尸体和遗产施加的惩罚对家庭成员来说是不合理的负担。当时的流行态度似乎也在不断演变，因为人们逐渐放弃将自杀归咎于道德失败或魔鬼，而是归因于悲伤等深层的情绪。这为十八世纪的开明思想开辟了道路，思想家开始将自杀看成是一种忧郁的表现和释放。
临床观察员和研究人员在19世纪初开始接触这个课题。1807年，丹麦医生Heinrich Callisen（1740-1824）将“自杀”看成是一种疾病，其他人很快就开始效仿。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出现了任何新的临床证据。相反，定义刑事责任的法律和司法变革引发了精神病学领域内一系列关于自杀问题的争论：“部分”疯狂的可能性，情绪和意志形式的疯狂的存在，以及自杀是否应该简单地作为症状来对待的心态改变了被扭弯的情绪的状态。关于后一个问题，一些人—— 比如着名的法国精神病学家Jean-ÉtienneEsquirol（1772-1840）——就从总体上认为这是“一种情绪紊乱”，后来一位作家在1857年将这种情绪紊乱批评为“。。。危险和严重的错误，可导致不良后果的道德。”
当时，精神病学的争论只代表了有关自杀的讨论的一部分。在十九世纪初，人们普遍认为自杀的发生率在上升，虽然这很难去判断。然而，我们所知道的是，这正是政府开始统一收集有关自杀的统计数据的原因，这是为了制定更有经验支持的公共政策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尽管对于生出、婚姻和死亡率的规律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期，在1830年代，所谓的“道德统计学”领域更多地被吸引去研究犯罪、酗酒和自杀等不正当行为。对于道德统计学家，比如比利时的阿道夫·凯特莱特（1796-1874），这些道德腐败和看起来非理性的行为在其发生、流行和分布上某种固有的规律，这些事实表明， 就像其他自然世界一样，人类行为也暗藏某些规律。他认为，这些规律可以被科学发现和分析。这是需要一个与物理科学相同的社会科学的有力证据。因此，这两个新兴领域的研究线索，一个植根于精神病学，另一个植根于社会学。这两条路径当然是相互分离的：精神病学家对精神病理学和个人治疗仍然最感兴趣。社会科学家被吸引到识别和影响集体模式。
尽管如此，这两个团体的利益有重叠的地方。例如统计学家André-Michel Guerry（1802-1866）和医生Brierre de Boismont（1797-1881）分别自行分类和分析自杀者的动机。他们在数千名受害者的信件，笔记和作品上注意到他们寻找那些试图自杀的人可能很常见的趋势。
但是，这两个阵营的许多分析师仍然担心，当代社会自杀率高得惊人。托马斯马萨里克在1881年关于这个话题的研究中直截了当地说：自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疾病”。它似乎不仅仅是一种流行病，而且也是现代世界的流行病。这是怎么回事？
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越来越大，这让一些人在那里寻找答案。医生和作家马克诺尔瑙（Max Nordau，1849-1923）认为，自杀率上升反映了一种更为普遍的“退化”模式，即由社会忽视文明人民的道德和卫生健康而引起的人类进化退化。
然而，其他人则想知道，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进化关系是否意味着可以在其他物种中发现自杀。苏格兰精神病医生威廉.劳德.林德赛（1829-1880）就相信如此。作为一位反对在精神病院进行机械限制和倡导心理治疗的医生，他认为，有证据表明动物确实像人类一样会自杀，而不是“疾病的简单产物，而是由于对于疾病的诊治不当升级的”。着名的英国精神病学家亨利·莫兹利（Henry Maudsley，1835-1918）曾持相反意见。他断然否认了动物自杀的概念。他认为，动物缺乏故意导致自己死亡的能力，他批评林赛牺牲科学评估来服务于“浪漫精神”。
其他人认为进化论的价值较小，而是选择关注于最近的历史变化。涂尔干在19世纪末加入了讨论，他强调了现代世俗和消费价值观对于把个体从家庭道德锚脱离的影响。他并不是第一个根据这些理论争论的人。大约二十年前，意大利医生恩里科.莫塞利（Enrico Morselli，1852-1929）发表了“自杀：比较道德统计论文”（1879），其中他将当代自杀归因于未满足的欲望和现代生活中不受管制的自我满足特征。
到了世纪末，许多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认为，自杀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症状 —— 一些人对生活在现代世界中所提出的种种挑战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