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中国老父亲老母亲难迈过“晚年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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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一些老旧小区或城中村里，随处可以看见跟随儿女在城里漂泊的外地老人。

他们像是一群误入城市的麻雀，一切都觉得是那么陌生，他们自卑、胆怯，还有一丝丝戒备。老人们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融入艰难。

贵州的杨玉芬和古知汉老两口，在异乡的县城里迷了路。生活被连根拔起后，他们慢慢地退出这个世界。

进城

2016年深冬，古知汉老人院儿里的鸡鸭一大早都被捉了起来，送去集上售卖。

鸡鸭本是他妻子养着吃蛋用的。不是肉禽。现在老两口要离开这座贫穷的村庄，从贵州山区远赴浙江常山城。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拿到集上卖掉换些钱，就是这些鸡鸭最好的去处。

天刚蒙蒙亮，古知汉出门下地，要赶在今天把地里熟了的庄稼都收回来。妻子杨玉芬按季节给自己和丈夫收拾出几件衣裳归置到行囊里。之后，她到院子里把几只鸡、鸭全部捉到笼子里，独自担着去了集上。

在贵州省山区的金沙县，每过一个春节，村里都会走掉一些人。年过一年，村庄里越来越冷静，剩下的都是像杨玉芬、古知汉这样的老人家。留守的老人们日日在几块山地里刨食，打发跟这里的祖祖辈辈一样的日子。在中国西南部密密深深的山里，多的是金沙县这样的村庄。

那一年，杨玉芬70岁，古知汉74岁。年龄想来不是准确的度量衡。杨玉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皱纹里仿佛有黑泥没有洗干净。古知汉年轻时，一次上山采蜂蜜从树上摔下来伤了腰，从此走路身子有些往前倾。这也没什么。在田地里苦做的人，上了年纪，身上都会积存下来一些再也抹不去的病痛。

过去古知汉总以为，他生在这块土地上，死也会在这块地里，一辈子就会这么过去。这样的经验放在以前固然没错，但在眼下瞬息万变的时代，情况有些变化。人即使上了年纪，也不一定能拥有一成不变的生活。

一通电话把古知汉和杨玉芬叫离了山村。

前一天傍晚，老两口洗过脚，准备睡下的时候，屋里电话响了。儿子古清云每次打电话回来，老两口都用免提。这样两位老人同时听、同时说，省口舌也省话费。电话真是好东西，只要家里有人在外地打工，日子过得即使再局促，也会装一只电话或者买一台手机。乡村四野寂静，虽然远隔1720多公里，但跟面对面讲话没啥两样。

儿子说：“妈，海芹让你跟爸一起来帮我们带孩子。”

海芹是他们的儿媳妇。她斥责孩子的声音，盖过了儿子的说话声，通过电磁波闯进了老两口的屋子里。

搁下电话，老俩口都坐着发呆。他们遇上大事情，都习惯发呆，在发呆中做决定。其实也谈不上做决定，基本上儿子媳妇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2011年春节刚过，儿子古清云决定带着妻儿到江浙一带打工。那一年，古清云36岁，妻子王海芹35岁。他们知道，再不走出去，别想翻身了。

通过电话，老两口知道，儿子在一家砖瓦厂干上了烧窑工，他媳妇在砖瓦厂里的食堂烧饭，负责三、四十号人的吃喝。

砖瓦厂打工的基本上是贵州人，一般都拖儿带女，吃住在厂里，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只要工资高，即使再苦再累，他们干活也肯下力气，老板都非常喜欢招贵州人。

每年春节，儿子一家人都会回村里去。回到村里的古清云，和其他到外面闯世界的青年一样，热衷于向没有出过村子的人们兜售外面世界的精彩。他接连不断地给人递20多元一包的红利群香烟。每个回乡过年的人都这样，出手大方，表明自己在外面混得还可以。但其实，他平时只抽8元一包的红双喜香烟。这个春节，古清云也从村里带走了一些人，他们跟着古清云走出村庄，在砖瓦厂打工。

其实到了外头，古清云的世界也只有砖瓦厂那么大。但他无所谓，这里可以赚到比在老家更多的钱，老婆孩子也在这里，世界已经足够大。

工伤

出发去浙江常山那天清晨，老两口走得悄无声息。只有几声土狗的吠叫为他们送行。

杨玉芬古知汉老两口第一次看外面的世界，兴奋和新鲜是应该的。但其实，占据古知汉和杨玉芬内心的除了茫然，就是紧张。

出发前，老两口把家里的现金捆成一沓，放在古知汉贴身的口袋里。一路上，夫妻俩再困也不敢打个盹。越是困，就越是用力瞪大眼睛。想来路上该是没遇到小偷。否则，古知汉动不动就伸出手去摸口袋确认钱在不在，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小动作，但凡遇到小偷，钱早就换主人了。

