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的背景看新古体诗
以文化的背景看新古体诗
——中国诗词的仪式感等等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做一项基础的训练——把一些经典、优美的古诗词翻译成现代新诗的形式。按照《实用文章学》（袁召起）三要素的体系来观察，这种工作主要是在文辞风格的变化与部分文体风格的转换，而文理风格的信息是要尽力保持不变的。
钱钟书先生在《论林抒的翻译》中提到翻译与阅读的差异，意思说翻译比阅读要求更细致，阅读可以跳跃而翻译一个字都拉不掉。实践的情形确实是这样，都说文学创作“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虽然我的实操偶然会含混错漏、不求甚解，但是内心里的愧疚是免不了的，翻译确实检验作者对每个字的理解。此外，这种工作还有更广泛的学术意义，这实际上已经是比较文学的一个边缘类型，虽然跨度没有外语、异域那么大，但是也确实是有跨越的，起码跨越了时间——哪怕没有往事越千年，也已经是物是人非事事休了。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笔者不断地遇到大小疑难，随时检索、求教，因此对中国诗词产生各种各样的感悟。现在有机会听取一场专家学者对新古体诗歌的讨论，主要目的当然是以学习、汲取学问为主，但是如果自己的心得也能得到直接的指正则更是一种宝贵收益，因此我结合会议“新古体诗”的主题，在诗词的“仪式感”方面梳理、总结一下我的某些粗浅的认识，以就教于大方。
第一部分 诗词欣赏的文化背景一瞥
一、基因——汉字，音节
化学家在讲解物质的结构特性时候，以金刚石与煤炭的对比为例，说同样都是纯粹的碳元素，因为最基础的分子结构形式不同，结果分别生成了晶莹剔透、坚硬稀缺的宝石和黑不溜丢、粉散遍地的燃料，一切的起因就在于微小独立的分子结构。近似的结构模式，生物学的基础结构是基因，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的生物特性可以追溯到基因——不同基因分化出各自不同的生物。而且“基因”这个概念渐渐有泛化的应用。
西方哲学家说“世界上没有一片绝对不一样的叶子”，语言文学也可以参照这个发展规律来观看一下。汉语言文学的“基因”就是一个个单音节的汉字。
所有的发生发展、开枝散叶都可以追溯到基因。也就是说中国诗词的遣词造句、意象雕琢，以及音韵节律、形式之美，甚至意思传达、思想路径都无不受到这个基因的影响。我们说研究一个问题要追本溯源，笼统地说汉字就是中国诗词的本源了，有些根本性的问题似乎深不可测、莫名其妙，但是真正找到这里来看看，也许会豁然开朗。
二、外形——X字句
追溯到单字，然后再顺流而下，就按照字数多少作为一个观察标准看一眼中国诗词。
有记录的最早的诗歌是汉·赵晔《吴越春秋》里记载的《弹歌》“范蠡进善射者稀,勾践询以弓弹之理,陈音于应对中引古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是两字句。
然后，占据主流的是《诗经》的民歌，四字句。
再后，《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文人创作的诗，都是以五字句为主。
虽然《楚辞》已经出现七字句的诗句，但是很多时候是六字句加一个“兮”字。六字句一直不曾占据中国诗词的主流地位。
比较复杂的是七字句，魏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创作的完整七言诗。以后汤惠林、鲍照都有七言作品。鲍照的《拟行路难》18首，不仅在诗歌内容上有很大的扩展，同时还把原来七言诗的句句用韵变为隔句用韵和可以换韵，为七言体的发展开出了新路。从梁至隋代七言体诗歌逐渐增多，至唐代七言诗才真正发达起来。七言诗的出现，为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更大容量的形式，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然后，宋词中出现了八字句（如《贺新郎》等词牌）、九字句（如《满江红》等词牌）等等，虽然不居于主流地位，但是毕竟出现了。
最后，随着白话文运动的蓬勃兴起，汉诗进入新诗阶段，十字以上的诗句屡见不鲜，或者成为主流现象。不得不说的是，汉语新诗的发展、尤其是发展初期主要受西方诗歌的影响，因此要考察近现代的中国诗词就必须注意这个因素。
