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的妻子：刘志丹牺牲后，坐在梨花盛开的果园，没参加追悼会
刘志丹的妻子：延安时，同志们爱叫她刘嫂子，孩子们爱叫她刘妈妈
同桂荣，刘志丹的妻子。
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攻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时牺牲，年仅33岁。当时，同桂荣得了很重的伤寒病，正住在医院，听到噩耗，立刻昏厥了过去。清醒后，在她的要求下，人们把她抬到了城南的一处果园，那里开满了梨花，她从担架上坐了起来，望着丈夫牺牲的方向，久久不语。
十天后，刘志丹同志追悼大会在瓦窑堡举行，看到同桂荣悲痛欲绝，组织上没有让她参加追悼大会，更不忍心让她看到刘志丹的遗体。直到刘志丹的遗体在瓦窑堡南门外安葬时，才派人把她抬了过去。
同桂荣和女儿刘力贞（1936年斯诺摄）
革命战争的年代，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看着丈夫的棺木一点点地下葬，同桂荣忽然起身扑向棺木，要随丈夫而去。在场的人拉住了她，禁不住又一次为英雄的离去、为她而泪如泉涌。
随后，同桂荣终于哭出了声，是撕心裂肺的那种：“我有两个儿子，一个为逃避军阀抄家被活活饿死了，一个被俘虏来的国民党军医给的药害死了，现在志丹也牺牲了，走了……我今后怎么活呀！”
哭声惊落了先前她曾停留过的果园里的那一树树梨花。梨花洁白，对别人来说美丽一片，对同桂荣来说却是如霜似雪。就这样，在那个春天，陕北大地上的一树树梨花，怒放在了同桂荣的生命里，成为了黄土地上女性的坚强、柔韧、善良和宽容。
同桂荣，吴起县楼坊坪乡九嘴坡同氏之女。父亲叫同炳雄，是位勤劳质朴的庄稼汉，爷爷叫同锡瑞，和刘志丹的爷爷刘士杰是好朋友。刘家是当地的望族，有次，刘士杰去看同锡瑞，看到院子里一群女娃在玩，很开心，也让同锡瑞感到很幸福。刘士杰忍不住说：“你这么多孙女，能不能给一个做我的孙媳妇？”同锡瑞爽快地笑着，叫来其中的三个，让她们站成一排，由刘士杰挑。本来，刘士杰就随口一说，但同锡瑞这么做就让他很重视了起来。
三个女娃齐刷刷地站着，一个比一个略高一些，她们还不懂得嫁人是什么意思，只是觉得爷爷让她们来“站队”很好玩。刘士杰看了女娃们一眼，觉得最小的那个很机灵，身体也好，就问她叫什么。女娃说：“三秀子！”刘士杰又问属相。女娃说：“蛇，长虫！”刘士杰笑了：“我孙子属兔，若要富，蛇盘兔！”随后和老朋友同锡瑞给刘志丹订下了娃娃亲。
1918年，刘志丹15岁，那个年代，农村的小伙子在这个年龄都该找对象了。刘士杰想到了三秀子，就安排刘志丹前去拜访自己的准岳父准岳母。刘士杰对同炳雄夫妇说：“我当时和三秀子他爷给娃订下了亲，现在我娃大了，我把他领过来让你们看看，合适了，咱就把娃们的婚事给办了！”同炳雄夫妇见刘志丹生得眉清目秀，要个头有个头，要身材有身材，而且还非常有礼貌，谈吐文雅，就打心里高兴，认定同锡瑞当年办下的是件好事，一口答应了下来，还有意让三秀子在刘志丹跟前打了个照面。
这时候，三秀子虽然只有13岁，但已明白嫁人结婚的意思，和父母一样，她从心底里喜欢上了刘志丹，而刘志丹对她也是一见钟情。三年时间过后，1921年5月，在两家人的操办下，刘志丹与三秀子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相亲相爱，人们还叫三秀子的乳名，刘志丹觉得这样不好，就对三秀子说：“你都成人了，得有个大名，你姓同，我名字最后一个字是桂（刘志丹名景桂，子丹、志丹是他的字），你就叫同桂荣吧！让我们两人同生活、同奋斗、同光荣，你看咋样？”
三秀子没文化，听不大明白刘志丹说的意思，问刘志丹：“我不懂，你说啥就是啥。”刘志丹说：“那从现在起，你就叫同桂荣了！”同桂荣想了一会儿说：“我没上过学，你不会嫌弃我吧？”刘志丹说：“哪里的话，只要你肯学，我教你！”就这样，同桂荣从学写刘景桂、同桂荣两人名字的5个字开始，在和刘志丹过日子的同时，跟着刘志丹认字、学文化了。
刘志丹板画
光荣是用苦难甚至牺牲换来的。同桂荣当时也许并不十分清楚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是没有想到跟着刘志丹如何“光荣”，在她的心里，只有黄土地上女性嫁人后的那个死理：进了谁家门，就是谁家人。从而有了与刘志丹一起同呼吸、共患难的幸福生活，成为刘志丹的好助手。
