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去年七月十日写的文章，刚好一周年。当时，我曾经想去看看张桂梅老师，想为她做点什么。于是我给张桂梅所在的华坪县教育局局长联系，我甚至连往返日程和支教团队都确定了，但因为张桂梅老师那段时间特别忙，我只好延期。这一延就是一年。
这一年来，我了解到张桂梅老师更多的情况，她也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可以说除于漪老师之外，她是获得国家最高荣誉的老师（没有之一）。就物质而言，她的学校并不是特别迫切需要我原来想象的帮助和资助。因为现在有整个党和国家做她的后盾，无论在哪方面，她都不是需要我帮助的“弱者”。再加上她那么忙，我去了只有添忙。所以，我渐渐打消了去看她的想法。
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张老师的赞美有丝毫的减弱，我愿意在远处心怀敬意地凝视着张老师！
我知道“张桂梅现象”比我最初知道的她的事迹要丰富而复杂得多，包括她对“全职太太”的批评，还有她的学校管理方式，我都听到了不同评价的声音。我当然也有我的看法，并不完全赞同。然而——
第一，我把我对张桂梅老师所具有的伟大奉献精神的崇敬之情与对她一些具体操作的不同看法区别开来；
第二，我对她的那些具体做法，包括她对“全职太太”的态度，放在她所处的“此情此景”中，予以充分的理解，我不忍心貌“理性”地予以简单的臧否；
第三，张桂梅老师对教育所做出的超出常人甚至近乎超越人生理极限的牺牲，我绝对做不到，我相信许多人也做不到（所以我坚决反对一些领导以张桂梅老师作为标杆去苛求所有老师），但这不妨碍我发自内心地崇敬她，仰望她。如果说，这是张桂梅自愿的选择，我们任何人都无权不尊重她的选择。
所以，我愿意重申，我对张桂梅老师的敬意丝毫不减。这也是我今天一字不改重新推出一周年前写的这篇文章的原因。
从教几十年来，听过太多催人泪下的教育故事之后，能够戳中我泪点的教育故事已经不多了。但几天前看张桂梅老师的故事，她的六个瞬间却让我热泪盈眶——由于条件太艰苦，学校建校不久，好多老师走了，剩下只有八个老师。眼看学校办不下去了，正在县教育局准备将学生分散到各个学校去的时候，张桂梅看教师档案，偶然发现八个人中有六个党员。于是，她将所有党员集中起来，说：“如果在战争年代，阵地上剩一个党员，阵地都不会丢掉。”言下之意，就是我们有六位党员，能够将这块教育扶贫的阵地丢下吗？张桂梅领着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她回忆说：“我们没钱买党旗，就二楼墙上画了一面党旗，把誓词写在上面，面对党旗宣誓，没宣誓完，都哭了。”
华坪女子高中后来所有的辉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悲壮的起点。我一点都不责怪走了的老师，因为每一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如果要强迫每一个人都“奉献”，那就是道德绑架。但如果走的人里有党员，他就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你不是普通的人，是举起右手宣过誓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承诺过“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现在贫苦人民需要你在这里教书，你却不愿意做出“牺牲”，你宣誓还算数吗？而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张桂梅和她的党员同事来说，当年的宣誓永远算数，且永不过时。多年来，我见过太多的“重温秀”，但这是我见过的最真实最动人的重温入党誓词场面。但愿，张桂梅和几位党员的“重新举起右手”，会让绝非个别的党员无地自容。记者问：“您的学校可不可简单称其为'给贫困山区的女孩专门上的高中’？”张桂梅回答：“不，我们没提'贫困’两个字，因为我觉得贫困对女孩子来说，也是一种隐私。所以我们不叫贫困女孩，而叫大山里的女孩儿。”
同时怦然心动：不说“贫困”不是鸵鸟心态，不是掩耳盗铃，而是对人的尊重。张桂梅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体现出她对每一个女孩的尊严的尊重。而且，在她看来，贫穷是暂时的客观现实，但它不是一个人永远的标签，更不是一个人用以博得天下人怜悯的“资本”。的确有这样的人，以“贫穷”为不由分说的索取理由，甚至“秀贫穷”，逼着别人“献爱心”；还有一些媒体在报道相关新闻事件时，也刻意用“贫穷”作为“看点”来抢读者眼球，或者在文章中渲染悲情，铺叙贫穷，全然不顾主人公的尊严。对比张桂梅回避“贫穷”二字，而用切切实实的行动帮助女孩子们改变贫穷，她堪称“伟大”。为了筹集办学经费，张桂梅在街头“乞讨”。其实，她当时已经是获得过各种荣誉的优秀教师了，还曾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她对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说：“我想办一所学校，你能不能支持我五块十块？”