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绍兴公安局局长刘邦俊回忆解放前在山东从事公安保卫工作的历史
我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父亲早逝，母亲含辛茹苦将我拉扯大。从我记事起，家里就缺吃少穿。看到别的孩子上学，就缠着母亲也要去读书。母亲见我哭闹不止，咬咬牙便供我上学。因为家里实在负担不起学费，只读了一年，我便含泪辍学了。这就是我参加革命前的一点文化底子。
1938年我才15岁，给人当放牛娃。那时，日本侵略者已打到家门口，在离我家只有5华里的贾庄安了据点。鬼子汉奸经常来村里烧杀掳掠，村里不少年轻人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参加了抗日队伍。我也放下牛鞭，于1938年10月跟着比我大几岁的同村人黄凤仙投奔边联抗日大队。部队首长见我人小还没枪杆子高，便收下黄凤仙，动员我回家。我死活不肯，软磨硬缠，终于磨得首长松了口，把我留在大队部当通信员。1939年我的脚不慎被开水烫伤，因为当时缺少药，伤口很快恶化，于是部队将我安插在地方养伤。伤愈之后，乡政府把我留在乡里工作，工作时间不长，1940年4月，就被调到四县边联（今山东苍山县）公安局工作。
那时，我对“公安”这两个词非常陌生，所以是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新奇和对党的信任前去报到的，这是我从事公安政法工作的开始。我报到时，因为公安局正在组建，只有局长和侦察股长、除奸股长3个人，后来又陆续来了几人。因为人员少，我既是局长的通讯员，又是看守员和侦察员，两位股长外出执行任务时也总是带我同去。后来人多了，我主要给局长当警卫员。不久，局里又从边联抗日大队调来一个排的武装力量成立了公安警卫队。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党内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谁是党员非党员是不清楚的，加之文化水平有限，对党的觉悟尚处在朦胧阶段。直到1942年，党组织决定把我列为发展对象，支部书记找我谈话，告诉我党的性质、纪律和奋斗目标，以及党员在群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教育，我深受鼓舞。当他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时，我高兴地连说愿意。在我郑重地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后，我的入党介绍人经常找我个别谈话，在思想、工作和学习上教育、培养我。组织上对我的要求越高，我感到越有动力，工作越有劲。经过半年的考察，1943年2月，我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o入党不久，我就调到了警卫队，提拔为班长。时间不长，组织又决定选派我到地委党训班培训。我深感党的关怀和领导的关心，下决心要努力学习。培训班主要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学员绝大多数级别都比我要高，基础也比我要好，所以我时时处处都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暗捏着一把劲儿在学习上超过他们。
学习回来以后，组织又分派给我新的工作任务，去县大队搞除奸工作。工作刚刚展开，就接到了攻打伪军王洪九的任务。1944年冬，由我所在的县大队配合主力部队攻打王的一个重要据点蒋沟墩。敌人在据点外设了重重的壕沟木寨，只有爆破才能打开进攻的通道。党组织以共产党员为主组成了爆破队，我是党员，又是新调到县大队搞除奸工作的干事，当然不甘落后。我把自己仅有的财产——一支钢笔、一双新布鞋交给战友保管，说：“我若活着，你便还我；我若回不来，就是你的。”战斗十分激烈，我们对敌人展开了猛攻，打开据点后，我感到浑身湿漉漉的，用手摸一把，全是血，才知道自己脖子上受了伤，于是大家把我送到鲁南二所治疗。伤愈出院后，因县大队已经改编成为独立营，我又调回公安局，在警卫队任看押班长。不久，日本投降。
（新的转折）
1946年初，中共山东省政府进驻临沂，并决定成立山东省公安总局，公安人员从全省各地调抽，鲁南地区从各县抽调了17人，组织决定由我带队到临沂报到。