刘志丹于1921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期间曾任学生会主席，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同军阀井岳秀等封建势力作斗争。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奉命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大革命时代，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等职，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又奔走于湖北、安徽、陕西等省，从事组织起义的工作……在这期间的1923年，刘志丹和同桂荣的第一个孩子出世，是个男孩，全家为新添的第四代人非常高兴。但几个月后，孩子就夭折了。这个过程中，同桂荣虽然称刘志丹是一个“忘了有家的男人”，但对刘志丹所做的一切均是全力支持。
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刘志丹回到家里，身上长了一身疥疮。同桂荣上山采药，又将药熬成汤，天天为刘志丹擦洗，不到一个月，刘志丹身上的疥疮就全好了。第二年，他们有了女儿刘力真。和黄土地上大多数女性一样，同桂荣觉得自己生下的只是女孩，没能给刘志丹生下儿子。对此，刘志丹说：“女孩好呀，女孩一样是我们心头的肉！”随后又开始闹革命，并于1931年组织了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反帝同盟军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真正成了一个不着家的男人。
1934年2月，刘志丹带队伍在离家只有几里路的刘家砭作短暂停留，但因为军务重大，不能回家与同桂荣见面。同桂荣得到消息后，背上女儿，小跑着一路来到刘家砭，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丈夫。此时，刘力真已经5岁，刘志丹把她抱在怀里亲了又亲，随后告诉同桂荣，红军现在壮大了，敌人很害怕，随时都会狗急跳墙，反扑过来报复红军的家属，“你回去告诉父亲，得做好防范，不能落在敌人手里”。 同桂荣有些害怕，带着孩子匆匆返回，没过多长时间，庆阳军阀头子谭世麟派出股匪就抄了刘家。
同桂荣因为事先得到乡亲们的报信，带着刘志丹的亲属逃进了山里。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地烧了刘家的房子、挖了刘家的祖坟，还将刘家两个没来及逃走的亲人杀害了。起初，刘家人躲在一处地窨子里，但十多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容易被发现，只好分开躲藏。同桂荣带着刘力贞翻山越岭，躲进了一口山洞，维持她们生命的只有几口炒面和洞外的山泉水。
刘力贞后来在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我和妈妈藏在大渠沟的山水洞中，八天八夜不见天日。饥饿时，妈妈给我喂一点炒面糊，自己八天八夜不见五谷，只能喝些水。妈妈那时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妇女，带着尚在吃奶的我，在深山里又惊又怕，不知要躲到何日……”
即便如此，敌人离去，同桂荣的妹夫好不容易找上山来，接同桂荣回去，同桂荣仍然不肯，怕因为自己连累刘家人，最终在妹夫的极力劝说下，才勉强躲到了妹夫家的草窑里。1934年4月，组织闻讯，派人把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和同桂荣母女接到了南梁。从此，同桂荣带着女儿刘力贞参加了革命，成为南梁根据地最早的三位女革命者之一。
