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怀念希尼？
[导读]希尼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奖词称他“具有抒情诗般的美和伦理深度，使日常生活中的奇迹和活生生的往事得以升华”。很少有诗人像希尼这样用日常生活带入生命意义和价值。
谢默斯·希尼（图片来自网络）
一、我们为什么怀念希尼？
2013年8月30日，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去世，这时他74岁，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而他本人则被誉为“公认的当今世界最好的英语诗人和天才的文学批评家。”得到这个消息后，诗人廖伟棠在在微博上写了三个字：“太早了”。
的确，74岁对于一个诗人并不算苍老，但是四年前希尼罹患中风，身体状况一直令人堪忧。据他本人回忆，他与妻子玛丽一同参加朋友寿宴时，“突然发现自己有条腿扭曲了”，朋友们将他搀扶下楼，他却突然流下眼泪，“是的，我哭了。我想要我爸爸，说来真是怪怪的。我觉得好幼稚。”
没错，这就是一个诗人所描述的病痛，而据《卫报》报道，希尼生前留下的最后的话，是发给妻子的短信，拉丁文“Noli timere”，意思是“不要害怕”。如那首让他成名的诗：《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 ，希尼一直用质朴写诗、写生命。
1939年4月13日，谢默斯·希尼出生于北爱尔兰乡村一个虔信天主教、世代务农的家庭。15岁以前，他在白色的农舍里过得安静而普通。如果不是遇上了一位好老师，希尼不会自己去找诗歌来读。20岁上下，他读泰德·休斯等20世纪英国诗人的作品时，才觉得心内蛰伏已久的什么被唤醒了，“觉得自己有能力更自由地进入语言的领地”，这也使他“从一个浑身泥浆的野孩子，变成了温文尔雅的文人”。
当年的腼腆少年，在越来越接近成为一位诗人的时候，却不断在诗行间反渗出春日施肥耕种时的泥土味。在《人类之链》中依然如此：一袋煤炭也能入诗，领受诗人耐心的、不断留出停顿的词句调遣。这自然也引来了一些批评。美国有主流书评报刊认为，也许众人过分敬重希尼的“迷失在田园里的诗篇”了，批评者认为希尼越来越有“将华兹华斯等英国浪漫派诗人的旧式掘土机拉到了当代的世界里，指甲缝里还嵌着前人的泥土”。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在世时也曾评论过希尼的爱尔兰“就好比是都柏林里的迪斯尼乐园”。还有英国的书评人指出，新诗集里的希尼就像“给自己写好了讣告”。
然而在希尼看来，这些批评所隐含的另一层含义是：批评自己的“田园诗篇”视现实于不顾。他承认当今的诗歌具有比过去更多的社会写实性，可他说自己有点想念传统的写作方式：“乔伊斯说的：'恰如其分的顺序，恰如其分的词句。’”
希尼善于运用平凡的现实生活中某一瞬间，某一事件的细节描写来引起读者情感，甚至哲思的共鸣，但他强调：诗不是纪实的内容在起作用，而是抓住你耳朵的某种美感和惊奇的语言用法在影响诗。
这样的坚持，最终让希尼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奖词称他“具有抒情诗般的美和伦理深度，使日常生活中的奇迹和活生生的往事得以升华”。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是诗人乐此不疲书写的一个题材，但少有诗人像希尼这样用日常生活带入生命意义和价值。与那些高屋建瓴的虚无主义相比，希尼的阐述更加深沉可靠，他不仅仅是言语和技巧的游戏，更多的，他带着如父亲甚至祖父用“挖土豆”的办法而积攒的睿智，这就是土地与哲学的交融。
二、诺贝尔里的诗歌
维斯瓦娃·辛波丝卡:“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在诺贝尔文学奖中，诗歌从未因自己篇幅短小而在角逐中失利。1996年，在希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辛波丝卡继续接过桂冠，同时，她也是文学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诗人。评论称：“她的诗作虽具高度的严谨性及严肃性”。但在波兰，辛波丝卡却拥有十分广大的读者。她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诗集《巨大的数目》，第一刷一万本在一周内即售光。
