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芙||论简·奥斯丁

生平简介

弗吉尼亚·伍尔芙(1882—1941)，Virginia Woolf，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

最知名的小说包括《墙上的斑点》《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雅各的房间》。

论简·奥斯丁

如果卡桑德拉，奥斯丁小姐能够随心所欲，那么除了简·奥斯丁的小说之外，我们就很可能再也得不到什么关于她的资料了。只有在写给她姐姐卡桑德拉的书信里，简·奥斯丁才毫无拘束地吐露心曲，只有对她的姐姐，她才倾诉她心中的希望，以及她一生中唯一重大的失望(如果关于她失恋的谣传是确凿有据的话)；但是，当卡桑德拉·奥斯丁小姐年事已高，她妹妹与日俱增的声誉使她怀疑，总有一天陌生人会来祈求而学者们会来探讨她妹妹的书信，于是她焚烧了—对她本人而言，这是很大的牺牲—可以满足他们好奇心的每一封信，仅仅豁免了她认为过于琐细不足以引起人们兴趣的那一部分。

因此，我们对于简·奧斯丁的了解，仅仅来自闲言碎语，几封书信，和她的小说。至于闲言碎语，如果它能超越它的时代而留存至今，那就断然不可鄙视；只要略为重新整理，它就能很好地适合于我们的目的。例如，小菲拉德菲娅·奥斯丁这样评论她的堂姐：简“一点也不漂亮，非常一本正经，不像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简有点儿想入非非、矫揉造作”。还有米特福德夫人，她在奥斯丁家的姑娘们小时候就认识她们，她认为简“是她记忆之中最俊美，最娴静，最装模作样，并且像花丛中翩然飞舞的蝴蝶一般寻求丈夫的姑娘”。此外还有米特福德夫人那位不知名的朋友，“她现在拜访了她，并且说奥斯丁已经僵化成为曾经存在过的最呆板拘泥、沉默寡言的独身者，在社会上，人们对于她并不比对一根拨火棍或火炉栅栏更为重视，直到《傲慢与偏见》问世，才表明了在这个冷漠矜持的外壳里蕴含着多么珍贵的宝藏……。现在情况己经大不相同了，”那位善良的夫人接着说，“她仍然是一根拨火棍—然而是一根令人生畏的拨火……。她是一位才智不凡的人，一位人物性格的描绘者，然而她却默默无言，这真是可怕！”另一方面，当然还有那些奥斯丁们，这是一个难得沉湎于自我夸耀的家族，但是尽管如此，他们都说她的兄弟们“非常喜欢她，并且十分为她自豪。由于她的天才、美德和动人的风度，他们对她爱慕依恋，并且人人都喜欢在后来想象他自己的侄女或女儿和那位亲爱的姐妹简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又从不企望能够看到完全可以与她媲美的人物”。妩媚动人而又刻板拘泥，受到家属的宠爱而又被陌生人所畏惧，说话尖刻而又心肠柔软—这些矛盾的因素决不是水火不能相容的，而当我们转向她的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在那儿我们也被作者身上同样的复杂性所困惑。

首先，被菲拉德菲娅认为简直不像个十二岁孩子的那位一本正经、想入非非、矫揉造作的小姑娘，不久就成了一篇令人惊讶的、并不幼稚的短篇小说《爱情和友谊》的作者，虽然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它是奥斯丁在十五岁时写的。它显然是为了给教室里的同学们消遣才写的；在这部小说集里的另一个短篇，是带着一种嘲弄的严肃口吻献给她的兄弟的；还有一篇则由她的姐姐用水彩清晰地画出一些人物头像作为插图。这是一些开开玩笑的游戏文章，人们会觉得它们是家庭中的财富；其中穿插着讽刺，这些讽刺是击中要害的，因为所有年轻的奥斯丁们全都嘲笑那些“长吁短叹、晕倒在沙发里”的高雅的女士们。

