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与自然的数学化（上）

弗洛里斯·科恩（H. Floris Cohen）

荷兰科学史家

曾任莱顿布尔哈夫博物馆馆长（1975-1982），特温特大学科学史教授（1982-2001），2007年起任乌德勒支大学比较科学史教授。

对于自然的数学化来说，1892年是伟大的一年——这年出生的不仅有戴克斯特霍伊斯（E. J. Dijksterhuis）和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而且还有大西洋彼岸的埃德温·阿瑟·伯特（Edwin Arthur Burtt）。伯特接受的是神学和哲学教育，他在科学史领域只写了一部著作，即1925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Sir Isaac Newton），1924年4月以作者最终选定的标题《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al Science: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Essay）出版。1932年出了修订版，此后作者就没有再理会这本书。目前流行的17世纪科学史概述在结尾的参考书目中经常会提到这部著作，把它当作另一篇类似的概述。但实际上它远不止于此，而是某种相当不同的东西。这本书始于而且通篇都渗透着伯特本人提出的一个特殊哲学论题，它涉及心灵和精神在近代思想中的地位。作者之所以转向历史，并不是为了用一些符合预定模式的历史事例来说明一个现成的论题，而是因为这一论题的性质本身迫使作者到历史中寻求澄清。全书把该论题当作一条指导线索，有助于选择和组织材料，但并未把论点强加于这些材料。伯特的著作与同样出版于1924年的戴克斯特霍伊斯的《下落与抛射》（Val en worp）一起，第一次对近代早期科学起源的关键方面作了真正语境式的历史讨论。但与戴克斯特霍伊斯的著作截然不同，伯特的著作并没有把迪昂论题当作出发点。虽然《列奥纳多·达·芬奇研究》（Études sur Léonard de Vinci）和《宇宙体系》（Système du monde）在伯特的参考书目中有所提及，但显然没有受到特别重视。他认为中世纪提供了一种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观念，这种讨论并没有因为迪昂的发现所可能引发的怀疑而受到影响。

总体说来，《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命运有些奇特。它并非源于任何主流，也没有亲自创造一个主流，或者力图融入其他主流。它处于哲学或历史的潮流或时尚之外，因而恰恰代表了一种无价的东西：一位独立思想家的独立思考。尽管此书还不会被遗忘，因为直到今天它仍被不断重印和阅读，但我认为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广泛认识。我们后面会看到，孤独的伯特的论述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与当今科学革命的讨论方向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柯瓦雷的科学革命概念可能正是源于伯特的这部著作。

01

伯特的关键问题

《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既对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历险的17世纪科学的成就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又强烈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从逻辑分析和哲学分析的角度来看，它所导致的整体世界观极其片面，令人沮丧，明显站不住脚，从根本上讲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已经渗透到我们一切现代思想之中。伯特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一个悖论：自主的心灵遭到了贬低，并从据说真实的原子宇宙中流放了出去，构成宇宙的原子则按照数学定律在几何空间中运动。此悖论与人类心灵的最高成就之一同时出现，而且是其直接后果。

伯特发现，近代早期科学出现之前，整个希腊和中世纪时期的西方文明关于人在自然中位置的主导观念与后来有根本不同：

这一时期盛行的世界观持有一种深刻而持久的信念，即拥有希望和理想的人是宇宙中至关重要乃至起支配作用的事实。……整个自然界被认为不仅为人而存在，而且也直接呈现于人的心灵，并且能为人的心灵完全理解。因此，用来解释自然界的范畴不是时间、空间、质量、能量等等，而是实体、本质、质料、形式、质、量——这些范畴是在尝试为人对世界的独立感觉经验及其主要运用中觉察到的事实和关系赋予科学形式时发展起来的。……

……正如在中世纪的思想家看来，认为自然从属于人的认识、目的和命运是完全自然的；现在，人们也自然而然地把自然看成独立自足地存在和运作，而且就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是完全清楚的而言，人们也自然而然地认为，人的认识和目的是由自然以某种方式造就的，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自然。

在伯特看来，哲学的首要任务是让“具有崇高精神权利的人”恢复到一个更恰当的位置，而不仅仅一种可以还原为近代科学原子范畴的东西。他当然并非建议回到中世纪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相反，新哲学应当建立在科学成就的基础之上，需要拒绝的只是它的形而上学基础。为此，伯特坚信必须转向历史。不过不是转向哲学史。原因在于，自牛顿以来，哲学家们曾经力图恢复这种位置，但大都徒劳无功。他们的失败表明，近代早期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从那时起就一直牢牢控制着理智思想。它使得哲学家“无法经由这些变化了的术语来重新思考一种正确的人的哲学”。因此，要想扫清道路到达某个出发点，使我们有可能获得一种新的、完全现代的、更加令人满意的关于人与自然的哲学，就需要从历史上考察这个形而上学基础及其对我们思维习惯的控制一开始是如何产生的。于是问题是：

