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享誉学界的大型古文字工具书《古文字诂林》由上海教育出版社重版了。面对这皇皇的十二巨册，人们更多地感觉到的，是它带来的鲜花和掌声；而我，作为当年全程参与这一重大工程的责任编辑，却深深地体会到其中所凝聚的编委们的心血和汗水，其中尤以该书的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玲璞（笔名李圃）先生的呕心沥血让人感佩不已。在此，我谨以数年前写就的一篇旧文来寄托自己对李先生的怀念。
2012年底，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古文字诂林》主编李玲璞教授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的眼前不禁又浮现出李先生十几年如一日，孜孜矻矻编纂这部巨型古文字工具书的身影。记得那是1991年下半年，收到李先生回复我的第一封信，我很兴奋，因为信中说欢迎我报考他的研究生，同时也顺便提到他“刚接手了一个大项目”。后来入学之后我才知道，他所说的“大项目”就是今天的《古文字诂林》。那是王元化先生有感于学界的浮躁，应该做一些“打基础”的工作而倡议编纂的。这一项目由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立项，后来被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点图书项目，委托华东师范大学组织编纂。主编的重担交给了李玲璞先生。李先生当时五十多岁，年富力强，篮球打得很好，听说年青时还当过手球队的运动健将，强健的体魄保证了他日后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到繁重的《诂林》编纂工作中去。在学术方面，这次中国文字学会的唁电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李玲璞先生为中国文字学会的筹建和建设工作投入了巨大精力，并担任中国文字学会第一届常任理事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为学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实，早在1982年，李先生就组织古文字研究小组编纂了一部《说文部首汇释》，前列各体古文字形，后附诸家释文，字形已不局限于小篆，列入了甲骨及金文；释文也突破了20年代丁福保编的《说文解字诂林》，加入了罗振玉、王国维、于省吾等近现代名家的新说。此书虽说规模不大，又仅仅是谈部首的，但已初具后来《古文字诂林》的雏形。然而与《说文部首汇释》不同的是，《古文字诂林》的规模要大得多，它收集了甲、金、古陶、货币等八大类古文字字形和考释资料，编成后规模达十二巨册，一千五六百万字。李先生接受这一重任后，首先面临的是编纂队伍的组建问题。他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主体，特邀中国社科院、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和上海师大等单位的青年学者组成了20位不脱产人员构成的《古文字诂林》编纂委员会，并于华东师范大学设立了《古文字诂林》编纂室；同时还聘请朱德熙、李学勤、胡厚宣、马承源、张政烺、裘锡圭、戴家祥、顾廷龙等八位国内著名学者担任顾问。实践证明，李先生对编纂队伍的组建是富有战略眼光的，这是一支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学术团队，同时又得到学术顾问和其他专家学者的指导，这为《诂林》编纂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着便是考释资料的收集工作。编委会经反复研讨，决定凡海内外所有用中文发表的考释资料均在搜求之列。这是一个工作量十分庞大的任务。李先生将编委会分成几个小组，北上南下，奔赴全国各大城市的图书馆和高等院校图书馆，还同各省市的文博考古单位和专业期刊编辑部保持广泛的联系，以期资料搜集尽量齐备。记得我做研究生时，曾随着王世伟等编委老师除到北图、北大的图书馆和中文、考古等系所的资料室搜求外，还蒙裘锡圭先生俯允，到他家资料丰富的书房内搜寻了一天。这一工作十分繁复而艰难，前后共花了四年半时间。而能够将这样繁难复杂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充分体现了李先生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与此同时，为了编纂体例的进一步完善，李先生还带领编委会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和南京等主要城市召开了多次专家论证会，参加论证的专家不下百位，如著名学者任继愈、张岱年、李学勤、裘锡圭、周一良、汤一介等。特别是时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的许嘉璐先生忍着车祸造成的病痛，脖子上上着夹板参加论证会，并对编纂工作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时任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所长的刘坚先生，因患脑萎缩无法行走而被搀扶着坚持全程参加了论证会。