当简高声朗读对于他们全都非常厌恶的那种恶习的最后一段讽刺之时，兄弟姊妹们必定忍俊不禁。她写道：“失去奥古斯塔斯的痛苦使我以身殉情。致命的晕厥夺去了我的生命。你要千万小心不可晕厥，亲爱的劳拉，……只要你高兴，你尽管可以常常发狂，但是万万不可昏倒，……。”她匆匆忙忙继续写下去，能写多快就写多快，快到简直顾不上拼写正确与否，为了叙述劳拉与索菲娅、菲兰德与古斯塔夫斯以及驾着一辆公共马车隔天往返于爱丁堡和斯特林之间的那位绅士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故事，叙述保存在写字台抽屉里的财产失窃的经过，描绘那些饥肠辘辘的母亲和扮演麦克佩斯的儿子。毫无疑问，这个故事必定引起了教室里同学们的哄堂大笑。然而，这位十五岁的姑娘，坐在公共客厅的隐蔽角落里写作，并非为了博得兄弟姊妹们一笑，也不是为了家庭中的消遣娱乐，这是显而易见的。她是在为每一个人写作，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写作，为我们的时代写作，为她自己的时代写作；换言之，甚至在那么小的年龄，简·奥斯丁就在写作了。人们聆听着故事，注意到那些句子的节奏、匀称和严密。“她不过是一位脾气温和的、有教养的、乐于助人的年轻妇女；就此而论，我们几乎不可能不喜欢她—但她不过是一个受人轻视的对象而己。”她写出这样的句子，是想要使它在圣诞节的假期过去之后仍然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生气蓬勃，流畅自如，妙趣横生(而这种漫无边际的逗趣近乎荒唐)—《爱情和友谊》就是由这一切所构成的；然而，这个永远不会消失在其他声调中的音符，这个响彻整部作品的清晰而尖锐的音调，又是什么？这是一片笑声。这位十五岁的姑娘在欢笑，在这个世界上她自己的角落里欢笑。

十五岁的姑娘们总是在欢笑。宾尼先生在餐桌上拿盐代替了糖，她们就笑了。汤姆金斯老太太一屁股坐在椅子里那只猫身上，她们几乎要笑死了。但过了一会儿，她们又哭了。她们没有固定的容身之所，从那个角度，她们可以在人类的天性中看到某种永远是可笑的东西，在男男女女身上看到某种永远会激起我们讽刺的品质。她们并不懂得，格雷维尔夫人怠慢别人而可怜的玛丽亚受到冷遇，这都是在每一个跳舞会上必然会发生的永恒的特征。但是，简·奥斯丁自从她出生以来就懂得了这一点。守护在摇篮上方的仙女之一，必定在简出生之时就带着她飞越了整个世界。当简又被放回摇篮后，她就不仅知道了这个世界看上去像什么样子，而且已经选定了她自己的王国。她作出了保证：如果她能够统治这片领土，她就不会去贪图别的东西。于是，在十五岁的时候，她就对别人很少抱有幻想，而对她自己则完全不抱幻想。不论她写什么东西，她总是加以润饰，面面俱到，并且把它在宇宙之中—而不是在牧师的住宅之中—的关系安排停当。她是非个人的；她是不可思议的。当作家简·奥斯丁在那本书中最为杰出的那段速写里记下了格雷维尔夫人的一小段谈话之时，其中丝毫也没有牧师的女儿简·奥斯丁对于她曾经受到的冷遇表示愤怒的痕迹。她的目光直接投向它的目标，而我们明确地知道，在人类天性的地图上，这个目标是在何处。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是因为简·奥斯丁信守她的誓言；她从不超越她自己的疆界。她从来不曾，甚至在感情冲动的十五岁也不曾，在羞愧之中泄漏了自己的秘密，在一阵怜悯之中删除了讽刺的描写，或者在狂想的迷雾之中模糊了故事的轮廓。她似乎曾经说过，激情和狂想—她用手杖一指—在那边全都终止，而她的领土的疆界是完全清晰的。然而，她也并不否认明月、山峦和城堡的存在—存在于她的领土之外。她甚至还写过一部她自己的传奇小说。这是为苏格兰的皇后而写的。奥斯丁确实对她非常仰慕。她把她称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物之一”，并且说，“她是一位迷人的公主，她当时唯一的朋友是诺福克公爵，而公爵目前的朋友是惠特克先生、勒弗罗伊夫人、奈特夫人和我本人。”说了这些话，她的热情就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且归结为一阵欢笑。回想对比一下年轻的勃朗特姐妹不久以后在她们北方的牧师住宅里用什么词儿来描写韦林顿公爵，这是非常有趣的。

