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要重视历史研究
关于大学语文，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争论，即：它是学科还是课程？这个争论的潜台词是学科要比课程高，大学语文还够不上一个学科，只是一门课程。其实只要我们稍具一点教育学理论，就知道这是一个伪命题。什么是学科？什么是课程？简单说，学科就是知识分类，课程就是分类知识的传授，这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不是谁高谁低的关系。不过，假如我们能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看问题，那么这个争论就有了新的意义，它提示我们，在大学语文课程已经实际开设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必须提出学科理论建设的重大任务。
作为一个百年学科，其理论建设的第一步，就是要弄清自己的历史，一个缺乏历史研究的学科，永远只会在零起点徘徊。我们只要看看重开大学语文30多年来，批评不断，争论不断，但是我们对这门课程的认识究竟又前进了多少，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
大学语文历史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形式，应该是“大学语文教育史”“大学语文百年史料汇编”这样的专著和专书，这些成果至今阙如，今后如何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在这里先提出一些历史线索。
一 大学语文的历史起点是什么时候？
大学语文这门课是什么时候开设的？比较权威的意见有两种，一种是叶圣陶先生在1940年提出来的，认为这门课的“普遍开设”时间是在1938年，开设的目的是“补课”； ① 另一种意见是徐中玉先生提出来的，以及钱理群等不少人都附和的，认为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文言文打倒了，白话文又不成熟，所以需要这门课。②
我的意见则有所不同，我认为这门课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大学语文的前身是民国大一国文，这是大家都认可的，但是还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民国大一国文还有它的前身，也就是大学语文前身的前身，这就是清末民初的大学预科国文。大学预科国文的起点是1904年的“癸卯学制”，这是中国现代学科的起点，也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的起点，所以说大学语文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就有的一门课。“癸卯学制”把高等教育分为预科和本科，公共国文课主要安排在大学预科，是三年全修。后来预科年限逐渐缩短，到1922年民国实行新学制，取消预科，预科国文就演变成大一国文。郭绍虞先生就说过：“自大学取消预科之后，各大学的大一国文便成为全体必修的课目。”③但是学制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事实上上世纪整个30年代，不少高校都还有预科国文。
这样我们就把大学语文的历史过程从原来的“大一国文——大学语文”两段，修定为“预科国文——大一国文——大学语文”三段。这一修定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很多重要的历史线索，比如我最近刚刚发现，刘半农写于1917年的《应用文之教授》，就是预科国文的一篇实验报告，当时他到北大预科教授国文课，“因文学革命诸同志之所建议”，做了这个实验。这篇文章可能是百年大学语文的第一篇实验报告，也是第一篇论文。至于这第一篇实验报告和论文的题目居然是“应用文之教授”，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我将另行撰文研究。④总之，这就是历史研究帮助我做出的发现。
二 百年大学语文是否有过中断？
人们一般都认为，建国后的高校院系调整，中断了大学语文的历史，直至1979年重开大学语文，这中间有30年的空白。以前我也接受这样的观点，我在年会发言中就说过，大学语文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是在我开始对大学语文进行历史研究后，逐渐发现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大学语文应该是一个从未间断的百年学科。
首先，从两岸三地⑤ 一个中国的原则说，1949年后，香港和台湾高校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门课，这是一个政治原则问题，希望今后大家也都要放弃“中断论”的说法，我假如撰写《大学语文教育史》，也会用港台大一国文来弥合这一段时间大陆的空白。
其次，即使是大陆高校，在1952年以后的院系调整中，大学语文是否真的停开了，也仍然值得仔细研究。有资料证明，1952年院系调整后，很多高校的“大一国文”课实际上并没有真的消失，而是改为“文选”课和“写作”课，有的就叫“文选与写作”，它们实际就承担了大一国文课的功能。比如1951年朱德熙编写的《作文指导》，就是清华大学的一种“大一国文”教材。⑥ 1954年冯其庸在人民大学编写的“历代名文”，也是一种校本“大一国文”教材，后来，在该教材基础上正式出版的《历代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还得到毛主席赞赏。⑦ 当然，要回答百年“大学语文”在大陆高校是否曾经中断的问题，还应该有更多的研究，上述资料提示我们，这个研究也许可以从历史研究中的“名实之辨”入手。