在辛波丝卡的每一本诗集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她追求新风格、尝试新技法的用心。 她擅长自日常生活汲取喜悦，以小隐喻开发深刻的思想，寓严肃于幽默、机智，是以 小搏大，举重若轻的语言大师。
辛波丝卡关心政治，但不介入政治。严格地说，她称不上是政治诗人——也因此她的书能逃过官方检查制度的大剪，得以完整的面貌问世——但隐含的政治意涵在她诗中到处可见。在《桥上的人们》这本诗集里，她多半以日常生活经验为元素，透过独 特的叙述手法，多样的诗风，锤链出生命的共相，直指现实之荒谬、局限，人性之愚 昧、妥协。此处译介的五首诗即出自此书。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280090/
辛波丝卡认为生存是天赋人权，理应受到尊重。在《种种可能》一诗，她对自己的价值观、生活品味、生命认知做了相当坦率的表白。从她偏爱的事物，我们不难看出 她恬淡自得、自在从容、悲悯敦厚、不道学、不迂腐的个性特质。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自主个体，依附于每一个个体的“种种可能”正是人间的可爱之处。透过这首诗，辛波丝卡向世人宣告生命之多样美好以及自在生存的权利，因为“存在的理由是不假外 求的”。
这也许不是一个诗的时代——或者，从来就未曾有过诗的时代——但人们依旧写诗 、读诗，诗依旧存活着，并且给我们快乐，安慰。辛波丝卡是懂得诗和生命的况味的， 当她这样说：“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这位迷人的女诗人，于2012年2月1日，在克拉科夫逝世，享年88岁。
特朗斯特罗姆：“诗人必须敢于放弃用过的风格，敢于割爱、消减”
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这既是时隔15年，诗人再度和诺奖结缘，也是诺奖的一次“回家”。诺奖评委也通过这种方式，向这位半身瘫痪仍坚持探索的老诗人致敬。
特朗斯特罗姆成名于1954年。那年，他出版了处女作《诗十七首》，震惊西方诗坛。其中一首叫《果戈理》，李笠、董继平、李之仪、北岛都翻译过。三种翻译韵味各有不同，而在学术上的争议也相持不下。这首诗很短，但用北岛的话说：“他从阅读开始进入果戈理的生活，从童年到彼得堡直到死亡；不仅涉足作家的一生，也涉及其内在的危机，并由此展示了人类普遍的困境。”后来北岛才知道，写《果戈理》时特朗斯特罗姆才18岁，成熟得和年龄极不相称，“我大吃一惊。”
这样一位诗人，却住在波罗的海的龙马岛上，与世隔绝。1985年夏，即游览长城后半年，北岛和马悦然夫妇拜访了特朗斯特罗姆的家，蓝房子。“它至少有150年历史，天花板很低，窗户很小，楼梯吱吱呀呀。”北岛的随笔集《失败之书》，就取自于此。
岛上的生活很悠闲，大家喝啤酒、聊天，正符合瑞典人的习性。小时候，特朗斯特罗姆沉浸于自然博物馆、铁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乐此不疲，时间仿佛被拉长了。他一直保持着这节奏，这或许是他和“汉语的传统”相契合的原因。从成名到1980年代末，特朗斯特罗姆总共推出了8本诗集，频率堪称舒缓。
1990年12月，特朗斯特罗姆中风。“中风后他也没有停止写作，只不过鉴于身体状况，速度更慢、形式也更短小了，类似于日本俳句。”北岛介绍。他曾为了一首长诗耗费十年，他说过：“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特朗斯特罗姆的沉默是富有力量的。
三、诗歌在中国
北岛与诺贝尔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官方意义上第一个获得此奖项的中国人。但在此之前，与那些擦肩而过的诺奖得主站在一起的还有著名诗人北岛。
2009年10月8日，此前并不被看好的德国女诗人赫塔·米勒8日爆冷，获得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而那年，世界最大的博彩公司、英国立博公司（Ladbrokes）在那年文学奖开出赌盘，公布了预测获奖名单的赔率。诗人北岛排名第28，赔率为50/1。尽管这个赔率与赫塔·米勒相同，但后者却成了最后的赢家。
在国内，北岛被尊为诗歌偶像，在国外，也是知名度很高的诗人之一。据说北岛在一九九六年以前曾多次进入终审名单，有一次投票表决时，只有一票之差。北岛一再落选，评委主要是从其诗歌的艺术成就着眼的。据说，评委中有人认为，北岛深受瑞典诗人汤斯托墨（Thomas Transtrromer）的影响，既然多次被提名诺奖的汤斯托墨尚未获奖，那么，北岛也只好搁置下来。