火车加上汽车，经过两天的颠簸，杨玉芬古知汉灰头土脸地出现在儿子的出租房里。

一家人在异乡团聚，没有喜悦和兴奋，甚至还有一点点的陌生感。晚上，王海芹多烧了两个菜，都是菜摊卖剩下的那种。

儿子陪古知汉喝了一些酒，两人有一搭没一句地用方言说着话。更多时候他们尴尬地不知道说些什么，于是便沉默，各自把目光望向一个虚无处。连目光都不敢有交集。

古知汉感觉到儿子在媳妇面前地位下降，是从儿子胳膊“废了”之后开始的。

2015年秋天，古清云在搬砖出窑时，一堵突然砖墙倒下，把他的右胳膊砸成粉碎性骨折。那时候，王海芹怀着第三个孩子“三牛”，已经7个月了。

骨折的右胳膊接上了。可古清云为了省钱没有去正规医院，因此落下了后遗症，胳膊每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使不上劲，古清云再干不了重活，砖瓦厂一次性赔了他9000元钱。而此时，王海芹肚子里的孩子也降生了，是个男孩。

“我们还是回老家贵州吧。” 古清云请求妻子。

王海芹不肯：“回去？那山沟沟里要是一锄头能刨出金疙瘩，我随你回去。”

从砖瓦厂往外走出1里多的机耕路，就是宽敞平坦的320国道。往东，通往县城，往西，是往老家的方向。古清云和王海芹带着3个儿子，坐上了通往县城的公交车。

来到县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落脚。经过打听，他们租住在了东门外。出租房在我老房子的隔壁，面积在40平方米左右，一里一外两间房，外加一个小厨房。屋主姓黄，也是原来的住户，是木器厂一名退休工人。老黄上了年纪犯了寒腿病，生活不能自理，儿子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杭州安家，就把他接过去照顾。房子空着浪费，就租给了王海芹他们。

王海芹决定去北门菜市场摆摊卖菜。以前她在砖瓦厂食堂烧饭，经常到城里的菜摊买菜，知道一些菜摊的生意经。摆菜摊辛苦，凌晨3点来钟就得起床，去城郊的农贸市场批发各色菜品，整理清洗后，一部分在市场上零售，一部分给酒店餐馆配送。王海芹负责守摊，古清云负责送货，3个孩子就没人带了。

“打电话把你爸妈叫来帮忙。”王海芹做了决定。

“他们岁数那么大了……”

王海芹眼睛一瞪，嗓音提高了8度：“叫你打电话就打电话。” 

就是这么一通电话，把杨玉芬古知汉老两口召到了浙江。

节气已经过了大雪。南方冬天潮湿阴冷。风从门窗的缝隙里钻进来，晃动从屋梁吊下来的那盏电灯，投射在墙壁上的人影，也随之晃动起来。

王海芹吃过饭就回房躺下了。前几天她得了重感冒，双腿有些发软，明天还得早起。杨玉芬把3个孙子哄睡后也睡下了，打起浅浅的呼噜。她有晕车的毛病，一路上被折腾得够呛。

过了一阵，王海芹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明天还要干活呢，还不睡？”儿子古清云没回话，没和父亲告别，起身回了房间。

白马广场

住了一些日子，杨玉芬和古知汉熟悉了周遭环境，知道离东门外两三百步远的地方，有一个“白马广场”。“白马广场”是县城里的一个街心公园。每天上午和傍晚，许多无处可去的老年人就把时间丢在那里，跳舞唱歌、下棋打拳，闲聊天。

很多妇女把孩子带到这里来玩。孩子们的年龄，基本在几个月到七八岁之间，有的是用婴儿车推来的，有的是抱来的，有的则是摇摇晃晃自己走来的。孩子们在空地上大呼小叫地跑来跑去，大人喘着粗气跟在后头，喊道：“慢点，别摔倒了。”有时候，孩子们玩着玩着会打在一起，大人们都护着自己的小孩，操着不同的方言相互争吵，甚至对骂，场面失控时还会撕扯起来。