一家人团聚，刘志丹很是高兴，对同桂荣说：“我早就想把你接过来一起干革命了，现在好了，咱们在一起了，以后再不用互相挂念了！”同桂荣最初被分配到“红军洗衣站”，后来，又被调到“红军被服厂”，为部队做被服、做军鞋。为了保证前方的将士能够有衣穿，这位质朴的陕北妇女一门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将丈夫的战友当成自己的亲人，很多人的衣服破了、脏了，她就都主动去缝补、清洗，爱护士兵胜过自己的女儿。没过多长时间，大家都将她当成了家人、亲人，亲切地叫她“刘嫂子”，以至于忘了她的名字——同桂荣。
1935年初春，同桂荣和刘志丹有了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出生后，刘志丹匆匆给他取了个名字便去了前线。同年9月，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边区，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合并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敌人为了阻止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对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红十五军团战事频繁，刘志丹无暇顾及家事。有天，两个孩子忽然都发起了烧，同桂荣很着急、很无奈，就请一位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医给儿子打了一针，给女儿吃了一个药丸。她认为，医生就是治病救人的，结果是不满周岁的儿子在当天下午便离开了人世，女儿的病情也更加严重了。同桂荣抱着已经没了呼吸的儿子去找那位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医，但国民党军医在给孩子用过药后就不见了，逃跑了。同桂荣悲痛不已，心想天底下怎么还有这么坏的人，好在女儿刘力贞命大，最终挺了过来。
南梁革命纪念馆文物和照片
这就是红军当年的军属，面对孩子的离去，同桂荣却不知丈夫在哪里，哪怕能出现在她的面前，给她一小会儿的安慰！黄土地始终沉默无言，同桂荣却在那一刻被撕裂了。显然，在那一刻里，她还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将迎来更大的风雨——她在恐惧中煎熬，渴盼丈夫能回家来看一看，但她等来的消息却是丈夫被抓了一起来——10月，刘志丹在陕北错误“肃反”中被关进了瓦窑堡的监狱，原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全部被抓了起来。
人在苦难中是需要身边有个亲人说话的，哪怕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同桂荣对女儿刘力贞说：“走，咱们去找你爸！”尽管女儿不懂她话里的意思，但她还是说了。随后，她背起女儿从永坪步行到瓦窑堡看望蒙冤的丈夫。谁知，不但没看上刘志丹，她和女儿也被抓了起来，编入“劳改队”。
今天，关于这段历史，很多老同志都著有回忆录，刘志丹等人险些被活埋了。据一些老同志回忆，当时连活埋人的坑都挖好了，幸好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肃反”被立即纠正，周总理亲自到监狱为刘志丹打开镣铐，毛主席在瓦窑堡亲切接见了被释放的刘志丹。为此，一些和刘志丹一样被关起来的老同志感慨地说：“幸好中央红军赶到了，要是中央红军晚来几天，我们就成死人了！”
伤痕累累，再次见面，刘志丹与同桂荣的身心从里到外都是伤疤。一场痛哭之后，刘力贞的回忆是这样的——站在地上茫然不知所措的她，被妈妈这样召唤着：“贞娃子，快亲亲爸爸呀！”她感到眼前的那个人很是陌生，“过了好长时间才敢走近他”。在刘力贞的记忆里，她和爸爸妈妈都是残酷“肃反”中侥幸生还，若干年后，她仍记得那恐怖气息：头上戴着布罩的“囚犯”，关人的窑洞以及埋人的大坑……同桂荣在照顾刘志丹养伤的同时，把刘志丹几件衣服全都洗干净了，她不知道刘志丹有会在哪一天去前线。