这些因素，让北岛与诺奖失之交臂，然而除了北岛，中国的诗人还有没有可能继续挺进诺贝尔？
在中国，要写诗
中国诗歌最蓬勃的时代应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时诗文遍地，几乎每个青年都怀着“诗人之心”，然而当这些文学青年迅速成长之后，又纷纷出离诗歌，只留下少数诗人，依然创作、朗读。
虽然各种各样的诗歌节如今再度兴起，但这些力量对诗人和诗歌在公共空间被认知的作用依然甚是薄弱。诗人、诗歌适合在专业领域交流还是在公共空间传播？它是否最终只属于小部分人的乐趣？与这些问题相比，更重要的是，诗歌到底为当下时代带来了什么。对此，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的阐述如此：
“西方的工业革命带来了诗、画和音乐和现代化，但是我们文化的发展和西方的发展并不相同。”退休前执教耶鲁大学的郑愁予分析说，“西方诗歌有一派就说是为自己创作，但是中国诗歌创作要关注生灵，不能只为了自己。”
“诗有一个精神层次，我称它为性灵。性是天性，人是合群的动物，而诗是人群中联络情感的一种工具。灵（靈）的字义是巫师供奉礼器向上天祈祷，体现人和天交接的能量。”对于现代社会与诗歌的关系，郑愁予认为，诗歌不会灭亡，爱诗的人大有人在，但是“如果我们搞现代化把性灵泯灭了，诗本身的精神依靠也就没有了。”
“从《诗经》之前的时代到今天，中国诗歌不停变化形式，但并没有失落性灵的精神层次不能失落，否则诗歌就会失去对人类的非物质力量的表达。”郑愁予说，有些流行歌曲过耳即逝，而有些流行歌曲能长久流传，这同样与歌词的质量有关。“像披头士的歌从没有过时，这就是因为歌词很好，这就是诗的力量。”
而当代诗人翟永明曾说：“我觉得大家对诗意的理解还停留在古代社会，觉得只要进入工业化就完全没有诗意了，觉得当代诗人写的跟日常生活有关的诗歌是完全没有诗意的，这是非常狭隘的对诗意的理解。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今天所说的诗意跟古代也不一样，每个时代有它那个时代的诗意，如果是比较敏锐的诗人，他应该在他所处的时代、在他身边能找到诗意。”
对于诗的诞生，我们有种种解释。对于诗歌存在或消亡，诗人梦想与现状，我们听到的讨论也是此消彼长。然而无法否认的是，诗歌在用另一种方式，记录历史。与编年体的史书不同的是，它带着人情留下的温度和幻想，用灵性还原时代。这也是谢默斯·希尼最可贵之处。 返回腾讯网首页>>
谢默斯·希尼（图片来自网络）
一、我们为什么怀念希尼？
2013年8月30日，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去世，这时他74岁，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而他本人则被誉为“公认的当今世界最好的英语诗人和天才的文学批评家。”得到这个消息后，诗人廖伟棠在在微博上写了三个字：“太早了”。
的确，74岁对于一个诗人并不算苍老，但是四年前希尼罹患中风，身体状况一直令人堪忧。据他本人回忆，他与妻子玛丽一同参加朋友寿宴时，“突然发现自己有条腿扭曲了”，朋友们将他搀扶下楼，他却突然流下眼泪，“是的，我哭了。我想要我爸爸，说来真是怪怪的。我觉得好幼稚。”
没错，这就是一个诗人所描述的病痛，而据《卫报》报道，希尼生前留下的最后的话，是发给妻子的短信，拉丁文“Noli timere”，意思是“不要害怕”。如那首让他成名的诗：《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 ，希尼一直用质朴写诗、写生命。
1939年4月13日，谢默斯·希尼出生于北爱尔兰乡村一个虔信天主教、世代务农的家庭。15岁以前，他在白色的农舍里过得安静而普通。如果不是遇上了一位好老师，希尼不会自己去找诗歌来读。20岁上下，他读泰德·休斯等20世纪英国诗人的作品时，才觉得心内蛰伏已久的什么被唤醒了，“觉得自己有能力更自由地进入语言的领地”，这也使他“从一个浑身泥浆的野孩子，变成了温文尔雅的文人”。
当年的腼腆少年，在越来越接近成为一位诗人的时候，却不断在诗行间反渗出春日施肥耕种时的泥土味。在《人类之链》中依然如此：一袋煤炭也能入诗，领受诗人耐心的、不断留出停顿的词句调遣。这自然也引来了一些批评。美国有主流书评报刊认为，也许众人过分敬重希尼的“迷失在田园里的诗篇”了，批评者认为希尼越来越有“将华兹华斯等英国浪漫派诗人的旧式掘土机拉到了当代的世界里，指甲缝里还嵌着前人的泥土”。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在世时也曾评论过希尼的爱尔兰“就好比是都柏林里的迪斯尼乐园”。还有英国的书评人指出，新诗集里的希尼就像“给自己写好了讣告”。