图 | 白马广场

杨玉芬和古知汉带着孩子们也去白马广场散心。每天，儿媳和儿子出去忙生意，老两口就在家照顾3个孙子。“大牛”“小牛”性子野，每天睡醒一睁眼就像往外跑。最小的“三牛”还在学走路，时刻要有人在左右看着。两位老人终于知道，照看孩子其实比种地还要累。

白马广场也是一个小社会，有着贫富、高低、优劣、城乡的阶层之明。城里的人扎一堆，乡下的人聚一堆。像杨玉芬和古知汉这样来自贫困地区的外地人，处在边缘之外更边缘的地方。

其实不止在白马广场。杨玉芬和古知汉这样的外地老人，进了城就如同迷路的麻雀。在远离故乡的城里，除了自己亲人之外，茫茫人海里一个人也不认识。别人讲话，他们听不懂；他们讲话，别人也听不懂，甚至不屑于听。安全感对他们来说不仅稀缺，更不知能从何处获得。

有一次，大牛在嬉闹中不小心把一个小孩的鼻子碰出了血。这可把杨玉芬和古知汉吓坏了，一迭声地跟孩子的奶奶陪不是。对方冷着一张脸，呈出凶相，连看也不看他们，掏出手机好像在叫人。

我后来听说，杨玉芬以一种不体面的方式化解了矛盾。就在被打孩子奶奶打手机的当口，杨玉芬突然伸出手抽自己耳光。一边打，一边用很不标准的普通话请求对方：“我打我自己，你别打我孙子。”耳光响亮。

然而孩童的世界没那么多复杂和辛酸。那个小孩的鼻血已经止住了，又凑过去找大牛，两人嘻嘻哈哈地打闹在了一起。

回去以后，杨玉芬和古知汉不敢吱声，就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老人们知道，要是儿媳知道这件事情，肯定会对他们一顿斥喝。自从发现儿子怕媳妇以后，跟传染病一样，他们也跟着怕王海芹。

他们宁愿自己受委曲，咬咬牙吞下去，也不想给家人惹麻烦。大牛和小牛一次在弄堂里捉迷藏，把我家的好几块窗玻璃都打碎了。杨玉芬上门来道歉，那唯唯诺诺的样子，让人心里很难受。

有天，我回了趟东门外的老房子。正在给几盆花木浇水的时候，我抬头，见杨玉芬就依在墙头上，仔细地看着我，刚想跟她说点什么，她避开我的眼神，什么也没说，带着孩子走开了。

王海芹菜摊的生意慢慢有了起色。县城里越来越多酒店和餐馆到她这里订菜。渐渐地，仅靠古清云一人配送忙不过来。王海芹决定，让古知汉也帮忙送货。杨玉芬一个人照看3个孩子，几天下来，就鸡飞狗跳。

一天上午，王海芹找到了我的办公室，当着众多同事的面塞给我一条香烟，满脸堆笑地恳求我给大牛和小牛找一家幼儿园：“你是记者，认识的人多，门路宽面子大，请帮帮忙。”

几个同事偷偷地捂嘴笑，我脸红到了脖子上，十分尴尬。我把香烟推还给她：“找幼儿园的事情我会尽力。香烟你拿回去，以后别这样了。”大牛和小牛在我的介绍下，进了一家幼儿园就读。三牛还没到入园年纪，仍然由杨玉芬照看。

王海芹说到底是老实人，事情办成了，还是经常给我送东西。都是她菜摊上的时鲜蔬菜。我不好贪功，只能把她送来的菜折合成钱，过上一阵子送到他们家。

白天，一般家里只有杨玉芬。我没想到即使在家里她也显得拘谨。有人上门，她紧张得两只手不知道放在哪里。大概比她在白马广场与人发生冲突时，也好不了多少。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家人屋内的状况。两间出租房不宽敞，铺着两张大床。外间的大床睡着杨玉芬、古知汉还有大牛小牛。里间的大床上，睡着王海芹和古清云还有三牛。桌椅餐具衣服等物件凌乱地堆放着，房间特别的逼仄，喘气都不顺。

一个星期六，我回东门外时，听到了隔壁传来叫骂声。过去一看，是王海芹指着杨玉芬在骂。我从王海芹的叫骂中理清了缘由——她给三牛擦洗身子，看到他膝盖摔破了，觉得婆婆没有照顾好孩子，忍不住生气。