我在这里追溯诗歌字数，实际上是在文辞风格方面开一个窗口，不能说窥一斑而知全豹。但是从字数开始进入诗词，是一个简单的开端，展开之后会越来越丰富、复杂，毕竟字数多少直接影响到构词、造句的组成、技法。
三、仪式感——节奏、时间单位
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里面给我们说破了“诗歌起源于劳动”的道理，诗歌是带着大地的活力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诗歌很多时候用于“神圣”的场合，诗歌有上天的气息。所以，诗歌有很强烈的仪式感。仪式感也是一种“基因”。
关于仪式感，这个命题有点深奥，我们绝对不要展开说了。仪式感与诗歌比较直接关联的是节奏，节奏的单位是时间，我们就在时间这个节点看看吧。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科学发现是需要对比的，我们这里在中西文化之间做个对比。看看两种文化的仪式感之间节奏有什么不同。
西方的仪式往往是以周为单位的，每7天重复一个周期，因为整体周期短，所以每天也有相似的仪式，比如基督教的饭前谢恩祈祷。——这样的节奏最原始的起因大概与西方人生存环境所适应的捕猎、航海贸易等生产生活方式有关。
东方的仪式往往是以年为单位的，每365天重复一个周期，这个较长的周期里，“天”的感觉不明显，以月为单位看倒是还有些重复的迹象。——这样的节奏最原始的起因大概也与东方人生存环境所适应的农耕、安土重迁等生产生活方式有关。
如果以数学曲线来表示，我们会看到循环周期小的曲线在大距离看相对平滑，小的距离内看则更完整，同样距离内波折更多灵活性更强；而循环周期大的曲线在大距离看更加波澜壮阔，小的距离内看则更单调，同样距离内波折更少灵活性更差。说重点吧，因为仪式感这种文化基因的影响，中国诗词会有与西方诗歌不同的发展轨迹，长期看会不断接近自己的“最佳形式”。
这个“最佳形态”直观地看就是整体表现，在整体表现上观察中国诗词发展的代表形态，不外“谣、诗、词、歌”——《诗经》的民间歌谣，到古风诗、格律诗，然后宋词、元曲，到近、现代谱曲的歌词。为什么会有这些演进？实际上，这个话题引申开来就是文体风格的系列问题了。这个话题我们在第二部分有进一步讨论。
四、判断，综合而非分析
有一个好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不容易梳理出头绪说定“始作俑者”是谁了，这个话题的大意用季羡林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西方的是分析的、东方的是综合的”。
这个是事实，而不是谁先说出来的问题，这种现象出现在历史的方方面面。思考与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比如同样是面对世事纷扰，古老的东方思维是笼统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他不问你为什么惑、为什么忧、为什么惧，他看到你有这样的表现，就直接告诉你大方向的解决方案。
同样的情况西方思维是细微的，好比弗洛伊德，他会在人做梦的情节等方面分析情绪生成的各个环节，从多重细节分析，然后逐一做出解释，再设计解决方案。
这个对比可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汉诗的构思线路、抒情模式。也就是在文理风格方面掌握诗歌。
第二部分 两个具体的诗词话题
一、换个视角看格律——文学史公案对“新古体诗”的启发
一
读李渔《闲情偶寄》见其“词曲部·音律第三·恪守词韵”章节这样说：
一出用一韵到底，半字不容出入，此为定格。旧曲韵杂出入无常者，因其法制未备，原无成格可守，不足怪也。
……未有沈休文诗韵以前，大同小异之韵，或可叶入诗中。既有此书，即三百篇之风人复作，亦当俯就范围。
这个规章好霸道呀。
二
胡适先生《白话文学史》断言凡有价值的文学必是白话文学；文言文学概无价值。所以他以为中国二千年间只有些“死文学”。
这本书把汉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定性为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彼此争斗、彼此消长的历史，表面上是以文言文学为正宗，实际上却是白话文学不断战胜文言文学。所以这部历史就是白话文学不断克服障碍，最终争得“正统”、“正宗”地位的历史。
他的立场很鲜明的。
三
