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妇人杀夫不露痕迹，提刑官从《韩非子》中获得灵感，智破命案

公元前536年3月，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大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在这之前，法律条款是不明文公布的，为的是要起到“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目的，以法律的神秘感来震慑潜在的犯罪冲动。郑子产打破了这一陈规，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法学家，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行侦专家，在他的司法实践中，留下过一个流传千古的精彩案例。

《韩非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春秋时期的郑国，一天早上，郑国的国相子产乘车出行公干，经过一条小巷时，听到有个妇人在哭泣。子产听了片刻，示意车夫停车，他又仔细倾听了一会儿，吩咐手下去打听一下那妇女因何哭泣，很快有回报说是那妇女的丈夫死了，子产微微颌首，让车子继续前进。子产办完公务回府后，派人把那个妇女抓来，问她为什么要杀害丈夫。那妇人看着悲伤的样子，但被子产一问，就显得很慌乱，很快就招供了，是她亲手勒死了自己的丈夫。子产又派人去那妇人家里验尸，果然在他丈夫脖子上找到了勒痕。左右的人问子产：“您怎么知道那妇女是谋杀了丈夫呢？”子产答道：“是从她的哭声里判断出来的，她的哭声显得非常恐惧。一般说来，人们对于至亲的人，刚开始生病时会忧愁，等亲人病危快死的时候，会感到害怕，一旦亲人病逝就会哀痛不已。而她哭亡夫时，哭声并不哀伤，却有畏惧，所以我才认定这其中必隐藏着作奸犯科之事，必须加以追究。”郑子产仅凭哭声就识破了女子杀夫的罪行，靠的是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对人性的透彻理解。生活和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使他特别善于观察市井众生的言行举止，对有悖常理的现象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古代断案也特别重视察言观色，西周时就有“五听”之说，即“或听其声而知之，或视其色而知之，或诘其辞而知之，或讯其事而知之。盖以此四者得其情矣，故奸伪之人莫能欺也。”就是通过听其说话语调声音、观其脸色面容、分析其言辞陈述、讯问其事情原委而得到真相。以这四种方法去断案，便不会受到奸诈虚伪之人的欺骗。“五听”作为有效的办案手段，一直传承于中国古代的刑侦工作中，明代文献《皇明诸司公案》中，就记载了一位明朝官员用郑子产的办法侦破了一个疑案。明万历年间，润州，即如今镇江，有个百姓叫温焕，他妻子汪氏与邻人私通，时间一长，就被温焕察觉了，他羞愤难当。虽然古代“妇有七去之法”，他可以依法休妻，但这种事毕竟对家族声誉不利，他也不好让人知道，只能把愤怒憋在心头，因此恨极了汪氏，动不动就对她辱骂毒打，汪氏也对他愈加怨毒，而对邻人越加亲近。汪氏越来越不堪忍受整日被打骂的日子，她是个心肠狠毒的女人，决定除掉丈夫求得解脱。到了八月中秋那天，汪氏备下了丰盛的酒菜，小心伺候着丈夫喝酒，她殷勤地再三地劝酒，把温焕灌得烂醉如泥，然后用绳索绑缚丈夫手足，以布条塞其口，最后用一根三寸长的铁钉从头心钉下，不过片刻温焕就死了。杀了丈夫后，汪氏解开了绳索，重新为温焕挽起发髻，隐去所有痕迹，仔细检查后，她觉得万无一失了，然后放声哀嚎痛哭，谎称丈夫饮酒时突然中风而死。亲戚们赶到后，并没发现什么异样。由于温焕对汪氏的奸情守口如瓶，他们并不知道这对夫妻之间的矛盾，相信温焕确实是因过量饮酒导致的中风猝死，就一边安慰汪氏，一边帮着办理丧事。当夜，江苏提刑按察使韩日光正好在镇江巡视，他与同僚们一起登上万岁楼饮酒赏月。这里距温焕家不远，所以韩日光他们也听到不时有女子的哭声传来。到三更时，几个人酒兴将酣，韩日光便问左右：“这是谁家妇人啼哭？你等可去探问，然后回报。”很快，随从归报：“这是前街温焕之妻，因当日丧夫而哭。”韩日光听后脸色凝重，当时没说什么。