骂着骂着，王海芹自己也哭了起来。杨玉芬显得不知所措。

送菜古知汉也感到艰难，人生地不熟，又不会骑三轮车，给酒店餐馆送菜，靠的是一担箩筐。走惯了山路的古知汉，挑着沉重的担子走在县城的大街小巷上，总是摸不清东西南北，经常送错地方。

古知汉每天晚饭时喜欢喝几口烧酒，这是他解乏的唯一手段。一次没有控制住，多嘬了两口，坐在门口哼了几曲小调，引来了邻居的嘻笑。王海芹一股脑将家里的酒瓶子全扔垃圾桶里。

做生意的王海芹脾气越来越暴躁。进菜时被少了斤两、一笔生意被同行抢去、饭店结账拖了几天、摊位费涨价，都会让她发火。这火她不敢冲别人发，就冲丈夫和公公婆婆。

遇到这种情形，古清云就躲到门外抽烟，杨玉芬只能无声地掉眼泪。老人很少抱怨，说起最小的三牛还不懂事，一次趔趔趄趄地走过来，一边替他们抹眼泪，一边奶声奶气地问：“爷爷奶奶，你们哭什么？”

回归故土

2017年10月3日，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出租房里传出了杨玉芬有意压低嗓门的哭泣声。

古知汉死了，一点没有征兆。

国庆长假，菜摊生意特别兴隆，王海芹心情好，回家时捎了一只卤鸭。吃晚饭时，才扒拉了两口，古知汉说自己头有点晕，就到床上躺着。在地里耕作了一辈子的老农人都这样，身体不舒服，就觉得是累了，躺上一会儿就会好。睡觉是他们最好的补药。

过了两个小时，杨玉芬去喊丈夫起来洗脚再好好睡觉。叫不醒，一摸，身体都凉了。

第二天，一家人把古知汉送到殡仪馆火化了，然后抱着装着古知汉老人的骨灰盒，搭公车到市里转乘火车，送回贵州老家下葬。离开老家两年的古知汉，以这种方式回去了。

10天后，这一家人又回到了出租房。古知汉独自留在了贵州那个小山村。

丈夫走后，杨玉芬身体一落千丈，已经吃不消带三牛再去白马广场玩耍了。我每次回去，常常见她用一根布条一头绑在三牛腰上，一头绑在自己的胳膊上。三牛走远了把他拉回来，三牛走远了把他拉回来，一次次地重复。

三牛玩累了趴在一边的长条凳上睡觉，杨玉芬像枯树一样坐在门口，有时就闭上眼睛打盹，晶亮的口水流在胸襟上。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据我所知，连续3年春节，这家人都没有回老家。路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一方面，菜摊的生意一家人不敢耽搁太久，弄不好会跑掉很多老客户。今年春节，一家人本来打定主意回老家。刚进腊月，杨玉芬就开始收拾东西。她是最热切的一个。说想去古知汉的坟头看看，哭一哭。3年了，坟头肯定长满了荒草。可惜，疫情防控，政府要求“就地过年”，就又回不去了。

图 | 县城弄堂里

菜摊的生意渐渐走上轨道，杨玉芬感觉到儿媳妇的脾气跟以前相比平和了一些。三牛上学后，杨玉芬无所事事。每天她独自坐在门口，看人来人往，等待时光像水一样，流逝而过。

今年清明节，杨玉芬买了一些香纸蜡烛冥币回家。午饭过后，她趁阳气开始充沛起来的时候在桥头烧给古知汉，一边烧一边念念有词。这种祭祀被叫作“烧路头”，像清明、中元、冬至这3个给死去亲人上坟扫墓的传统节日，因人在异地他乡，就用烧路头了却心愿。

杨玉芬说，清明节前两天她做了一个梦。老头子在梦里对她说：“现在都喝不上酒了，只能喝辣椒水过瘾。”一张嘴巴，喷出了一团火。她觉得这是老头子托梦给她，告诉她没钱花了。

杨玉芬心里很难受。老头子去世已经4年时间了，一家人从来没有给他上过坟。难怪他要托梦来哭穷。香纸蜡烛冥币燃烧后的烟气直直的，杨玉芬认为，这是老头子收到了东西。

这些年，城里烧路头的越来越少。杨玉芬的行为引来了一些人围观，有人提醒杨玉芬要注意火烛。杨玉芬像犯了错一样，返身回家，拿出扫把畚斗打扫地面。蜡烛燃烧后的蜡油渗入水泥地面，很难清除，杨玉芬蹲下了身子，用指甲一点一点地刮。

*文中对当事人信息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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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卓月

编辑 | 温丽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