丁毅先生一直有个问题：唐弢主编的权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选毛泽东的诗词，说那是旧的文学形式。
这个问题可能很久了，有一天他忽然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想到《红楼梦》的归类问题，他说红楼是纯正的白话，而其中又有地道的格律诗，这个怎么说呢？
我曾经看到圈里人称赞丁老师是“第三代毛泽东诗词研究的成果卓著的专家”，既然能戴了如此桂冠，除了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以外必须还要做些根本性的工作，比如为毛诗寻找文学史定位。——得让他有处放啊。
我听了他的话禁不住感慨：老一代学者就是认真啊，这个用得着纠结计较吗？
我认为：文学史首先是“史”——你老老实实地记录一个时段的所有文学信息就是了，怎么会“没处放”呢？除非掺杂了政治因素，因而排斥了客观理性，但是那还叫科学、叫学问吗？垃圾。
似乎问题很复杂呢。
四
我与丁老师讨论这个问题，忽然之间想到书法史上的正书与草书，其实是相伴相生的，没有什么正宗的问题。换一个层次看，迎刃而解，或者说没有问题。
看前面霸道的李渔，他不是也承认格律规范有个逐渐生发的事实吗？他看到了整个循环的前半段，是规则初建尚有生命力的时节；而胡适先生不过是看到了这个循环的后半段而已，是规则僵化压制生命力的时节，他不是也承认表面上文言文为“正宗”吗？这件事，居然困住了李、胡、丁三位高明的学者，也许他们是故意走偏的吧。至于唐弢，我赞赏他这样做的情感的勇气，但是不符合理性的规矩。
换个视角就简单了。
五
进一步引申，就要说到“新古体诗”的地位问题了。
大数据我们就不用说了，只说两个具体的现象吧，就是诗歌爱好者都可能熟悉的两本专刊《诗刊》和《中华诗词》——曾经占据汉语文学半壁江山的《诗刊》当年的发行量曾经达到50多万份，但是，近些年雪崩一样地滑落；而主要刊发古体诗词的《中华诗词》至今已经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诗歌刊物。读者用实际行动给出答案，证明新古体诗已经蔚为大观，并且具备文学史地位，我们在这里似乎不用提请什么权威的文学史专家做出认可，而是提醒那些专家做出认识，如此而已。
新古体诗兴起，首先是文体风格方面的觉悟；新古体诗的兴起，毋宁说是清末汉诗流变轨迹的复工、续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力崛起的感应。但是我们不要过度解释这个现象，毕竟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新诗的生命力是不容置疑的，它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只不过因为某种势力的错误引导，新诗独霸文学某个领域，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任何独霸行为都是不可长久的，所以它出现了崩塌现象。
这个警示同样适用于新古体诗。
二、《诗经》与《圣经》——中国现代诗歌的两个起源
一
《天下无贼》这部电影我没啥印象，但是最后刘若英唱的那首歌“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却一直不曾忘却，偶然地有时候会在耳边飘那么一缕过去……因为，我觉得这个歌词有点与众不同。
同样唱歌，有啥不一样？
后来，终于在一次偶遇中明白。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情了。我在济南人民商场-万达商圈帮朋友调查、评估店铺，正午阳光热烈，朋友引我到那家教堂歇凉，我进去，安谧的宽广大堂里骤然换成清凉天地，而且，有遥渺的歌声回荡。我很快静下来，轻松地捕捉那隐约的歌声。忽然之间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再仔细听下去，原来是那唱诗的歌词，恰恰就像刘若英的歌一样的语法、修辞手法。
在这种情景交融的时候，我迅速翻检我觉得“主流的”歌词，忽然发现原来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类型，根本不同。
因为一个起源于《诗经》，一个起源于《圣经》。
二
