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条件

司汤达在《红与黑》扉页上的一句“献给少数幸福的人”打动了很多人。郭宏安先生以“少数幸福的人”为题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千字，另有几位所谓的新锐作家也有同题文章。在目前的中国似乎有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深怕自己落伍，以追逐时尚为荣，照某些知识分子的说法是纯粹的“媚俗派”。另一种人则相反，他们视“媚俗”如恶魔，避之惟恐不及——如果已有两人谈论同一个问题，他们就决不做第三人。我既不那么“俗”，也不那么“不俗”，我认为像“幸福”这类话题即使有很多人参与也不至于“太俗”，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有基本理智的人来说，和“幸福”有关的事无疑都是世上最重要的。

司汤达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坚信自己的作品在他死后方生。《红与黑》是司汤达47岁时的作品，凝聚着他主要的人生智慧。司汤达清醒地认识到，幸福必须要有金钱作基础，如果没有一定数额的金钱，就没有独立生活的保证，就可能被迫仰人鼻息。但是金钱也不可过多，过多则会逼得人成为因金钱而来的种种束缚的牺牲品，乃至“有漂亮的公馆，却没有一间斗室安静地读高乃依……”所以司汤达说：“少数幸福的人。在1817年，在35岁以下的一部分人中，年金超过一百路易（两千法郎），但是要少于两万法郎。”

在司汤达的心目中，真正有才智的人“应该获得他绝对必需的东西”，然而，“如果这种保证已经获得，他还把时间用在增加财富上，那他就是一个可怜虫”。“可怜虫”，似乎骂得挺狠的，但很多人都甘愿当这个“可怜虫”。问题出在“绝对必需的东西”。什么样的物质保证才能算是“绝对必需的东西”？像第欧根尼那样吃喝拉撒睡在一只木桶里，“绝对必需的东西”当然只是一点点，但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愿意。那么，每天都可以吃饱穿暖，还有余钱可以买书，是否就可算是已获得“绝对必需的东西”呢？也不尽然。如果看到其他人都住着大房子，开着大轿车，每年还能出国旅游，那么仅仅“吃饱穿暖”，只能在书本里神游的人显然不会阿Q式地自认已获得“绝对必需的东西”。这样一来，人人都只能是劳碌命，为了幸福而不幸福地过了一生。所以，幸福总是“少数人”的事。

其实关于幸福，还是我们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为我们有最悠久的文明。和清代文学家张潮比起来，司汤达的幸福观顿然显出它的片面之处。张潮在他的名著《幽梦影》中这样写道：“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长廉静，家道优裕，娶妇贤淑，生子聪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

只是这样的幸福离我们更遥远了。

小编注：此文刊发于2001年11月9日《检察日报》急话闲说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