公安总局设在临沂城南南谭街，因刚成立，还未设政治部门，所以我们是在行政科报到的，由接待我们的科长杜明负责管理。没过几天，胶东、渤海、滨海等地的抽调人员也先后报到，共有七八十人，杜明科长召集大家开会，宣布经局领导研究决定，各地来的同志统一组成警卫排，由我任排长，各地带队的同志任班长，警卫排的任务主要是负责省局和省政府的安全警卫工作和看押提审、配合剿匪等任务。警卫排人员大多数都是党员，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互不了解，局领导研究决定先成立临时支部，由机关和警卫排统一组成，由预审科长任支部书记，我任副书记。我本在县里工作，对各地情况并不了解，且文化低没经验，感到压力太大，于是找到杜科长说明我的顾虑。杜科长很热情，也很直爽，他说几个带队同志的介绍信、档案材料都看了，都不错，研究后认为我最合适，所以要大胆干，敢于负责，不要多虑，没有文化不要紧，可以边干边学。10月，从华东军区特务团调来连长、指导员，带来一个排，和警卫排合编为警卫连，两个排合编为3个排，我仍任排长。
1946年底，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破坏了国共合作协定，大举进攻山东革命根据地，山东省政府被迫撤离临沂，转到营南，不久又转到沂水山区。形势紧迫，机关化整为零，局长带一部分机关干部和我们一个排武装北上渤海，总局机关由副局长负责和省府及华东局留守同志向胶东方向转移。我们从沂水一路经沂源、青州、张店、博山。
1947年2月，周村和平解放，我们进驻周村，会同渤海行署公安局，抽调部分人员组成周村市公安局，并调来十多人成立警卫队共两个排，我任队长。
工作恢复整顿开展得比较顺利，局面刚刚打开，形势又发生了突变，蒋匪军从济南沿胶济一路打到周平，周村市公安局被迫撤离。总局来的同志除个别另有他用外，基本上是原班人员返回，公安总局撤到胶东夜县，接着又向莱阳转移，在莱阳休整一个多月，敌人逼近，我们决定分批突围。当时，我因患病开始发高烧，后来又加上阿米巴痢疾，领导决定让我和华东局、省政府的伤员一起转移到凫山县山区隐蔽。总局留守负责人、侦查科长马乃松同志给我讲，转移要突破敌人包围圈，一夜要赶百余里，要打游击战，你身体不行，还是到凫山县疗养，局里给凫山公安局开个介绍信，病好后，可留在凫山公安局工作，如病情好转，也可同留守处同志一起回来。到达凫山，公安局秘书股杨股长带我到侦查股，呆了两天后，留守处的负责同志召开会议，说与县里研究好把我们分散安插到山区，我们一组十多人被安排到海边两个山村，由一个医务人员负责照料。因局势紧张，我们一般白天在村，夜晚到山洞里。这样过了一个多月，进攻到莱阳、烟台的敌人被我许谭大军全歼，这就是山东有名的莱阳大捷，省政府通知把留守在凫山隐蔽的人员全部接回机关。
我回总局休息了几天，1947年年底，组织找我谈话，说华东局决定从山东抽调地方干部组成100人工作队，随军到苏豫皖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局里决定派我和侦查科一位同志到省府集训队报到。
第二天，我们马上赴省集训队报到，人员全部到齐后，进行了体检，检查结果说我的阿米巴痢疾还未痊愈，所以被刷了下来。这时我在山沟里，十分懊恼和失望，感到自己身体已经好多了，一再要求同去。
过了几天，领导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调派10个人去鲁南工作，让我带队，由鲁南党委根据需要分配工作任务。我们由诸城出发，到鲁南滕县，三四百里路程，用4天的时间抵达鲁南区党委驻地。向组织报到以后，过了两天在吃中饭时碰到原在赵镈县公安局任除奸股长的张连云同志，经交谈后，他说正好临西县龚部长来这里要人，我和他谈谈你跟他去好不好，我说服从组织安排。第二天，张找我去他住处，龚部长已在那里，经张介绍后，龚部长对我去临西县工作表示欢迎。他说，临西是一个新建的县，因县城被国民党占领，现分插在沂汤、集家庄等几片地区，公安局侦查、预审和治安股还未到职，你任治安股长兼堂林区公安员，堂林据点才解放不久，区委设在中村。我说对工作没意见，听从党组织安排，但好几年没回家又未通信，不知家里情况怎么样，想在报到前回趟家看看，他们说好的，必须抓紧时间。
第二天我匆匆忙忙回了一趟家，接着马上赶到区委报到。不到一个月，龚部长来区检查工作，并发给我一支快慢机盒子枪。在堂林区工作不到两个月，临西县撤销，堂林区改为中村区，划归苍山县，于是就改任中村区公安员。我在中村区工作半年多，于1948年9月调入苍山县委干校任教育干事。不久，为组训准备随军南下的预备干部组成一个中队，我任政治指导员。
1949年2月，我随军南下。
刘邦俊同志是山东省苍山县人，1940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东省赵镈县公安局看守员、通讯员、公安员，苍山县委高级民校教育干事，浙江省萧山县公安局股长、绍兴市（县级）公安局代局长、局长，省公安厅警卫处副处长、省委保卫处处长，台州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嘉兴地区检察院检察长，嘉兴地区人保组党委副书记、公安处长，绍兴地区公安局局长、党组书记，绍兴行署副专员等职。2018年3月3日在绍兴逝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