《诗经》起源的中国现代歌曲特征很明显，就是同一个意象反复出现，语句的对仗，排比也少不了，意象之间有跳跃，然后再来个前后照应。比如和刘若英的歌意思、情景有点近似的“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那首歌，唱着唱着就出现了“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这样的宽对偶句式；还有“红色恋人”与“白色油桐”的颜色对照。在这种吟唱范型中结对出现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有人可能觉得《寂寞沙洲冷》这首不太典型，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明显承接中国传统的，谭维维的新歌《给你一点颜色》。注意，这首歌传统手法很全，“赋比兴”一般人都不常用“兴”，而这首歌歌词中路树军先生的八句就是“兴”，这种跳跃跨度可不小了；再进一步说，谭维维这首歌不仅内容就是形式上也用了“兴”的结构，那几位国宝级老艺术家的前奏曲可以看做“兴”。——附带说一句，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歌词署名顺序应该是：谭，路，陈。而非其他。
三
《圣经》起源的中国现代诗歌歌词的作词模式恰好是另一种特征，就是纵情叙述，是“说话”的节奏，意象连贯，但是不反复。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当下中国，最大也不过中文文化圈里的创作。
注意：我曾经看到一个资料说外语歌曲比汉语歌曲“难”，同样的旋律汉语容易填词，外语就费劲多了。这正是我们讲“字词基因”的时候发现的汉语的一个特点。
关于中国现代诗歌歌词，划定比较范围很容易，但是真的要把词作者的思维划定可就太难了，谁知道他（她）哪句歌词没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呢？那么我们只看现象罢。
下面就以木心作词，刘胡秩原唱的《从前慢》来做一次欣赏，因为据我们对木心先生简单的了解，他对西方文化的修养很深了，这首诗明显与传统中国诗学风格不同，而接近于上面刘若英的那种。纵观全部四段歌词，紧扣“从前，慢”两个意思。尤其是“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这一段，似乎有些跳跃，但是意象完全在主题意思涵盖之内——我因为对背景的了解，恍然感到这一段就是先生对自己背井去国那个时刻的真实景象的回忆。
“从前……你锁了/人家就懂了”这一段是真的跳跃总结，但是以“从前”锁住，以具体物象看似直白地道出，说完就了，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学不同了。
然后再附带一句，就是刘欢上春晚唱这首歌很不合适，具体意见我严肃地阐述过了，想了解，直接点击我的博客。
四
最后，我们回到会议主题——新古体诗。
新古体诗的勃兴，我们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力崛起的感应。前面一个话题我们说是形式上的文体风格的复兴。但是形式与内容绝对是一体的，下面我们在内容侧再做一下梳理。
要说内容，就是文理风格方面的觉悟，我们就要主动认识到中西两个传统的区别，在创作思路方面向中国诗学传统主流回归、予以复兴。
注意：上面所说外语歌曲比汉语歌曲“难”，在比较之外没有意义，你看，都说汉语难学，但是汉语为母语的人不是照样交流得很流畅吗。——所以说文化传统之间应该是互相借鉴、包容共存的，我们不能因为提倡一种就必须打压甚至消灭另一种。
主流何在？我们都知道宋词的影响超过宋诗，因为宋词更符合中国诗学传统的主流，反之，宋诗则是偏离的，宋诗“以议论为主”用赋法（说明）、用分析。宋词偏离了中国诗词的最佳轨迹，所以宋词出现了，并且很快占据主流地位。这个“轨迹”的深层基因，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仪式感。
现在，我们提出一个简明的结论，就是新古体诗的创作风格要向唐诗/宋词等传统回归。否则满脑子大白话，一篇篇顺口溜，那叫什么？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已经给它们取了一个名字，叫“老干体”！有句名言恰恰可以用来评价“老干体”——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
好了，就用这句名言结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