当有人骂她是“骗子”时，她便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各种荣誉证书和关于她的优秀事迹的报道。看到这里，我鼻子发酸：为了女孩子们的尊严，她宁愿让自己的尊严破碎一地。我估计有人要说了：让一个优秀教师做当代武训，行乞办学，这是国家的耻辱！本来该做这件事的政府干什么去了？如果在过去，我也会这么“深刻”地斥责。但是，在云南大山深处金沙江畔的华坪县，经济并不发达，要办一所张桂梅所期待的免费高中，就是在经济发达地区也不容易，而对华坪县政府来说，也确实困难。然而，2008年当地政府还是做到了——丽江市和华坪县各拿出100万，帮助张桂梅办校。2008年9月，华坪高中正式开学，教师工资和办学经费均有县财政保障，学校建设由教育局负责。抗战时期，毛泽东曾用愚公移山的神话故事来激励中国人民，“挖山不止，感动上帝”。60多年后，张桂梅也感动了“上帝”：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在大山深处诞生。
多年前，我对学生说过：“做到了该做到的，算不上高尚；但如果连该做到的都没做到，则绝对是可耻！”丽江市和华坪县出资办女子免费高中，似乎是“人民政府”应该做的，但在现行背景下，我依然要为之大大点赞！而那些经济状况大大优于贫困地区的地方却没能做到这一点，相关的政府官员们是不是应该有所悟有所愧更有所行呢？在重男轻女的大山深处，每招一个女生都十分艰难。好不容易招来了，又跑了。“孩子没来，我去找，跑到大山里，才十几岁的姑娘，已经被嫁走了。”张桂梅回忆说，“我对孩子父母说，这个孩子我是一定要领走的！一定要让她读书的，反正不要你出一分钱，你不出钱，我把她领走了，你还不愿意啊？你让我把孩子带走吧！”
按说，老家在东北的张桂梅，和这片贫瘠土地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没关系，但她却把每一个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牵挂，来担忧。这份无私的情怀一般人做不到，也不应该强迫每一个人都做到，但张桂梅做到了，我没有理由不对她肃然起敬。张桂梅的一个学生对记者说：“我考大学想考到东北去。因为那里比较远，我想走出去，靠学习改变命运。”
帮助女孩们走出大山，改变命运，这是张校长的梦想。在一般人看来，这永远也只是一个梦想。但张校长将这梦想变成了现实。2008年，华坪女子高中首届招收100名女生（中途走了四个），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分数没门槛，基础很差，但在张校长和她同事们的努力下，2011年第一届毕业生，96个考生中，本科上线69人，其中一本率是4.26%，综合上线率100%。到了2019年高考，华坪女高118名毕业生，一本上线率达40.67%，本科上线率82.37%，排名丽江市第一。须知华坪女子高中不是北京人大附中，不是河北衡水中学，不是上海中学，不是成都七中……这是一个伪问题。人生的幸福当然不是绝对由上大学决定的，但至少女孩们走出大山，走进大学，她们未来的选择更加丰富，她们收获人生幸福的概率无疑是大大提高了。
而如果不上大学留在山里，她们人生之路只有一种选择：操劳的妻子、操劳的母亲，操劳的奶奶……以考上大学“未必幸福”为由，怀疑张桂梅的奉献，进而否定她的伟大，我为张桂梅抱不平。张桂梅领着记者去她的宿舍，其实也是学生宿舍，因为她一直和孩子们住在宿舍里。看着张桂梅吃力地爬楼，知道张桂梅身体不好的记者问：“你完全可以在一楼找一间宿舍住，为什么要住在三楼呢？”张桂梅说：“我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查呀，这样我上楼的时候，就把每间宿舍查到了。”张桂梅说：“有什么事，我不就可以第一个跑出去，为学生挡点什么。”因为张桂梅说的“第一个跑出去”，不是发生危险时第一个逃命，而是说当外面有了危险时，她可以第一个冲出去为孩子们“挡点什么”。也就是说，体弱多病、走路像风中随时都要熄灭的蜡烛的她，却是这间宿舍里孩子们的“保镖”。当然不仅仅是宿舍孩子的“保镖”，张桂梅还是全校的保安、门卫、勤杂工。当看到天还没亮的早晨，张桂梅手持话筒在催促“起床喽，姑娘们！”时，很难让人想象她其实是这个学校的校长。
和张校长一起奉献的，还有她的同事们。张校长在讲述学校时，总是满怀感动地讲起老师们的故事：一位小伙子结婚，办完仪式马上回学校上课。一位女教师做肿瘤手术，张桂梅说：“你请假吧！”那位女教师说：“只要医生说能穿衣服，我就回来了，我不请。”张桂梅没有自己的生活，她说：“我也不是不想要自己的生活，只是每天在学校做着做着，忘记了时间，把自己的生活给忘了。”建校12年，华坪女高已经有1645名大山里的女孩走进了大学。她回答：“当我的学生大学毕业，走出大山为社会作贡献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值了。”