这位一本正经的小姑娘成长了。她成了米特福德夫人记忆之中“最俊美，最娴静，最装模作样，像翩然飞舞的蝴蝶一般寻求丈夫的姑娘”，并且附带着又成了一部名为《傲慢与偏见》的小说的作者，这部小说是她躲在房间里，在一扇吱吱嘎嘎的房门的掩护之下悄悄地写成的，写成之后却在抽屉里放了好多年没有发表。人们认为，此后不久她就开始写作另一部小说《华生一家》，由于某种原因，她对这部作品很不满意，没有写完就把它撂下了。一位伟大作家的二流作品是值得一读的，因为它们为他的杰作提供了最好的批评资料。在这儿，奥斯丁在写作中所遇到的困难更加令人瞩目，而她用来克服这些困难的手段也没有那么巧妙地被掩盖起来。首先，开头几章呆板而枯燥，这证明了奥斯丁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家，这些作家在他们的初稿中直截了当地把事实摊出来，然后一再回过头去加以修饰，赋予血肉，渲染气氛，借此把事实掩盖住。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怎样才能有所抑制而又有所增添，需要通过什么精巧的艺术手腕—这我们可说不上来。但是，这个奇迹已经被创造出来了；十四年家庭生活枯燥无味的历史，已经被转化成另外一种精巧细腻、流畅自如的样式介绍出来；我们永远也不会想到，简·奥斯丁曾经为此强迫她自己在这些篇页上一再挥笔修改，作了多么艰苦的准备工作。在这儿，我们终于理解，简·奥斯丁毕竟不是什么魔术师。和其他作家一样，她必须创造出某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之中，她自己特殊的天才方能结出硕果。在这儿，她正在摸索；在这儿，她要我们等待。突然间，她成功了；现在事物终于能够按照她所喜欢的方式呈现出来。爱德华兹一家正要去参加舞会。汤姆林森家的马车正在奔驰过去；她可以告诉我们，“他们给了查尔斯一副手套，并且叫他把手套戴着别脱下来”；汤姆·马斯格雷夫拿着一桶牡蛎躲到一个远远的角落里，他实在舒服极了。她的天才是自由而活泼的。我们的知觉立刻就变得敏锐了；我们被那种只有奥斯丁才能给予我们的特殊的深度迷住了。这特殊的深度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它的构成因素是乡村小镇中的一次舞会；几对男女在会场里相遇并握手言欢；他们吃了一点东西又喝上几杯；至于在这过程中突然发生的变化，无非是一位青年被一位年轻的女士所冷落，而他又得到另一位年轻女士的青睐。没有什么悲剧，也没有英雄主义。然而，由于某种原因，这个小小的场景是活跃的，和它外表上的庄重是完全不相称的。奥斯丁使我们看到，如果爱玛在舞会上有如此的举动，她是多么体贴，多么温柔，被多么真挚的感情所鼓舞，那么在那些更为沉重的人生危机之中，奥斯丁本人也会显示出这种真挚的感情；当我们注视着爱玛，这一切不可避免地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因此，简·奥斯丁是一位比外表上看来具有更深刻感情的大师。她刺激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自己去补充她所没有写出来的东西。从外表上看来，她所提供的不过是一桩细节，然而，在这桩细节之中，包含着某种在读者的头脑中可以扩展的因素，她把外表琐细的人生场景的最为持久的形式赋予这种因素。她总是把重点放在人物身上。她使我们去猜测，当奥斯本爵士和汤姆·马斯格雷夫在两点五十五分来拜访，此时玛丽正好把盘子和刀盒拿进来，爱玛会作出怎样的举动？这是一个极端尴尬的场面。那两位青年男子，是习惯于文雅得多的礼仪的。爱玛很可能会表明她自己是缺乏教养的、庸俗的、不足取的人物。那段迂回曲折的对话，使我们悬虑不安、如坐针毡。我们的注意力一半放在目前，一半放在将来。最后，爱玛的举止如此得体，证明了我们完全可以对她寄予高度的希望，于是我们深受感动，好像我们亲眼目睹了一桩极其重要的事情。在这儿，在这段未经润饰的、重要的附属情节里，确实包含着简·奥斯丁伟大品质的所有要素。它具有文学的永恒品质。把表面上的生动活泼、栩栩如生弃而不顾，仍然有一种对于人类价值的精微细致的鉴别能力存在着，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加深刻的乐趣。如果把这一点也弃而不顾，人们就能够带着极大的满足细细品味那种更为抽象的艺术；在那个舞会场景中，人物的情绪是如此变化多端，各个部分的比例是如此匀称协调，这使人们有可能去欣赏那更为抽象的艺术，就像人们去欣赏诗歌，仅仅是欣赏它本身的美，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把故事引向某个方向的环节来加以欣赏。