然而在希尼看来，这些批评所隐含的另一层含义是：批评自己的“田园诗篇”视现实于不顾。他承认当今的诗歌具有比过去更多的社会写实性，可他说自己有点想念传统的写作方式：“乔伊斯说的：'恰如其分的顺序，恰如其分的词句。’”
希尼善于运用平凡的现实生活中某一瞬间，某一事件的细节描写来引起读者情感，甚至哲思的共鸣，但他强调：诗不是纪实的内容在起作用，而是抓住你耳朵的某种美感和惊奇的语言用法在影响诗。
这样的坚持，最终让希尼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奖词称他“具有抒情诗般的美和伦理深度，使日常生活中的奇迹和活生生的往事得以升华”。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是诗人乐此不疲书写的一个题材，但少有诗人像希尼这样用日常生活带入生命意义和价值。与那些高屋建瓴的虚无主义相比，希尼的阐述更加深沉可靠，他不仅仅是言语和技巧的游戏，更多的，他带着如父亲甚至祖父用“挖土豆”的办法而积攒的睿智，这就是土地与哲学的交融。
二、诺贝尔里的诗歌
维斯瓦娃·辛波丝卡:“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在诺贝尔文学奖中，诗歌从未因自己篇幅短小而在角逐中失利。1996年，在希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辛波丝卡继续接过桂冠，同时，她也是文学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诗人。评论称：“她的诗作虽具高度的严谨性及严肃性”。但在波兰，辛波丝卡却拥有十分广大的读者。她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诗集《巨大的数目》，第一刷一万本在一周内即售光。
在辛波丝卡的每一本诗集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她追求新风格、尝试新技法的用心。 她擅长自日常生活汲取喜悦，以小隐喻开发深刻的思想，寓严肃于幽默、机智，是以 小搏大，举重若轻的语言大师。
辛波丝卡关心政治，但不介入政治。严格地说，她称不上是政治诗人——也因此她的书能逃过官方检查制度的大剪，得以完整的面貌问世——但隐含的政治意涵在她诗中到处可见。在《桥上的人们》这本诗集里，她多半以日常生活经验为元素，透过独 特的叙述手法，多样的诗风，锤链出生命的共相，直指现实之荒谬、局限，人性之愚 昧、妥协。此处译介的五首诗即出自此书。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280090/
辛波丝卡认为生存是天赋人权，理应受到尊重。在《种种可能》一诗，她对自己的价值观、生活品味、生命认知做了相当坦率的表白。从她偏爱的事物，我们不难看出 她恬淡自得、自在从容、悲悯敦厚、不道学、不迂腐的个性特质。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自主个体，依附于每一个个体的“种种可能”正是人间的可爱之处。透过这首诗，辛波丝卡向世人宣告生命之多样美好以及自在生存的权利，因为“存在的理由是不假外 求的”。
这也许不是一个诗的时代——或者，从来就未曾有过诗的时代——但人们依旧写诗 、读诗，诗依旧存活着，并且给我们快乐，安慰。辛波丝卡是懂得诗和生命的况味的， 当她这样说：“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这位迷人的女诗人，于2012年2月1日，在克拉科夫逝世，享年88岁。
特朗斯特罗姆：“诗人必须敢于放弃用过的风格，敢于割爱、消减”
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这既是时隔15年，诗人再度和诺奖结缘，也是诺奖的一次“回家”。诺奖评委也通过这种方式，向这位半身瘫痪仍坚持探索的老诗人致敬。
特朗斯特罗姆成名于1954年。那年，他出版了处女作《诗十七首》，震惊西方诗坛。其中一首叫《果戈理》，李笠、董继平、李之仪、北岛都翻译过。三种翻译韵味各有不同，而在学术上的争议也相持不下。这首诗很短，但用北岛的话说：“他从阅读开始进入果戈理的生活，从童年到彼得堡直到死亡；不仅涉足作家的一生，也涉及其内在的危机，并由此展示了人类普遍的困境。”后来北岛才知道，写《果戈理》时特朗斯特罗姆才18岁，成熟得和年龄极不相称，“我大吃一惊。”
