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育麟：《资治通鉴》奠定了宋朝灭亡的理论基础
《资治通鉴》奠定了宋朝灭亡的理论基础
《资治通鉴》被称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编年通史。北宋政治家司马光也因主编此书而获得与司马迁齐名的史学家称号，被誉为“史家两司马”。
这部史书历时19年编辑而成，成书后宋神宗赐名为《资治通鉴》，意为“以史为鉴，有利于统治之道”。还被皇太子奉为“第一必读治国教材”。更被后来的帝王将相，文人骚客视为金科玉律、无上宝典。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有如此伟大的理论指引，而且有如此伟大的政治家亲自主政，那个GDP已经排名世界第一的大宋王朝，好端端的一个“太平盛世”，怎么突然间就衰落了呢？那个能诗善画的高雅皇帝，怎么就被大字都不识几个的蛮夷首领轻易击败，甚至父子皇帝都成了人家的俘虏呢？
打开《资治通鉴》第一卷第一篇我就找到了答案。
【卷一/周纪一】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四零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乎惧而不敢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四零三年），晋国的三家大夫魏斯、赵籍、韩虔欺凌国君，瓜分了晋国，被周烈王封为为诸侯。
《资治通鉴》选取这个历史事件作为开篇，绝不是随意的。因为司马光要借这个事件来表达自己最根本的政治理念。“臣光曰”之后的大段文字，就是司马光最重要的政治主张。
司马光说：我认为天子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维护礼制。礼制中最重要的就是“名分”。什么是“名分”？就是君臣有别，贵贱有分。
他进一步解释说：四海之内，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就是那些智慧绝伦的人都只能为天子服务，不就是礼制名分的缘故吗！因此，天子统辖三公，三公督率诸侯，诸侯控制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庶人。高贵的指挥卑贱的，卑贱的服从高贵的。如此，上级指使下级，好比心腹运转手足，根本控制枝叶；下级事奉上级，如同手足捍卫心腹，枝叶庇护本根，然后上下才能相保，国家才可以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尊崇礼制更重要的了。
对统治者来说，真是这样当然很好。问题是，高贵者对于卑贱者会像对手足那样的爱护吗？常见的现实是，高贵者自己穷奢极欲、无恶不作，而对卑贱者敲骨吸髓、残暴无情。他们永远不会明白，手足烂掉了，那高贵的心脏还能支撑多久呢？
接着司马光又借《周易》的句子来论证，“君臣的名位，如同天地不可更动啊！”还举例说：如果以微子的贤才，代纣王而有天下，那么成汤可永远与天相配；以季札的德能，担任吴国国君，那么太伯可以永远得到奉祀。然而他们两位宁可身受亡国的悲哀，不愿取而代之，实在是因为礼的大节不可破坏的缘故。因而得出结论，“所以说守分没有比正名更重要的了”。
皇帝、太子看到这样的书当然高兴,他们当然希望“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司马光语）。但是，如果皇帝们把这些话当真，并用来治国，那可就离亡国不远了。
纵观那些亡国之君，不是因为他的刑法不够严酷，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礼制名分不清，而是因为他们的荒淫无度，鲜廉寡耻到了极点，归根结蒂，他们亡国的原因就是道德沦丧。“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这才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有德者居之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天下据为己有，而是为了让天下人生活的更好。
周王朝之所以分崩离析，进入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其根本原因是“幽历失德”，而不是“君臣之礼即坏”。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尽人皆知，好色而无德，故而诸侯有伐之者、有效之者。到了周烈王时期，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国君，瓜分了晋国，按周朝的礼制，属于大逆不道，周天子无力讨伐，反而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封三个大夫为诸侯。对于周王朝最后的灭亡，司马光认为原因就在于失去了礼制。他看不到或者不愿意说，周王朝的灭亡，其根本原因是道德沦丧而失去了人心。周烈王的做法不是失于礼制，而是丧失了道德标准，为自己被推翻撤掉了最后一块道德盾牌。
宋神宗父子也不想一想，若是“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关系象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换”，宋太祖当初的黄袍加身岂不是大逆不道？大宋王朝不就是非法的吗？宋太祖赵匡胤莫名其妙的突然死亡，按礼制本应是太祖的儿子继位，可他的弟弟赵光义却继承了皇位，虽然谋杀太祖的阴谋没有确凿证据，但逼死太祖的儿子赵德昭、流放自己的弟弟赵光美（死于流放地）却是事实。没有这些违背礼制的阴谋，能有你后来的神宗父子吗？
即使你忽悠了老百姓都各守各分，乖乖地做顺民，人家辽国、西夏听你的吗？正是宋神宗父子的鼠目寸光，不思进取，被所谓的“太平盛世”所陶醉，才有了后来的衰落与腐败，进而国破家亡。
说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了“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列宁语）王安石。他以政治家的高瞻远瞩，看到了繁华背后的危机四伏，甚至听到了亡国的声音正在逼近。王安石任丞相后，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实行了一系列变法，变法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原来按人头承担的税赋和责任变成了按土地、财富的多少来承担（变法的具体内容请看下一篇文章《王安石变法是对还是错？》）。这自然触动了地主富商、贪官污吏、达官贵人、皇亲国戚的既得利益，因此，朝野上下，对于变法是一片反对咒骂的声音。
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对王安石反复围剿，而神宗能听到的，自然都是来自上层的声音，根本无法知道真实的情况。因此对王安石的变法从支持到左右摇摆。
到了哲宗赵煦继位后，这位当初把《资治通鉴》奉为“第一必读治国教材”的皇太子就彻底的放弃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转而起用《资治通鉴》的主编、大史学家司马光，任尚书左仆射（yè）（也就是宰相），司马光上任后立即废除新法，数月后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40年后，哲宗之后的徽钦二帝成为辽国的俘虏，“门外楼头”的悲剧再一次重演，北宋王朝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