但是，人们的闲言碎语说简·奥斯丁呆板拘泥、沉默寡言—“是人人畏惧的一根拨火棍”。关于这一点，在小说中亦可见到它的迹象；奥斯丁可以非常冷酷无情；在所有的文学家中，她是一位始终不渝的讽刺家。《华生一家》文笔生硬的开头几章，证明了她不是一位多产的天才；她没有艾米莉·勃朗特那种天赋—只要把大门打开，让别人感觉到她的存在，就可以赢得人们的好感。她谦卑而愉快地收集树枝和稻草作为建筑巢穴的材料，并且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起。那些树枝和稻草本身是有点儿枯燥而沾了点尘土的。它们构成了巨大的邸宅和小小的房舍，茶话会、宴会和偶尔举行的野餐；生活局限于有价值的社会关系和恰当的经济收入的范围之内，在这个范围里，有泥泞的道路，湿漉漉的脚板，而那些女士们则很容易疲劳厌倦；有一点儿原则和影响支撑着这个世界，此外还有生活在农村的中产阶级上层家庭通常都很欣赏的教育。罪恶、冒险和激情被摒弃于这个世界之外。然而，对于这一切平凡单调、微不足道的事物，她什么也没有回避，什么也没有忽视。她耐心而精确地告诉我们，书中的人物如何“一路上毫不停留地来到了纽伯里，在那儿，一顿把中饭和晚饭合在一起的美餐结束了他们一天的享乐和疲劳”。她并非仅仅在口头上尊重传统；除了接受传统观念之外，她还信仰它们。当她描绘像埃德蒙，伯特伦那样的牧师，或者特别是当她描绘一位水手之时，他的神圣的职务似乎妨碍了她，使她不能自由地运用她的主要工具—她的喜剧天才—因此就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局面：她发表了一通冠冕堂皇的颂词或者作出一些就事论事的描写。然而，这些不过是例外而已；在大部分情况下，她的态度令人想起，那位无名女士的惊叹：“她是一位才智不凡的人，一位人物性格的描绘者，然而她却默默无言，这真是可怕！”她不想改造什么也不想消灭什么；她默默无语；而那确实是可怕的。她一个接着一个地创造出她的傻瓜、道学先生和世俗之徒，创造出她的柯林斯先生们、沃尔特·埃利奧特爵士们和贝内特夫人们。她用鞭子一般的词语驱策着他们，使他们围成一个圆圈；这根词语的鞭子在他们身边飞舞，剪下了他们永恒的身影。于是他们就留在那儿；没有为他们找任何借口，也没有对他们表示怜悯。当她把朱莉娅和玛丽亚·伯特伦这两个人物处理完毕，她们什么痕迹也没留下；伯特伦夫人“坐在那儿喊着伯格，试图阻止它跑到花圃里去”，这就是她所留下的印象。奥斯丁作出了一种神圣的公正判决：格兰特博士起初喜欢嫩鹅肉，最后“在一个星期之内参加了三次丰盛的学院授职宴会，终于患了中风，一命呜呼了”。有时候，她的人物被塑造出来，似乎只是为了让简·奥斯丁去享受割下他们脑袋那种最高的乐趣。她十分满意；她心满意足；在一个为她提供了如此美妙的乐趣的世界里，她不愿更动任何人头上的一根头发，或者移动一块砖头，一叶青草。

（选自 《论小说与小说家》 瞿世镜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