这么多专家学者如此热心这一项目，除了学术之公义以外，我想，也还有朋友间私人的情谊在。我时常惊异于李先生交友之广，如跟许嘉璐先生长久而深沉的友谊。有时即使在学术上与朋友的观点不完全一致，也不影响朋友之间的交往。比如李先生并不完全赞同汉字的简化，可他同当时的国家语委副主任傅永和先生却是一对铁哥们儿。有一次，我去拜访傅先生时谈到李老师，傅先生一挑大拇哥，赞道：“山东好汉！他在我这儿还曾复印过许多五六十年代的俗字调查材料呢。”我曾和李先生谈起过他的交友之道，李先生只是简单地教导我：“交友以诚，用真心。”话很质朴，却直入我心，所以至今依然记得。我想，李先生真诚、豁达的人格魅力，对《诂林》编纂工作的顺利开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编纂体例形成以后，便进入了原始文献的审读阶段。这又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要将二十几个书架的原始文献资料通读一遍，按编纂体例进行取舍剪裁，然后将选中的资料依据史的线索，按出版时间先后的次序编排，分门别类地装入一万多个相关的字头袋，想想都令人害怕。可是李先生作为主编，却身先士卒，承担了与其他编委一样的审读、加工工作。这会让许多现在的挂名主编们感到汗颜。不过后来，听说编纂工作又遇到了波折。由于原先没有充分考虑到项目的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和难度之高，项目进行到一半，当初预算严重不足的拨付经费已基本用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项目面临下马的风险。据师母回忆，那段时间，李先生心急如焚，回家后常常一个人枯坐在他那简陋的书桌前，半天不说一句话，只是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有时半夜两三点钟，师母起来，看到李先生还坐在那里沉思，周围的地上已撒满了烟蒂。好在过了一段时间，经李先生多方奔走，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李先生通过王为松先生，与上海教育出版社经过多轮磋商，最终达成协议，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对项目投入后期经费，书稿编成后交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那是在1997年左右，我已毕业，在上教社当了几年的编辑了。碰到李先生时，他脸上重又浮现出开心的笑容。他兴奋地对我说：“连王元化先生都对我说，没想到我这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倒办成了一件大事，救活了一个项目。”那神情，就像一个小学生考试得了一百分一样。这样，因为《诂林》的因缘，我与李先生的接触又多了起来。书稿要出版，就面临着排版的问题。古文字类图书，一向因为古文字字形的难以处理和怪字的繁多而被出版界视为畏途。《说文解字诂林》采用的是“剪刀加浆糊”的手工作坊式做法，一书之内，字体千奇百怪，文字大大小小，那是面对技术难题而采取的无奈之举。于是，传统的文字学著作，大多采用最传统的做法——人工手抄，再影印出版。但对于《古文字诂林》来说，那种做法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是规模如此庞大，合格的抄手哪里去找？二是人工手抄极易出错，质量难以保证。在人类已进入信息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如何将古文字排版与信息技术结合起来呢？李先生在这一点上思想却是颇为激进的，他想在这一方面来一个突破。于是，编委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调研，北到北京、保定，南到广州、深圳，以及长三角的上海、常州等地，最终找到了初具技术实力的上海杰申电脑排版有限公司。编委会和排版公司联合攻关，开发了“古文字字形库及排版系统”，利用该系统进行排版，使得《古文字诂林》在古文字的保真度、清晰度以及整体排版印刷效果上都远远胜过其原始资料，让这套书带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技术难题突破了以后，就进入了图书出版阶段。一两百个装满原稿的纸箱，一万多个资料袋，近十万页原稿，八个校次的校样，在编委、编辑和排版人员间轮转多次，七年间没有发生大的差错，全赖李先生的调度。碰到问题，事无巨细，我们总找李先生商量，而他以主编之尊，却毫无烦言。实际上，那时李先生已近古稀之年了，还天天坐镇办公，我们没有注意他日渐消瘦的身体，还经常拿一些小问题去打搅他，现在想来，真是不应该。在出版过程中，李先生力排众议，坚持用古隶定字作为字头。他从每个字的取象发生到成字造义，参验众说，考察字形结构与所表语词的关系，将形体规范、理据充分的秦汉篆书分笔书写，使其笔画化。一万多古隶定字头要指导排版公司一一造出，且点画不能有丝毫闪失，还要为索引标注笔画，如此巨量的繁重工作，李先生以古稀之躯一人任之，让人起初有点诧异。如果采用后世通行繁体字作为字头，不知可省力多少。