人们到底是如何开始通过时空中的物质原子，而不是按照经院哲学范畴来思考宇宙的呢？……从1500年至1700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完成了这场革命？在这场转变的过程中，又有哪些基本的形而上学含义被转移到了一般哲学之中？……

我们所提议的……是一种颇受忽视的历史研究，亦即对近代早期科学的哲学尤其是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形而上学进行分析。……我们必须把握住整个近代世界观与之前世界观的本质差异，并把这种清晰设想的差异用作指导线索，以根据其历史发展挑选出每一个重要的近代预设进行批判和评价。……要想对我们的问题给出总的回答，就必须转向近代科学的创造性时期，特别是17世纪。

伯特深知，要想转向牛顿的形而上学，他这代人比之前任何时代的人都更有优势，因为这代人目睹了牛顿在科学领域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威性第一次被成功颠覆。因此伯特强调，牛顿作为科学家要比作为哲学家伟大得多。牛顿基本上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由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波义耳等前几代人所创造的新世界观的大部分内容，只是加入了他认为现成的实证主义倾向。由此产生的空间、时间、因果性、“人与其认识对象的关系”等形而上学观念连同其科学成就被欧洲思想界不加批判地继承和采用：

然而，在这些敏锐的批判性思想家当中，没有一位把自己的批判武器对准那位处于整个重要转变中心的人物的工作（对于20世纪哲学家来说，这是一项有益的重要教训）。在学术界，还没有谁既能在物理运动领域保全辉煌的数学胜利，同时又能揭示新的因果性学说所涉及的重大问题，揭示那种尝试性的、折衷的、无法作理性解释的笛卡儿二元论的内在模糊性，在这场运动的过程中，这种形式的二元论就像一个部落神祗那样如影随形。这是因为，以牛顿名义进行的绝对而无法反驳的证明已经横扫全欧洲，几乎每一个人都臣服于它的权威统治。只要在某个地方万有引力定律被当作真理传授，那里就会悄然潜入一种信念作为它的光环，即人只不过是一部无限的自动机器的可怜而局域的旁观者以及它的毫不相干的产物，这部自动机器在人之前永恒地存在着，在人之后也将永恒存在，它把严格的数学关系奉为神圣，而把一切不切实际的想象视为无能；这部机器是由在无法觉察的时空中漫无目的地游荡的原始物质所构成的，一般来说，它没有任何性质能够满足人性的主要兴趣，只有数学物理学家的核心目标除外。实际上，如果对这种目标本身进行明确的认识论分析，它就会显得不一致和毫无希望。

然而，倘若真的沿着他的方向作了理性批判，他们能够得出哪些激进结论呢？

伯特激进的历史批判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也许是，这种批判是以一种尚未存在的哲学的名义做的，他坦承，除最简单的提纲以外（该书的“结论”部分对此作了尝试性的描绘），他对这种哲学一无所知。他的书旨在为理想中的读者扫清道路，他们能在近代科学成就和与之相伴随的形而上学废墟基础上比作者本人更好地建立一幢新的哲学大厦，它能更好地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也更加符合我们对人的精神在宇宙中独特地位的敏锐体验。到目前为止，这种理想的读者似乎还没有出现。

显然，上述立场未必具有宗教性，但可能容易引出一种宗教结果。伯特后来致力于“构建一种令人信服的、鼓舞人心的人的哲学”表明，这的确是他所走的道路。这可能是伯特从1932年直到1989年去世不再费心去详细阐述或更新他在《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提出的历史哲学观点的最有可能的原因。1987年，我曾有幸与95岁的伯特交谈了几分钟，他告诉我，他的朋友和同事经常劝他继续从事科学史研究，但无论如何，他的思想关切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但我相信，在《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与他后来的《寻求哲学的理解》（In Search of Philosophic Understanding，1965）和《人的旅程》（The Human Journey，1981）等著作具有一种潜在的统一性，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重建伯特整个历史、哲学和宗教思想的这种统一性。

伯特在《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认为，宗教主要表现在，17世纪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为摆脱他们自己创造的形而上学困境找到了一条太过容易的出路：诉诸上帝，让上帝为他们新的科学世界观所无法解释的一切负责。那么，伯特所理解的这种新世界观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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