三 关于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
学科是对知识的分类。大学语文学科究竟是教育类还是文学类，一直有争论。国家《学科分类与代码》把它放在教育学，作为一个三级学科，也就是教育学下的“课程与教学论”，再下面的“学科课程教学论”。吉林大学文学院张富贵院长，他是教育部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专家组成员，他在最近两次全国大学语文年会发言中都谈到学科定位问题，主张要把大学语文从教育学的三级学科变为中文二级学科。还有就是我们的谭会长，他在十五届年会上提出大学语文要超越二级学科，甚至一级学科。张福贵院长不赞成这个提法，认为从制度层面不可行。我是很理解谭会长的意思的，因为我对语文课的定位就是认为它是一门形式训练课，它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所有其他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听说读写的语言训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超越一切学科是可以的——当然我的这个意见也很少有人赞成。
现在我们撇开这些争论，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即我们讨论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问题，是要申报一个新的学科吗？还是要弄清楚一个百年学科的历史定位？假如是后者，那么就应该超越今天张福贵的、谭帆的、我的这些意见，重新回到一百年前去，看看在中国现代学科创建伊始，这门课（当时叫大学预科国文）究竟是什么样的学科定位。那么事实就很清楚，大学预科国文从一开始就是和小学国文、中学国文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一门课，这可以从1904年“癸卯学制”的《高等学堂章程》和《学务纲要》证明，也可以从其后民国教育部的历次学制文件证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多次发生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低的讨论，这些讨论也都是和大一国文相联系的。黎锦熙还发表了《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的文章，所谓“统筹”，就是建议教育部把小学国文、中学国文、大学国文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⑧ 假如我们好好梳理这些历史事实，大学语文这门课的学科定位，本来并不难解决。
前些年关于大学语文“尴尬”与“边缘化”的讨论中，我们常常听到同行们抱怨：英语课、政治课都有自己的“尚方宝剑”，我们大学语文缺少这样的“神器”。其实历史事实就是我们的“尚方宝剑”，历史事实证明，大学语文从来就是和中小学语文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一门学科，除非到了中小学语文也可以取消的那一天，大学语文是不会轻易被取消的——国民党的教育部从来就不敢取消这门课，现在彼岸台湾虽然有些人在搞“去中国化”，但是也不敢贸然取消这门课，相信我们大陆的教育部也一定会尊重历史，维护这门百年课程的学科地位。
大学语文百年历史中要研究的课题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常常津津乐道的民国大师教大一国文，如闻一多、刘文典、沈从文、钟敬文、朱自清、俞平伯、陈垣、启功、叶圣陶、郭绍虞、朱东润、余冠英、朱德熙等一大批大师级人物，但是至今还没有人把这些大师教大一国文的讲义整理出来，也没有听说哪个出版社有这样的出版计划。最近倒是有《西南联大国文课》这样的书出版，⑨但实际只是翻印民国教材（这当然也是重要的），没有汇集大师们使用这一教材时的讲义。而中小学语文早就出了“跟大师学语文”的系列丛书。⑩ 本来“大师”是“大学之谓也”，现在却被中小学占了先机，这再次证明了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建设的滞后，所以我们不要在学科定位上，觉得和中小学同列于教育学是掉份儿的事，我们真想达到中小学语文学科的研究水平，恐怕还要好好下一番功夫呢！
四 还要做好大学语文近30年的历史研究
最后还要讲讲重开大学语文后30年的“历史”。按理说这还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还算不上真正的历史，但是所谓历史，正是由无数个“当下”所构成的，“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这30年的大学语文；我们更要有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做好今天的大学语文工作。