我想，读到这里，可能有人又要说了：“教师也是人！为什么一定要让教师放弃自己的生活，像清教徒一样生活呢？这不是道德绑架吗？”的确，教师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完全应该获取自己依法获得的物质待遇，更不能要求每一个教师以放弃甚至牺牲自己的家庭生活，来成全学生将来的幸福。但是，对张桂梅和她的同事来说，她们自愿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和人生状态，有问题吗？我们做不到无需内疚，也无可指责，但我们应该尊重张桂梅们的选择。何况，我们学不会也无法学她的这种做法，但其教育精神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我们或许可以学习吧？可是面对人们的敬仰，张桂梅却说，她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感恩而已。1997年，失去丈夫不久的张桂梅遭遇一场大病，无钱治病的她准备放弃，这时候，父老乡亲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别怕，有我们！我们再穷也会救活你！”张桂梅回忆说：“那年县里开妇代会的时候，大家就给我捐钱，一个山里的妇女，仅仅只有五块钱，这本来是她留着回家的路费，也全捐给了我。”
病愈后的张桂梅一下子有了责任感：“我没有为这个小县城做过一点点贡献，却给这小县城添了这么大的麻烦，他们把我救活了，我活着要干什么，我就想做点事。”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毫无疑问，感恩是张桂梅献身创办学校、帮助大山里的女孩走进大学的精神源泉。她说：“我总是对孩子们说，你们毕业了，就不要再回学校。”这刚好和我的一个观点相吻合：教师，一定不能强迫学生感恩。只要一个人真正善良，他对别人的感激之情和回报之责，就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而然的。她的许多学生一直记着张校长，记着母校，所以大学毕业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捐给学校。但张校长不收，县委书记也说，政府有能力养活这所学校，让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享受这份工资吧！没有刻意的“感恩教育”，不强迫学生“感恩”自己，但善良的学生却时时想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样的感情才是纯净的。否则，靠各种大张旗鼓的“感恩教育”培养出来的“感恩者”，很可能是善于作秀的伪君子。2002年，我曾千里跋涉来到网民叫“滇南布衣”的学校，那是一个山坡上的小学，只有10来个学生。当时，附近的小学老师听说我来了，便请我给他们作“报告”。
记得当时是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光线也不太好。面对脸色黝黑但表情淳朴的老师们，我真诚地说——在座每一位老师的环境都比我差，但你们在现有条件下所做的一切都非常令我感动。实话实说，如果让我来到这里工作，我肯定不如你们！我坐在省会城市最牛学校的办公室里，无论谈爱心还是谈新课程，都是很容易的。说心里话，要让我现在就抛弃我现有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到这里来，我做不到。但是，今天我真的受到了心灵的震撼，我从老师们身上看到了许多非常可贵的品质。我愿意珍惜我现有的一切把我的工作尽可能做得更好，同时，尽我所能为广大乡村教师做些呼吁，愿意为改善山区孩子们的学习条件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
我曾经说过，对教育的态度有三种：把教育当饭碗，把教育当事业，把教育当宗教。我还说过，即使是把教育当饭碗也不可耻，只要老师的一言一行能够对得起饭碗，真正敬畏饭碗，也问心无愧。但如果能够再进一步，把教育当事业，可能你所获得的就不只是饭碗赋予你的那些，还有精神上的成果。但和张桂梅比，我还差一个档次，因为她是把教育当宗教。当我们觉得“那么艰苦，还那么干，你图个什么呀”的时候，她却沉浸其中，甚至沉醉其中，不为“什么”——当然，也为着“什么”，就是张桂梅说的：“当我的学生大学毕业，走出大山为社会作贡献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值了。”在我上面所引述的爱因斯坦的话其实并不完整，接着爱因斯坦还这样说——现在，大家都为了电冰箱、汽车、房子而奔波，追逐，竞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但是也还有不少人，他们不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他们追求理想和真理，得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张桂梅因把一批批大山里的女孩送进大学而“得到内心的自由和安宁”，这就是宗教。我承认我不如张桂梅老师，哪方面都不如；她所做的一些事，我做不到，我相信很多老师也做不到。但这不妨碍我向张老师深深鞠躬，表达敬意。我已经和华坪县教育局说好了，暑假去看看张老师，看看她的学校，真诚地向张老师学习！同时看看我能够为华坪教育怎样效力——或捐款或捐物，或支教或送教，我一定尽我所能。https://tv.cctv.com/2020/06/28/VIDETKa7liDk7PSD8gpipvVs2006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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