这样一位诗人，却住在波罗的海的龙马岛上，与世隔绝。1985年夏，即游览长城后半年，北岛和马悦然夫妇拜访了特朗斯特罗姆的家，蓝房子。“它至少有150年历史，天花板很低，窗户很小，楼梯吱吱呀呀。”北岛的随笔集《失败之书》，就取自于此。
岛上的生活很悠闲，大家喝啤酒、聊天，正符合瑞典人的习性。小时候，特朗斯特罗姆沉浸于自然博物馆、铁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乐此不疲，时间仿佛被拉长了。他一直保持着这节奏，这或许是他和“汉语的传统”相契合的原因。从成名到1980年代末，特朗斯特罗姆总共推出了8本诗集，频率堪称舒缓。
1990年12月，特朗斯特罗姆中风。“中风后他也没有停止写作，只不过鉴于身体状况，速度更慢、形式也更短小了，类似于日本俳句。”北岛介绍。他曾为了一首长诗耗费十年，他说过：“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特朗斯特罗姆的沉默是富有力量的。
三、诗歌在中国
北岛与诺贝尔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官方意义上第一个获得此奖项的中国人。但在此之前，与那些擦肩而过的诺奖得主站在一起的还有著名诗人北岛。
2009年10月8日，此前并不被看好的德国女诗人赫塔·米勒8日爆冷，获得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而那年，世界最大的博彩公司、英国立博公司（Ladbrokes）在那年文学奖开出赌盘，公布了预测获奖名单的赔率。诗人北岛排名第28，赔率为50/1。尽管这个赔率与赫塔·米勒相同，但后者却成了最后的赢家。
在国内，北岛被尊为诗歌偶像，在国外，也是知名度很高的诗人之一。据说北岛在一九九六年以前曾多次进入终审名单，有一次投票表决时，只有一票之差。北岛一再落选，评委主要是从其诗歌的艺术成就着眼的。据说，评委中有人认为，北岛深受瑞典诗人汤斯托墨（Thomas Transtrromer）的影响，既然多次被提名诺奖的汤斯托墨尚未获奖，那么，北岛也只好搁置下来。
这些因素，让北岛与诺奖失之交臂，然而除了北岛，中国的诗人还有没有可能继续挺进诺贝尔？
在中国，要写诗
中国诗歌最蓬勃的时代应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时诗文遍地，几乎每个青年都怀着“诗人之心”，然而当这些文学青年迅速成长之后，又纷纷出离诗歌，只留下少数诗人，依然创作、朗读。
虽然各种各样的诗歌节如今再度兴起，但这些力量对诗人和诗歌在公共空间被认知的作用依然甚是薄弱。诗人、诗歌适合在专业领域交流还是在公共空间传播？它是否最终只属于小部分人的乐趣？与这些问题相比，更重要的是，诗歌到底为当下时代带来了什么。对此，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的阐述如此：
“西方的工业革命带来了诗、画和音乐和现代化，但是我们文化的发展和西方的发展并不相同。”退休前执教耶鲁大学的郑愁予分析说，“西方诗歌有一派就说是为自己创作，但是中国诗歌创作要关注生灵，不能只为了自己。”
“诗有一个精神层次，我称它为性灵。性是天性，人是合群的动物，而诗是人群中联络情感的一种工具。灵（靈）的字义是巫师供奉礼器向上天祈祷，体现人和天交接的能量。”对于现代社会与诗歌的关系，郑愁予认为，诗歌不会灭亡，爱诗的人大有人在，但是“如果我们搞现代化把性灵泯灭了，诗本身的精神依靠也就没有了。”
“从《诗经》之前的时代到今天，中国诗歌不停变化形式，但并没有失落性灵的精神层次不能失落，否则诗歌就会失去对人类的非物质力量的表达。”郑愁予说，有些流行歌曲过耳即逝，而有些流行歌曲能长久流传，这同样与歌词的质量有关。“像披头士的歌从没有过时，这就是因为歌词很好，这就是诗的力量。”
而当代诗人翟永明曾说：“我觉得大家对诗意的理解还停留在古代社会，觉得只要进入工业化就完全没有诗意了，觉得当代诗人写的跟日常生活有关的诗歌是完全没有诗意的，这是非常狭隘的对诗意的理解。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今天所说的诗意跟古代也不一样，每个时代有它那个时代的诗意，如果是比较敏锐的诗人，他应该在他所处的时代、在他身边能找到诗意。”
对于诗的诞生，我们有种种解释。对于诗歌存在或消亡，诗人梦想与现状，我们听到的讨论也是此消彼长。然而无法否认的是，诗歌在用另一种方式，记录历史。与编年体的史书不同的是，它带着人情留下的温度和幻想，用灵性还原时代。这也是谢默斯·希尼最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