翌日，韩日光即令衙役把汪氏抓到官府，诘问道：“你丈夫因何而死？”汪氏哭着说：“昨晚饮酒后，突然中风而死。”韩日光又问：“为何不请人上门针灸救治？”汪氏说：“我一个妇人家，半夜三更不便孤身去请郎中，待到丈夫的亲房叔伯来看之时，身体已经僵冷，针灸已然不起作用了。”韩日光叱道：“你丈夫并非中风死，而是你谋杀的!”汪氏大惊，但立即矢口否认。韩日光见她不认，也不多说，让她回去，随时听候传唤。同时马上派县丞带着仵作去详细检验温焕的尸体，命令一定要查出致命原因再回报。县丞与仵作一起赶到温家，依法仔细检查，但温焕全身并无致死伤痕，也无中毒迹象。可是韩日光有令在先，县丞查不出死因怕被责罚，不敢回报，就叮咛仵作：“检查尸体上有什么异常，是你的职责，只有你能知道，如果查不出，大人追问，罪在你身。”仵作闻言又担忧又郁闷，可查了一夜也查不出问题，他无计可施，只能守在尸体旁反覆思虑，忽见数只大苍蝇落在尸体头顶，仵作灵机一动，马上解开发髻验看，只见头顶正心赫然有一枚铁钉。查到伤口，仵作心中不由大喜，急忙报告县丞，将结果呈报公堂。韩日光闻报，点头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本官昨晚仔细辨听这妇人的哭声，虽然哭得很急，却不悲痛，而是很害怕。我曾闻春秋时期郑子产有'夫人于其亲也，有病则忧，临死则惧，既死则哀’之言，如今听其哭声不哀而惧，所以断定其中另有问题。”于是他令差役再去把汪氏提来。汪氏的奸夫听到官府提审汪氏的风声很害怕，私下叮嘱她说：“此是你自己的错，并非我让你干的，千万莫要指出我来。”汪氏咬牙道：“我自作自受，决不连累你!”

汪氏再次被押到公堂后，韩日光喝问：“你谋杀亲夫，必有奸夫主使，且凶器铁钉是何人所打？你可逐一招来，免受大刑。”汪氏咬牙答道：“我是恨丈夫对我残酷虐待毒打，故而把他灌醉后杀了他，并无奸夫主使，至于铁钉，其实是丈夫以前用来钉大门的，并非由别人代打。我罪有应得，绝不牵连诬陷他人。”韩日光听罢汪氏之言后，怒斥她不顾人伦，不念夫妻情分，杀丈夫犹如杀猪，手段特别残忍，凶狠程度超过了汉朝的吕雉，必须按律严惩，明正典刑，当堂宣判，将汪氏处斩 。

汪氏杀夫一案，本无人举报，亲戚邻里也都认为温焕是饮酒中风而猝死，无人对此有所质疑。可是韩日光仅凭他听到的哭声便觉出异常，判断其中有问题，当他获悉是女子哭暴死的丈夫后，更是断定这是一起杀人案。韩日光显然是个极具责任心并富有职业素养的官员，即使在公务之外的娱乐中，也保持着高度职业敏感，不忘随时观察民情。与西方人在处世中一味强调契约、 程序、物证等冷冰冰的客观条件不同，中国人更看重复杂而鲜活的人情世故，善于从人们微妙的情感流露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并将其运用于工作和生活中。在古代，由于科技条件所限，政法机关在办案时没有现在那些技侦手段，更需要在观察嫌疑人神态举止、分析其言辞的基础上进行缜密的逻辑推理和判断，而这需要断案者对社会生活和人性有深刻地体察和感悟。2500年前郑子产从一个妇人的哭声中揭出了一桩谋杀丈夫的凶案，2000年后，韩日光也从一个女人的啼哭声中侦破了一起杀夫案，两者虽相隔2000年，却如出一辙，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而是郑子产和韩日光都把握了人性中共通的规律。然而，对人性的把握并不能替代科学，如果这个案件发生在冬季，那就不会有苍蝇，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仵作就没有机会发现犯罪痕迹，韩御史的推断也就不能被证实，汪氏将逃脱法律制裁。所以打击犯罪所依靠的不仅是对人情世故的洞察，更要依靠科学，只有科技的不断发展，才能为人类带来福祉，为社会带来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