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检测佐证舜帝南迁潮州

付巧妹，女，博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博士。

从2014年到2018年，他们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深入南方30多个遗址，采集了257例古代人类样本，到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18个南方个体的基因组。

总体而言，整个研究的样本分布在北方的山东、内蒙古，南方的福建及临近岛屿，包括25个9500年前到4200年前的基因组。这些基因组非常珍贵，最早的属于新石器，时间跨度非常大。

通过对比古南北方人群的基因组发现，早在9500年以前，南方人群和北方人群就已经出现分化。他们发现，古南北方人群的差异，远比现今南北方人群的差异要大。

说明近万年以来，南北方人群在不断融合。而且，这个融合发生的时间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早。

大概在8000多年前，在北方山东人群的基因组中，就已经发现了古南方人群的成分；同样，在8000多年前的南方人群基因组中，也发现了北方人群的信号。这说明至少在8000年前，甚至是从更早的时候开始，南方人和北方人就已经发生互动。而且，直到4000多年前，这种互动仍然存在，这种影响依然是双向的。

通过研究，基因团队还发现，在9500多年前到7500多年前的这个阶段，古南方人群主导着南方，古北方人群主导着北方，直到4000多年前的时候也基本如此。他们观察现在的东亚内陆人群基因组时发现，古南方人群成分在基因组中的比例下降非常多，古北方人群成分则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推测，南北古人群虽然一直在交融和互相影响，但在新石器时代以后，可能出现了大量黄河流域人群向南迁徙的现象，这构成了现在中国南北方人群的基本框架。

请注意，这一点和良渚发现北方人遗骨不谋而合。佐证了潮州“夷夏之俗”的渊源，也证明了笔者论证《山海经》，是记载舜帝南迁东南沿海，经“三天子都”迁入“三天子嶂山”，在古韩江流域出海口组建姚姓“三身国”的历史更接近史实。也证明了笔者对《山海经》的一系列推论，即：《山海经·大荒经》就是记载4300－3800年前的海侵期，《大荒经》的“大荒”，就是海平面升高后水浸的荒原。

付巧妹团队还对多个古基因组进行了研究，研究显示：六千年前的广西古人，混血了三个人群。

一、距今4000年前，中国南方人群南下，带去了农业技术， 东南亚地区才开始普遍大兴水田农业（包括印度） 。 东南亚地区的农业人群和中国南方人群的基因组相似，相信南下的人群通过农业技术、农业革命，取得了主导的地位，成为东南亚的主体。

二、另一方面，福建奇和洞人与南岛语人群关系最为密切，但他们和广西古人群也有过接触和混血。

三、在六千年前，广西的狩猎采集者混血了三个人群：一是奇和洞人群、二是和平人群、三是广西老土著的隆林人，这批广西古人是周边地区侗台语、苗瑶语人群的祖先。

这一阶段，也就是存在六千年至五千五年的潮州陈桥人。潮州城处于古恶溪出海口，是扼守漳州奇和洞人进入广西的咽喉和中枢，是外来人和奇和洞人的交汇处，自古就是多种文化的交汇点。

《徐偃王志》中记载：“楚人恶我之即诸夏也，寻师于我”。而在中国最早的编年史《左传》中，也对华夏故地位置做出了明确记述，分别明确记载记述了徐国与华夏故地的同一关系：“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吴犯间上国（越国）多矣，闻君亲讨焉，诸夏之人莫不欣喜”“楚失华夏”。可见，早在几千年前，江南、东南到处自称华夏。

司马迁写《史记》时重申：“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史记》在二千年前就以“南巡”证实舜帝南迁。

因为楚国吞并了七十二家周诸侯，才知道中原海侵史，才编《山海经》问鼎中原。但楚国记载的中原史，不被宋鲁齐等国承认，才有《尚书》出现。随着三星堆的发现，《尚书》也掩盖不住真史。

《山海经》记载，最先的“三身国”，源于东夷姚姓，迁于东极浙江，即《山海经》编者命名的“三天子都”，又与娥皇在古韩江出海口“三天子嶂山”组建“三身国”，后来又转移到西北“夏后启北”，“使四鸟”家族，也成了西南的“先民之国”。

潮州还有楚国人命名的“三首国”，商犬侯后裔所建，现存界碑可证；三星堆“开明”在《山海经·海外西》，鳖灵公元前666年前后称开明王朝，治蜀300余年。

潮州唐代已有多处三山神庙，陈元光每到一处，就祭拜题壁。陈元光题壁有一句：“三山香火地，万古帝王钦。”可知，三山国王不是“肇迹于隋”，而是肇迹于“远古帝王”。韩愈祭拜“奈界石”，“或言即三山国王”，即“奈界石”有韩愈破解不了的文字。就是远古舜帝的遗迹，陈文光题壁称三山国是“万古帝王钦”，说明“三山国”传说就是《山海经》记载的“三身国”。

《山海经·大荒经》记载的南流江，“荣水穷焉”之处，就是穿城而过的员水，出海口就是溪口，城邑就是潮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