及至在后来的总结文章中，李先生指出这是要“在中国字样史上为古今文字的演变架起一座桥梁”，我辈“偷懒主义者”才明白这是他将自己的学术理想付诸实践的一次尝试，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在学术上，李先生真是一位知行合一的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2005年，《诂林》的最后第十二册终于面世了。鲜花和掌声纷纷涌来。新闻媒体赞誉道，这部书“集万卷于一册，汇众说于一编”，“标志着上下三千年历史中各类古文字形体的集大成，也标志着千百年来历代学者关于古文字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这部书得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通令嘉奖，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和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最高级别的荣誉。同时，通过《诂林》的编纂，李先生也带出了一支迅速崛起的学术队伍，脱胎于学校“文字学研究中心”的“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异军突起，已成为国内文字学学术研究的重镇，成为教育部为数不多的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可是面对这一切荣誉，李先生却退隐了。从本质上说，李先生从来就是一个淡泊名利、醉心学术的学者。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延续和保存，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光大，本着“为往圣继绝学”的崇高理想，李先生毅然放下了自己对于文字学理论研究的宏大计划，全身心地投入到《诂林》的编纂工作中去。这一放就是十五年。要知道，这十五年，对于一个以自己独创的字素理论在文字学界崭露头角，学术思想日益成熟的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人的学术生命，又能有几个十五年呢？然而李先生为了一个更为远大、更为崇高的理想，将这一切个人的考量放下了。如今好了，经过十五年的“炼狱”，终于功德圆满，一身轻松了，终于又可以重拾十五年前的梦想，躲到“象牙塔”中去重构字素之梦了。“抓紧时间，时不我待啊”，李先生又一次兴奋地对我说。2007年的一天，已身患癌症的王元化先生将李先生和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包南麟总编请到他所住的庆余别墅，我也陪在一旁。王先生用带着询问的口气说道：“《诂林》是编好了，可卷数太多，那是专业人士用的，一般人买不起。你们能不能在《诂林》的基础上再编一部精要、易懂、实用的简编本呢，那样更有助于普及。”面对这样一位一直关心、支持《诂林》编纂工作的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面对这样一位身陷沉疴却仍在关心学术普及的老学者，李先生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们试试吧，王先生。”李先生轻轻地说。声音虽然是轻的，可这句承诺在我今天想来，仍然是掷地有声的。为了这句诺言，李先生再次放下自己的研究，投入到简编本的规划中去。再一次，因了古文字的因缘，我和李先生的联系又密了起来。记得那几天，不知道电话中讨论了多少次，最后还是李先生拍板，“就叫《古文字释要》吧”，好，又平实又准确。接着，李先生又思索再三，定下了编纂体例。一条条，一项项，都是从一般读者的需要着手，贯彻王先生“精要、易懂、实用”的原则，可以看出，每一条都费尽心思。然后，我们几个参加编纂的人就进行了分工，一有问题，就去向李先生请教。每隔几周，就要到干训楼李先生狭小的办公室里开会，汇报项目进程，讨论编纂中遇到的问题。这时候，我注意到，李先生比以前消瘦了许多。一遇天气变化，他就咳个不停，并且有时感冒几个月都不好。当年的运动健将，身上的抵抗力竟然脆弱得一至于此，这大概与十几年来，《诂林》编纂工作的劳心与费力有关吧。一次，李先生从北京参加学术会议回来，又患上了感冒，这一次特别厉害，一连几个月，师母陪着李先生辗转上海各大医院，仍然未见好转。后来，李先生就在家吸上了氧气，已经很少出门了。他让师母打电话给我，让我把大家做好的书稿送他家，他就在家一边吸氧，一边看稿。看着李先生指着书稿的瘦瘦的手指，看着李先生戴着鼻息说话时吃力的模样，我不禁悲从中来。前年春节，李先生住进了医院，经历过多次急救，每次都转危为安。我去医院看他时，他尽管说话困难，却总还试图和我谈《古文字释要》的进度问题。有一段时间，他病情比较稳定，还提出要看校样。我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古文字释要》早日面世。”幸好，就在那年年底，书出版了。我在第一时间赶紧把书送去。李先生十分高兴，叫师母扶他起来，硬撑着坐在病床上，把《释要》放在面前，左端祥，右端祥，就像在看一件稀世珍宝一样。为了报答亲友的关心，他还想自己亲笔签名，将《释要》分送给亲朋好友。可是因为无力握笔，那几本书直到最后，仍然静静地躺在他的床边……这次，许嘉璐先生发来的唁函中称，李先生“黾勉勤劳一生，所奉献于世者，学林将永铭之”，可谓知者之言，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