1936年4月，刘志丹率红军东征，出发前，他对同桂荣说：“你要好好抚养孩子，让她将来好好念书，长大做个有用的人。明天早上出发，你带上力贞来送送我！”但第二天，同桂荣却因一位老同志的来访，带女儿赶到时，刘志丹已经出发，而这也成了她和刘志丹夫妻间的最后告别，成了诀别。
在刘志丹的遗体被运回瓦窑堡，下葬时的那一声哭泣之后，同桂荣依然坚强地走出了失去丈夫的悲痛。组织问她将来想做些什么，她说：“我现在就是将孩子养大，让孩子将来继承他（刘志丹）的遗志。”又说：“我，虽然没文化，但还能继续为革命做些事。”
这就是同桂荣，一位延安时期红军干部的妻子，一位勤劳朴实，善良并坚强着的陕北妇女。在为人妻的同时，她尽力温暖着那些和丈夫一样的革命者，也温暖了那片苍苍茫茫的黄土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比贺子珍大5岁的她，与贺子珍亲如姐妹，情同手足。她喜欢听贺子珍讲长征故事；贺子珍也喜欢“陕北通”的她讲当地的风俗民情和生活常识。她忙碌时，贺子珍就帮她照看女儿。她也曾把给丈夫做的衣服送给比丈夫更需要衣服的红军，并对丈夫说：“你年轻，冷了蹦跳几下就过去，不像他们还是娃娃，经不起冻！”对此，丈夫总对战士们说：“你们的嫂子用新衣服优待小弟弟，总是偏心你们小弟弟哩！”每当红军领导人开会，她就做自己的“拿手饭”剁荞面招待大家。同志们高兴为此地说：“刘嫂子又给咱们改善伙食啦！”而平时，她身上总带着针线包，抽空就为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的指战员们缝补衣服。
在贺子珍的记忆里，还有这样一段：有次，同桂荣问她：“陕北冬天这么冷，毛主席为啥还穿单鞋？”当时，红军战士的棉衣很不充足，更说不上穿棉鞋了，就连毛泽东也没棉鞋穿。贺子珍不好意思直说，就告诉同桂荣：“主席长征时冻坏了脚，天冷就肿疼，有双棉鞋又太紧穿不成。”同桂荣听后，向贺子珍要了主席的鞋样，上街买回鞋料，用三天三夜时间就做好了一双又大又软的棉鞋送给主席。主席穿上大小正合适，非常高兴一个劲夸同桂荣心灵手巧。年底时，主席一天夜里办公，脚太靠近木炭火，没注意把鞋给烤了个洞。同桂荣闻知后又重给主席做了一双，接着又给其他几位领导人也各做了一双。
1936年冬，李敏出生，但早在7月，同桂荣就缝好的婴儿小被子、小衣服等，贺子珍看到高兴地说：“有刘嫂子在，我就放心了！”她还亲手为贺子珍接生，迎接了那个叫“姣姣”（李敏的小名）漂亮的小女孩的出生。因为，后来李敏去了苏联，她们40多年再没见过面。但有一年在上海，已是中年的李敏，一见面就认出来了她，叫她“刘妈妈”。
……
刘志丹牺牲后，刘力贞成为延安的“大名星”。《西行漫记》作者、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是见过刘力贞的，斯诺说刘力贞是一个漂亮的六岁小女孩，红军为刘力贞特制了一套军服，刘力贞扎着军官皮带，帽子上戴着五星，人人喜欢刘力贞。同桂荣在含辛茹苦养育女儿成人的同时，总是牵挂和关照姐妹们的儿女，不管是哪位姐妹分娩之后没有奶或者缺奶，她就急忙为婴儿找奶妈或者找羊奶、米汤等代乳品；哪位同志要寄养孩子，她就为他们悉心选择当地可靠的农民家庭。对此，姐妹们都感激地说：“多亏了刘嫂子啊！”而她只是说：“我喜欢孩子。他们都是革命的后代！”
全国解放后，同桂荣长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为幼儿教育事业付出了心血。1999年5月4日，同桂荣因病在西安逝世，享年94岁。此时，那些被她照顾过的孩子，已经分布在祖国不同的地方和岗位上，许多人成长为高中级领导干部，他们都依然会情不自禁地想多叫几声“刘妈妈”。而历史在此时，似乎有意回放到了刘志丹牺牲后，没有参加追悼大会的她，仍坐在城南的梨园里，那一树树梨花就是生命的怒放，开成了香的雪、热的雪！
刘志丹女儿刘力贞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参考了谷凌云《战地黄花：红色女性在陇东》（党史出版社，2013年），《刘志丹的故事》（社会出版社，2006年），《陕北红军主要创建人刘志丹将军之女刘力贞病逝》（南方都市报，2014年7月9日）等史料，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