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下效说节俭

唐人吴兢的《贞观政要·卷六·论节俭》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岑文本担任中书令要职，但他的房宅却低下潮湿，没有帷帐之类的装饰，有人劝他买房置地，岑文本叹息道：“我本来只是汉水南边的一个平民百姓，并没有什么汗马功劳，只是凭借一点文墨，就当上了中书令，我已经很满足了，现在我享受着这么高的俸禄，已经感到很惭愧了，还买房置地干什么呢？”听他这么说，劝他的人叹息着离开了。

在唐朝，中书令为首席宰相，在三省长官中位居第一，因此，岑文本的官位就官场中人来说，已经高到不能再高的地步了。但让人十分感叹的是，尽管如此，岑文本在生活中却可以说节俭到了极点：其房宅居然地势很低，因此屋里十分潮湿；同时，他们家中也没有必要的装饰之物。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这么做的？不是缺乏相应的经济上能力，也不是他缺乏这样的生活需要与一定的生活品味，而是他头脑十分清醒，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是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有意选择的结果：自甘低调与清贫。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说的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的示范效应，以及整体环境的影响也应该是让岑文本自甘低调和清贫的重要原因。

作为皇帝的唐太宗李世民对自身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他有哮喘病，曾经有臣子建议给他造一幢暖阁，被他拒绝了；他一度曾想盖一座宫殿，就连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但一想到秦始皇大修宫殿的前车之鉴，这计划后来取消了。与此同时，他还曾下达昭令，要求他的臣下“勤俭节约”杜绝铺张浪费——自王公及之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若装饰过于豪华，便一切都停止供应并查处。正是因为他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又严格约束臣下，所以，在他在位的二十余年间，整个国家“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节俭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崇尚的新风尚。

还是在吴兢《贞观政要·卷六·论节俭》中，另有这样一些让人感动的，与一众朝臣重臣相关情况的介绍：户部尚书戴胄去世后，唐太宗见他的居所很简陋，没有地方祭拜吊唁，于是下令有关部门专门为他营造祭拜之庙。温彦博官居尚书右仆射，但是家中贫困没有正室，他死后，只有在旁屋祭奠。唐太宗知道后叹息不已，下令为他营造祭庙。魏徵的住宅最初没有正堂。一次他生病，唐太宗当时正要营造小型的宫殿，于是停下工，用这些材料为魏徵营造正堂，又派使者赠送给魏徵喜欢的素布被褥，以成全他节俭的志向。

如果朝臣中只是中书令岑文本一人生活节俭，那么，恐怕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我们可以把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归结为个人认识与习惯；但是，如此这般有太多的朝廷重臣，几乎无一例外生活如此节俭，那么，我们恐怕就不能不为唐太宗点赞了：正是唐太宗本人“身正为范”，方才引得了无数朝臣的“上行下效”——这在今天也被我们称之为“榜样效应”或者是“示范效应”。

只要是对中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贞观年间的国家，是比较繁荣和富足的；在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的背景下，作为唐太宗以及他的朝廷里的高官，适当享受生活，恐怕老百姓不会有太多的意见；然而，唐太宗不是普通的皇帝，而是一个有着深远的历史眼光与远大政治抱负的皇帝，所以，他做出的选择是，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争取做一个有别于秦始皇们的皇帝，可以把他的江山世代相传、也赢得后人赞誉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