毋庸讳言，今天的大学语文学科理论研究，仍然相当落后，虽然不过短短的30多年，很多当事人都还健在，但是对于今后撰写历史所需的很多很重要的史料，有的已经丢失，有的模糊不清。比如有一则引用率很高的资料，说是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指出：“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很多论文都引用这则资料，在很多高校相关人员记忆中确实都还记得是有过这么一份“征求意见稿”，但是从教育部到各高校，我追寻了八九年，却谁也拿不出这样的原件。
再比如教育部高教司2007年的38号文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⑪ 有媒体报道，教育部要求高校必修语文汉语不过关不能毕业，⑫ 但教育部很快又回应，称大学开设语文课并非强制要求。⑬ 尽管后来学会领导齐森华出面解释，⑭ 这件事在很多人心里始终总有一点蹊跷，这类事情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历史研究不但需要证明，同样需要证伪，我们不要害怕证伪，证伪也有一种历史的价值，比如：为什么媒体会有那样的误报？为什么经过教育部出面澄清之后，全国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仍然乐于报道这样一则不太准确的新闻？这样的一种波及全社会的“集体误读”，是否反映了一种民心所向呢？
还有更近一些的例子，比如就在前年，2013年，发生的某大学取消大学语文的风波，事件的真相在当初就显得扑朔迷离，据我所了解的内情，是该大学确实想取消大学语文，但是这个决定一出来，就遭到了校内老师和同学的反对，一名研究生同学还把这个事情捅到网上，于是教务处紧急召开会议，重新统一口径，说：我们不是取消大学语文，只是把必修改为选修——当然我的消息来源是非官方的，将来写大学语文教育史，也不能把这样的内线消息作为正式的史料，我的意思是，今天的很多事情，也就是将来的历史，在发生的当初，就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变得面目模糊，今天我们搞大学语文研究，应该尽其可能地还原细节的真实。看看民国的历史，比我们今天要远得多，却能够把很多历史细节都一一真实还原再现，对比之下，难道不让我们感到汗颜吗？
总之，时代在发展，历史在进步，我们一定要搞好大学语文的历史研究，让这门百年老课在我们手里发扬光大，谱写历史新篇章！
注释：
① 叶圣陶：《大学一年级国文》，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98页。
② 徐中玉：《大学语文三十年》，《南方周末》2007年5月24日。另外，钱理群等编写的《大学文学》在“改良《大学语文》的一种思路”的序言里也说：“以往的'大一国文’乃是新文化运动的副产品，因为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古汉语的教学，同时又带来了白话文的流行，所以从高中到大学，就都有必要弥补文言文和增补白话文这两方面的需要，这才有'大一国文’的出现”。
③ 见郭绍虞《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原载1939年5月《文学年报》第五期。
④ 指笔者尚未发表的《最早的大学语文实验报告》一文。
⑤ 有说应该是“两岸四地”，即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但也有主张仍用“两岸三地”，即把港澳视为同一地区。
⑥ 见朱德熙编写的《作文指导》序言所作的说明，《朱德熙文集》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⑦ 见2015年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8版我的文章《毛主席赞赏冯其庸编〈历代文选〉》。
⑧ 该文发表于1942年《高等教育季刊》（重庆）第2卷第3期，转见《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⑨ 《西南联大国文课》，译林出版社2015年。
⑩“跟大师学语文”是中华书局丛书名，收录了夏丏尊、叶圣陶、刘薰宇、朱自清等大师的著作，自2007年起陆续出版。
⑪2006年11月4至5日，教育部在湖南文理学院召开“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会议形成“强化母语意识，深化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会议纪要，2007年3月12日，教育部高教司发通知转发这一纪要，俗称“38号文件”。
⑫见《北京晨报》 2007年5月10日消息：《教育部要求高校必修语文 汉语不过关不能毕业》。
⑬见2007年5月10日“新民网”：《教育部称大学开设语文课仅是建议 并非强制命令》。
⑭见“江大实师/写作世界”网 2007年8月24日文章《齐森华解读教育部高教司（07）38号文件》，作者 何立明。
何二元，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大学语文”专职教师，中国首家“大学语文研究所”所长，“大学语文研究”网站站长，“全国大学语文教师群”（190089416）群主。网络化生存，体制外行走，这里有大学语文界的独特风景。文章公众号：大学语文终身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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